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破局到深耕——香港積極投身新時代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浪潮
新華社香港2月19日電 題：從破局到深耕——香港積極投身新時代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浪潮
新華社記者 王旭 戰艷
如果把珠江口比作一張巨大的弓，從廣州、深圳到香港就如同一支搭起的長箭。《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出臺，猶如引弓搭箭，凝聚起整個區域7000萬人的磅薄力量，射出一支無與倫比的開放之箭、協調之箭、創新之箭。
香港就是這支長箭鋒銳的箭頭。
天時：時不我待 只爭朝夕
早上9點30分，林恒一再次坐上了開往深圳灣的巴士。作為一名落戶前海的創客，每週三次往返香港-深圳，他已堅持了三年。
同一時間裏，鮮丹正走出西九龍高鐵站。他要見一家重要的銀行客戶。作為深圳一家年輕的金融科技公司CEO，香港尚呈“碎片化”的移動支付市場，正需要他全力以赴。
他倆沒有現實生活的交集，但有一個期待是共同的：期望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儘快落地實施，用鮮丹的話說就是“迫不及待，恨不得明天就落地”。在鮮丹眼中，香港是他的年輕公司走向世界的磨刀石，更是最好的跳板。而在林恒一看來，大灣區是給香港一個新機遇，讓年輕人有新的發展空間。
香港急需發展空間，更需要新的發展推動力。
發軔于40多年前的內地改革開放，給香港提供了產業升級的巨大機遇。借助“前店後廠”模式，香港從製造業為主變為生產性服務中心，借助內地加入全球資本配置的機會，香港再變為僅次於紐約、倫敦的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正是內地經濟的崛起，不斷推進香港經濟功能的轉型，是祖國的經濟實力將香港帶入了世界經濟增長的核心地區。
但與此同時，香港經濟結構也日趨固化，發展越來越依賴金融等高端服務業。這類產業的全球資源配置特點，導致人才來自全球，為香港本地創造的高級職位有限。因此，香港就業市場上出現了十分矛盾的現象：一方面失業率極低，近年多在2.8%左右；另一方面，崗位多來自零售、旅遊等中低端行業，香港青年向上流動的機會變少，收入也增長緩慢。
經濟結構固化，又帶來城市創新意願和創新能力低下。財經作家吳曉波去香港一所大學講創新課程，他吃驚地發現，教室裏九成以上學生來自內地和其他地區。
按風險投資數據，到2016年6月，全球有166家估值在10億美元以上的初創企業，香港卻沒有一家。從研發投入看，香港2017年研發開支僅佔GDP的0.8%，不及新加坡2014年的2.198%，更遠低於深圳2016年的4%。
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對此感受尤為深刻。他曾見到兩個香港大學電子工程系的畢業生，因為沒有相應發展前景，都只能轉行做保險代理。他感慨，從一個側面也可看出香港社會的停滯：多年來富豪排行榜基本是原有大家族，90年代以來再未有白手起家的創業者進入。
香港的高地價、高房價也極大地壓制了香港人的生活空間。就買房負擔這個戳中港人痛點的指數來說，香港連年保持世界第一。按最新數據，香港房價已達到每人平均收入的21.5倍，即普通人要不吃不喝21年才能買一套蝸居。
在對創業空間和生活空間的雙重期盼中，2月18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公開發佈，這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國家戰略，香港發展翻開了嶄新篇章。
地利：優勢互補 攜手並進
深圳河靜靜流淌，一邊是山野，一邊已經是高樓林立。一派勃興景象的是深圳福田保稅區，那裏聚集著眾多初創企業。
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吳家瑋，對美國舊金山灣區的高科技成長有著切身體會，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期待香港能與內地特別是深圳攜手發展高科技。大灣區規劃綱要的出臺，讓他心潮澎湃。在他看來，珠三角區域密集的產業集群和完備的產業鏈世所罕見，香港又具有名列前茅的經濟自由度和營商環境，還有數所高水準的大學，兩者聯手簡直就是天作之合，這種高度契合的互補優勢具有相當強的全球競爭力。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聯合匯豐銀行、香港總商會對700名公司高管的調查表明，77％的受訪者對大灣區發展抱有非常強的信心，其中，最具潛力的領域是技術與創新。
把大灣區建成科技創新中心，是規劃綱要中的重要一環。在中央頂層設計的推動下，中央部委與香港、廣東與香港以及穗深與香港之間的科技合作已逐步展開。
2018年5月，科技部、財政部公佈政策，香港大學和科研機構可直接申請中央財政科技計劃項目；9月，科技部與香港創新及科技局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加強創新科技合作的安排》；11月，中科院同意在香港建立兩個科技創新平臺。
