秘魯專家：中國發展如同列車飛馳（我看改革開放40年）
從上世紀80年代末到今年的7月，我有幸到訪中國20次，足跡遍及十幾個省市。最初我只是一名遊客，後來我作為東亞和中國經濟社會學者前往中國參加學術會議。除了與中國同行交流，我更願意用自己的腳丈量中國土地，用自己的眼睛觀察中國社會的變遷。
1989年我第一次到上海浦東時，浦東中心地帶似乎沒有超過5層的樓房，邊緣地區完全是落後的農村。28年後我重返浦東時，這裡出現了此前無法想像的新元素：直插雲霄的東方明珠廣播電視塔，中國三大門戶複合樞紐之一的浦東機場，世界上最快、時速超過400公里的上海磁浮列車，中國大陸兩所證券交易所之一的上海證券交易所等。事實上，中國的發展就如同上海磁浮列車一般飛速。
旅遊熱 是中國綜合實力的體現
我想重點以遊客的身份談談改革開放給中國旅遊業帶來的巨大變化。
中國有句古語叫“倉廩實而知禮節”，我覺得在當今中國也可以將“禮節”改為“出遊”。換言之，旅遊是錢包鼓起來才能負擔得起的休閒行為，是一種在衣食無憂基礎上的精神享受。
上世紀80年代我第一次參觀故宮時，舉目望去，似乎都是“老外”在遊覽。旅遊對當時的中國人而言，還只是少數人的“奢侈”行為。去年我再次進入故宮時，中國遊客成了絕大多數。統計數據表明，1985年中國國內遊客只有2億人次，到2017年則上升到原來的25倍，達50億人次。這項統計數據與我在中國多個景點遊覽時的感受基本吻合。
旅遊看似是孤立的個體行為，實際上卻是國家綜合實力的體現。對於個人而言，首先需要有經濟實力。改革開放讓中國從“站起來”變得“富起來”。我熟悉的多位中國同行，近20年來換了好幾部手機，也都成了“有車一族”。不僅如此，經濟實力較強者還能夠惠及周圍人。我認識的一位中國學者，與自己的妻兒遊覽了19個省，還帶著自己在鄉下的父母遊覽了很多地方。這位學者告訴我，過去孝敬父母就是給他們買衣服和補品，現在富有了，帶父母出遊成了新時尚，也將“父母在，不遠遊”這一古老孝道，發展為“父母在，同遠遊”。
中國發達的基礎設施，也有力地保障了旅遊的順利進行。中國人常說“要想富，先修路”。中國近幾十年，道路之暢通有口皆碑，令旅行者無不身心舒暢。今天，北京到上海的高鐵最快不到5小時，既快捷平穩又舒適安全。記得上世紀90年代末期，我在京滬兩地來往，單程需要20多個小時，路途時間佔據了整個行程的大部分。
與旅遊和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是移動支付，這也是我在中國短期生活中感受到的最大變化。在這一點上，中國比其他國家要領先很多年。一部手機在握，就可以隨心購買商品或支付需要的服務。去年5月，我在北京與妻子一起打車去購物中心。到了目的地，司機找不開面值100元的人民幣，我妻子的手機上有微信支付功能，司機通過掃描微信支付二維碼，便順利完成支付，既簡便又安全！作為研究中國的學者，我在幾年前就學會了使用微信，與中國學者交流更加便利。
中國的其他配套設施，如賓館、外語導遊、紀念品、廁所等近年來也得到了很大改善。記得上世紀80年代到中國時，我們同行的外國遊客一致抱怨中國存在著“進口容易出口難”的問題。當時找廁所難、廁所衛生條件差，可以說是各個景區的通病。
出境遊 體現中國人的富足與精神追求
就出境遊而言，中國遊客自身就是一大景觀，也更能體現中國人的富足。2017年中國公民出境遊人次近1.3億人次，相當於秘魯總人口的4倍。中國國內旅遊每人每天消費大約600元，而出境遊開支則是國內遊的兩倍左右。令我驚訝的是，這幾年中國遠赴拉美的遊客也在大幅增長。2017年，在秘魯的中國遊客數量增長到2015年的1.5倍，縱然中國到秘魯有近2萬公里之遙。秘魯出口和旅遊促進委員會的數據也顯示，中國遊客在秘魯通常停留4至5天，平均每天支出2000美元。秘魯人普遍感慨中國人確實富了起來。
出國遊不僅說明瞭物質富足，也體現了精神文化追求。“遊遍本國、遊遍世界”這些發達國家的理念，也已深入到不斷富起來的中國民眾心中。中國人不僅對秘魯的自然名勝感興趣，對歷史古跡也非常喜愛。秘中兩國都擁有古老燦爛的文明，深厚的文化底蘊為雙方交流互鑒奠定了基礎。
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有深層原因
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讓世界刮目相看的成就。那麼，其深層原因是什麼呢？答案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我認為與拉美國家相比，有三點必須強調：
一是農民可以流轉土地。這一改革鼓勵農民通過轉包、轉讓、入股、合作、租賃、互換等方式出讓經營權，將承包地向專業大戶、合作社等流轉，發展農業規模經營，提升產量和生活水準。
二是設立經濟特區。這讓中國得以憑藉充足而廉價的勞動力發展製造業，中國的商品開始銷往世界各地。上述兩項舉措對中國數億人的脫貧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三是中國的城市化。據統計，西歐從18世紀80年代工業化開始，用150年完成了2億人口的城鎮化，而中國在不到40年的時間裏，城鎮化人口的數量約是前者的兩倍。中國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國內市場，無需過於依賴外部市場，同時其他國家可以在中國找到市場，世界各國都可從中國的發展中受益。
未來，我還會經常前往中國。中國是我的研究課題，秘魯與中國的聯繫日益緊密，我的工作也越來越重要。作為一名大學教授，我希望在我的學生裏培養中國問題專家。事實上，我已有一些學生從中國大學畢業或正在中國學習，他們既是中國建設成就的見證者，也將成為秘中友好關係進一步發展的貢獻者。
（卡洛斯·阿基諾（秘魯國立聖馬爾科斯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 本報記者 陳效衛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