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個有利於”看改革開放四十年（口述歷史——40年，中國更精彩①）
著名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曾榮獲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傑出成果獎、吳玉章終身成就獎、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等。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1978—2018，中國改革開放一路向前，實現了從“趕上時代”到“引領時代”的偉大跨越。
這是成就輝煌的40年，中國人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奮勇打拼，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這也是攻堅克難的40年，中國人一次次穿越風雨、化危為機，不斷邁上新臺階。
從今天起，本報推出“口述歷史——40年，中國更精彩”系列報道，約請40年間部分改革開放政策的制定者、參與者及重大改革事件的親歷者，圍繞改革開放重大節點、重要理念，講述政策決策過程，梳理改革開放發展歷程。
●有些人只看到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卻看不到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巨大變化；有些人只看到當前中國和發達國家之間依然存在的種種差距，卻忽視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基礎；有些人只大力批評改革開放過程中存在的進展不到位或新產生的各類問題和矛盾，自己卻提不出任何有價值的對策和建議……這都是不客觀、不全面、不科學的。
●雖然在達到更大體量後，近幾年來中國經濟增速有一定的放緩，但綜合改革開放40年來看，中國經濟發展成就和態勢無論是橫向看還是縱向看都是一枝獨秀，在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上也是空前的。
●中國在短短4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引起某些國家和某些勢力的嫉妒和擔憂。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和錯覺。中國即使再強大，也絕不會稱霸世界。對我們來說，這種擔憂和嫉妒本身就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取得巨大成就、綜合國力顯著增強的鮮活注腳。試想，在貧窮落後的舊中國，會有哪一個國家真正在乎過中國的態度？
●有一種觀點宣稱改革開放之前工資雖然低，但那會兒的錢“更實在”，而現在名義工資雖提高了不少，但是物價漲得更高。其實呢？通過生活常識稍加分析，就很容易發現這種觀點站不住腳。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正是從那個時候起，我重新回到了講臺，開始為恢復高考後中國人民大學77級的學生們講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
經濟學具有“經世致用”的特色，是為了解決經濟社會發展現實需要而產生的科學。在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社會主義建設乃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息息相關。
當時，面對改革開放的任務和發展過程中的實際問題，在經濟理論上還有很多模糊不清甚至誤解的地方。有些理論工作者對馬列原著當中的理論本身存在誤解、錯解，例如曾批判“科學是生產力”這一馬克思強調的觀點。有的則教條主義地搬弄馬克思主義，如認為“社會主義要消除商品經濟”這個馬克思的觀點在我國已“成為現實”，並認為人民幣不是貨幣，拿國家工資的人員到國營商店買東西不是商品交換關係，而是用“勞動券”領取消費品，以此否定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存在商品經濟。還有些人曲解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關係，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對傳統社會主義的摒棄”，其實他們所要摒棄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對此，我一直認為不應該回避爭論，應澄清謬誤、明辨是非。畢竟，真理愈辯論愈明，正確的理論才能夠更好地指導實踐並接受實踐的檢驗。
改革開放使我有出國進行學術交流的機會。上世紀80年代，我先後兩次應邀赴日本高校講學，並參觀了日本多家工廠、報社和名勝古跡。有一次，我想看一看日本公共交通的情況，提出想乘坐一下日本的公共汽車。上車後我注意到前方有兩排用不同顏色標明的老弱孕婦座位空在那裏，後上車的年輕人寧可站著也不去佔用這些空著的特殊座位。同時我還看到居民們很遵守公共秩序，上車和參觀時排隊有序、沒有加塞或強佔現象。這些讓我認識到，只有高度發展，人們才能夠實現物質精神的雙富足。我參觀日本的幾家現代化工廠，深感只有科技創新、大力發展生產力，擺脫“左”的束縛，國家的繁榮富強才能夠真正實現。
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中國在經濟、社會、文化、生態、國際影響力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歷史性成就。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社會的各種新矛盾、新問題也以不同形式呈現出來，從而影響了一些人對改革開放40年曆史進程的評價。有些人只看到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卻看不到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巨大變化；有些人只看到當前中國和發達國家之間依然存在的種種差距，卻忽視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基礎；有些人只大力批評改革開放過程中存在的進展不到位或新產生的各類問題和矛盾，自己卻提不出任何有價值的對策和建議……這些“一邊倒”式的批評，我認為都是不客觀、不全面、不科學的。我對這些觀點都進行了辯析，澄清了理論是非。
鄧小平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就提出了衡量改革開放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斷標準，即：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這也就是後來人們常說的“三個有利於”。如今，我們評價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進程，最合適的角度與尺規，就是重新從這“三個有利於”出發，加以審視和分析。
40年來，正是改革開放大大促進了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經濟增速在全球範圍內名列前茅。如今，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世界第一大吸引外資國和第二大對外投資國。僅就經濟增速來看，2017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按不變價計算比1978年增長33.5倍，年均增長9.5%，平均每8年翻一番，遠高於同期世界經濟2.9%左右的年均增速，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名列前茅。