在香港與深圳接壤的落馬洲地區，有一塊深圳河取直形成的87公頃河套區域。這塊沉睡20年的土地將由香港、深圳合作建成創新科技園，成為大灣區科技創新發展的龍頭平臺。
香港金融界也期待大灣區能助力香港再上層樓。作為內地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的窗口，香港一直在跨境投資中發揮著橋梁作用。特別是滬深港通及“債券通”，被認為是近3年來最重要的金融基建。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邢自強稱，香港在2018年“滬港通”“深港通”日均成交360億港元，隨著大灣區規劃綱要落地，外資會更加踴躍借道香港進入內地，預計2021年滬深港通日均成交額將達到800億至900億港元。
香港聯交所已修訂上市規則，以吸引大灣區的眾多科技、生命科學和醫療保健公司。香港眾多金融機構也將未來的增長希望寄託在大灣區，紛紛到區內尋找機會。匯豐銀行大灣區計劃已經啟動，其標誌就是，作為首家外資銀行持有控股權的證券合資企業，匯豐前海證券有限責任公司2017年12月在前海開業。
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巴曙松表示，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內的外匯和跨境人民幣業務可將大灣區作為整體，並充分利用珠三角與港澳各自優勢，創新更多與人民幣在全球配置相適應的市場工具、管理手段與政策便利，進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這既是粵港澳大灣區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也能為中國金融對外開放提供‘試驗田’與‘安全墊’。”巴曙松說。
人和：群策群力 跨越壁壘
“去年以來，大灣區的會多，論壇多，關心的人也明顯增多。”祖籍廣東新會的內地經貿協會會長黃炳逢，已經不止一次為人解說大灣區規劃了。次數多了，黃炳逢也有了經驗。他一般先講大灣區概念，再講整體優勢，然後講香港的定位，最後講企業從中會有哪些機遇，一層層闡釋，聽的人都誇他講得清楚明白。
黃炳逢的底氣來自於對內地政策的信心。2017年7月1日，《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在香港簽署。黃炳逢敏銳地觀察到，香港特區政府動作明顯加快，從行政長官到各級官員，多次到內地與各級政府部門對接。在香港，大灣區話題明顯升溫。
各界人士的討論越來越具體，核心主題也越來越明確。香港各界已形成共識：粵港澳大灣區的最大優勢在“一國兩制”，堅守“一國”之本、用好“兩制”之利是建設好大灣區的關鍵。
能否用好“兩制”之利，挑戰在於能否打破“跨境壁壘”。
梁翠盈和余強都是香港的“90後”，他們到廣州創辦企業，以“海歸群體社交軟體”的創意，只花了一個月時間就拿到天使輪1500萬元人民幣的風投。然而，比融資還難的竟然是跨越兩地創業門檻：因身為港人但長期在內地居住，梁翠盈很難在香港登記註冊公司，進而無法以港資身份入股新創業的公司，最後花了幾個月時間才辦完手續。
香港各界人士已提出不少解決“跨境壁壘”需要面對的問題。如跨境人才稅收，香港人在大灣區工作能否按香港稅制徵稅？跨境專業服務，能否降低香港專業服務公司在大灣區落地門檻？跨境金融監管，能否設立協調性更強的機構？香港人到大灣區工作、生活，醫療等社會保障如何建立？就一個小小的微信紅包，內地版的香港人就不能用，因為沒有內地銀行賬戶，而開設賬戶需要有內地手機號碼，等等。
香港特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聶德權介紹，特區政府對大灣區建設極為重視，成立了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為主席的督導委員會，成員包括3位司長、13位局長，可以說把整個政府的問責官員都包括進來了，這是前所未有的。委員會的重要職責就是蒐集整理各方意見，協調推進。
他已數不清自己往內地跑了多少次：“反正大灣區內各市已轉了一遍。”與中央各部委也會談多次，對一年多來中央出臺的多項便利措施如數家珍。
他特別強調，在“一國兩制”方針下建設大灣區，是沒有先例的事，最需要創新思維，需要抓政策的突破，機制的突破。
方舟也認為，粵港澳大灣區規劃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大灣區規劃更像是一個平臺，大致方向確定，能解決的問題確定，大家還可以不斷把新的問題放上去，不斷去解決。規劃制定出來，不是一勞永逸，更不是一蹴而就，它本身就是一個不斷改革創新的過程。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粵港澳大灣區要實現人才、資金、貨物的無縫對接、充分交流，沒有先例，談何容易。只有群策群力，不斷摸索實踐。
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面對內地經濟崛起、科技爆發，在國家復興的偉大征程中闊步向前，越來越多的香港人期望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搭上國家發展的快車，為香港、更為自己開闢出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