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國情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
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是推進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社會治理取得顯著成效,社會治理的社會化、法治化、智慧化、專業化水準不斷提高。但仍有一些人談到社會治理時“言必稱希臘”,推崇西方社會治理模式。雖然西方國家的社會治理有其優長之處,但如果照抄照搬、簡單套用,結果必然是“南橘北枳”、水土不服。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必須立足中國國情。
西方社會治理理論大多強調“理性人”基礎上的社會自我治理,主張弱化政治權力甚至去除政治權威,實際上是一種分散型社會治理模式。我國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社會治理”之後,社會治理不斷發展和完善,形成了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在繼續發揮黨政部門作用和優勢的同時,促進群眾通過社會組織、群眾自治組織廣泛參與到社會治理中來,打造共建共治共用的社會治理新格局。這與西方國家社會治理弱化政治、消解權威的邏輯是根本不同的。實踐表明,國情不同,社會治理的理論和模式必然有所不同。即使在西方各國,其社會治理模式也有很大差異。
立足國情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要求我們在借鑒西方社會治理的一些有效做法時堅持以我為主,進行創造性轉化。例如,我國一些地方開始試行“網格化治理”時,曾按西方國家網格化治理的思路,以每一萬平方米為基本單位進行網格劃分,但在實際操作中發現,不同於地廣人稀的西方國家,在我國如果不考慮村落佈局和人口等實際因素,就會導致網格與基層行政單元的犬牙交錯與重疊設置,進而大大增加基層社會治理成本。因此,許多地方在實踐中堅持因地制宜,將“網格化治理”與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相結合,或者把一個自然村(或行政村)設置成一個網格,或者把一個行政村劃分為多個網格,或者把多個自然村納入一個網格,這樣就把“網格”概念用活了。
立足國情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應當用好我們的歷史資源,充分體現地域特色和鄉風傳統。比如,目前農村不少地方制定的村規民約,就是將現代社會規範與村情實際、當地風俗相結合的產物,經村民大會表決通過後成為村民自治的基本行為規範,得到了村民認同。又如,一些地方建立的“鄉賢理事會”,借鑒我國鄉紳治理的歷史經驗,發揮本地德高望重的長者賢者的帶頭模範作用,提升了農村基層社會治理的穩定性。由此可見,不同國家有不同的歷史傳統,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應當用好自身的優秀歷史傳統,而不能把現實與歷史割裂開來,盲目引進其他國家的理論和模式。
立足國情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最重要的是堅持黨的領導。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我國打造共建共治共用的社會治理格局,關鍵是要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在這一社會治理體制中,黨委領導是第一位的。實踐證明,加強和改善基層黨委對社會治理的統籌謀劃與組織領導,能夠更好地凝聚社會力量、完善公共服務、協調利益關係、提升治理效能,從而有效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
可見,我國社會治理必須立足自身國情,而不能“言必稱希臘”。只有立足自身國情的社會治理,才能在中國大地上生根、發芽、成長、壯大,經得起時間和實踐的檢驗,併為世界提供社會治理的中國方案。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
《 人民日報 》( 2018年09月12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