雖然在達到更大體量後，近幾年來中國經濟增速有一定的放緩，但綜合改革開放40年來看，中國經濟發展成就和態勢無論是橫向看還是縱向看都是一枝獨秀，在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上也是空前的。就拿之前表現最好的日本來說，其在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黃金時代”維持了近20年。然而我們也必須看到，日本早在明治維新之後就緊隨歐洲進入工業革命。在戰後重建的過程中，日本戰前所積累的雄厚物質和技術基礎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經濟恢復起來也就比較快。相比之下，近代以來中國飽受西方列強欺淩，生產力發展水準低下，整個國家積貧積弱、民不聊生。可以說，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脫胎于生產力極端落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社會主義建設與改革開放所面對的發展基礎較差，生產力發展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殊為不易。
40年來，正是改革開放顯著提高了中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
1978年，我國經濟總量居世界第十一位；2000年超過義大利，居世界第六位；2007年超過德國，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7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折合12.3萬億美元，佔世界經濟總量的15%左右，比1978年提高13個百分點左右。近年來，我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日益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強大穩定器。當然，經濟只是綜合國力的一個方面，綜合國力還包括政治、文化、外交、軍事等諸多方面。
現在，中國在世界經濟和全球治理方面的分量都已經大幅提升。在國際上，很多事務都需要中國的積極參與，很多重要的問題離開中國就難以解決。特別是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更是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儘管中國始終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希望通過改革開放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最終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準，並不想稱霸世界或者去充當什麼“世界警察”，但中國在短短40年中取得的巨大成就還是引起了某些國家和某些勢力的嫉妒。面對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的顯著提高，這些人妄圖壓制中國前進、阻礙中國發展。其實，認為中國“國強必霸”其實是一種誤解和錯覺，也可以說是種不必要的擔憂。中國即使再強大，也絕不會稱霸世界。當然，這種擔憂和嫉妒本身也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取得巨大成就、綜合國力顯著增強的鮮活注腳。
試想，在貧窮落後的舊中國，會有哪一個國家真正在乎過中國的態度、會考慮中國的權益和訴求呢？
40年來，正是改革開放明顯提高了中國人民的生活水準。
儘管不同時期，評判生活水準的標準有所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人民的生活水準實現了真真正正的提高。這種提高，並不是小提高，是較大幅度的提高。數據顯示，從1978年到2017年，我國農村貧困人口減少7.4億人；農村貧困發生率年均下降2.4個百分點；中國減貧人口占全球減貧總規模超七成。
需要注意的是，對於改革開放給老百姓生活帶來的變化，也不乏種種謬論。比如，有一種觀點就宣稱改革開放之前工資雖然低，但那會兒的錢“更實在”、購買力強，而現在名義工資雖提高了不少，但是物價漲得更高。有人據此得出結論說“中國改革開放給民眾帶來的好處只是賬面上的，實際購買力低了”。其實呢？通過生活常識稍加分析，就很容易發現這種觀點站不住腳。
1956年時，小學基層教師和公務人員的最低月工資是30元左右， 大學助教和帶徒弟的二級工人師傅月工資也不過42元，那時候雞蛋是七八毛錢一斤，豬肉是八九毛錢一斤，手錶和自行車120元左右。改革開放前很長一段時期是“短缺經濟”，連最低生活必需品也需要“憑票購買”。如今，大多數收入較低的農民工月工資也能達到3000元左右，全國多數人的月工資收入平均增長了100倍。而雞蛋、豬肉、麵粉、手錶、日用品等商品的價格漲幅平均算下來也就是10多倍。同時，衣食住行等生活消費品的供應，既在量上可以得到滿足，而且供給側和需求側的檔次和水準也提高了。再從收入數字來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7年，全國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25974元，扣除價格因素，比1978年實際增長22.8倍，年均實際增長8.5%。全國居民每人平均消費支出18322元，扣除價格因素，比1978年實際增長18.0倍，年均實際增長7.8%。
改革開放40年之後的今天，當我們重新以“三個有利於”的標準來審視整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時，不難感知這些年來中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國取得這些成就靠的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具體來說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等理論的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又具體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它引領著我國改革開放與發展的進程。
近些年來，有人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下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迅速，因此認為是對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摒棄”，這其實是錯誤的。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私有制的存在，既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又是生產力發展不夠高的結果。在原始社會生產力極端落後的條件下，不可能存在私有制；同樣道理，在社會主義社會要以公有制完全取代私有制，必須以生產力高度發展為條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提供了平臺，促進了中國社會生產力的快速發展，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規律，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要求，符合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曾經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人們看到資本主義國家實行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國家實行計劃經濟，就把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我國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所引起的不正確的認識有二：其一是認為我國轉向市場經濟偏離了社會主義；其二是認為既然改行市場經濟，就應與西方市場經濟接軌，實行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否則就是改革不到位。應該明確：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制度的結合，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
當然，從“三個有利於”的角度出發，改革開放這40年的發展歷程也不能說只有成績而沒有問題，其中還是有不少值得總結的經驗教訓。
比如，我們在實現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由於發展方式過於粗放，付出了巨大的資源環境代價。再比如，在宏觀經濟調控上，經濟時而過熱時而過冷的現象多次出現。上世紀80年代末在物資短缺的情況下搞“物價改革闖關”就引發了一輪嚴重的通貨膨脹。又比如，我們在收入分配問題上一度提出過“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沒有很好地遏制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實際上，效率與公平的適用情況應該是“生產重效率、分配重公平”。單純從分配角度而言，只存在合理不合理、公平不公平的判斷維度，不存在收入分配過程本身的效率問題。這些經驗教訓，無疑將會為今後的道路提供更重要的理論和實踐依據。
《共產黨宣言》指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要儘快增加生產力的總量，因為這是實現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基本條件。馬列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著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也始終把社會主義發展生產力同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增加人民福祉、走向共同富裕聯結在一起。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歷程，就是不斷發展生產力、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的過程。其中每一項政策措施的成敗得失，也都可以從“三個有利於”清晰得見。
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可以說，我們過去面臨的社會主要矛盾有所緩解，新的任務又擺在了面前。
我認為，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中高端生產力相對不足，低端低質產品過剩而高端高質產品供給不夠充分，不能滿足人民提高了的美好生活需要，因而形成了供給和需求新的不平衡。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多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需要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加快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也需要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把各種所有制經濟的活力和動力都充分激發出來，共同致力於高品質高效益的發展，共同推動更平衡更充分的發展。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發展生產力、發展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如期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需要與時俱進創新發展理念。我們黨所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新發展理念，就是發展生產力和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新理念、新途徑。
如何檢驗新時代下工作的成敗呢？我們黨特別提出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思路，讓“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實惠”成為檢驗一切工作成敗的重要尺規。這把尺規與“三個有利於”一脈相承，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對歷史唯物主義和黨的根本宗旨的準確把握。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問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雖然我們已走過萬水千山，但仍需要不斷跋山涉水。在新時代，中國人民將繼續自強不息、自我革新，堅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敢於向頑瘴痼疾開刀，勇於突破利益固化藩籬，將改革進行到底。”這番話，表明瞭中國繼續深化改革開放的決心、指明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前進方向。
改革開放新征程，四十不惑再出發。如今，我也時常在想，我國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如何更好地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繁榮的新需要。社會經濟的發展，既離不開自然科學的支撐，也離不開社會科學的支援。但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同，它有著很明顯的意識形態特點。可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能否繁榮發展和正確運用。我認為，中國還要大力培養和造就一批真懂真信又善於發展創新的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大家，擔負起時代和人民賦予的光榮使命。我自己也願意在這一過程中與時俱進，再多做一些工作。
（本報記者 王俊嶺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