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記者現場評：從“記者攔部長”到“部長排隊講”
3月12日上午,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前後,“部長通道”再次開啟。今天,又有13位部門負責人在這裡回答了記者們的提問,“兩高”負責人首次走上“部長通道”。
3月12日上午人大全體會議散會後的“部長通道”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江必新在回答記者提問。(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佟明彪 攝)
如今的“部長通道”,現場井然有序。隔離線一側,一位位部門負責人在工作人員的引導下來到發言臺前回答記者的提問;隔離線另一側,“長槍短炮”高低錯落,記者們摩肩接踵,都躍躍欲試,希望能爭取到寶貴的提問機會。
然而回溯幾年,“部長通道”上並不是這番景象。
所謂“部長通道”,實際上是人大或政協舉行全體會議時的“列席人員通道”。由於各部委負責人經常會列席全體會議,這段路便被約定俗成地稱為了“部長通道”。12年前,筆者第一次參加全國兩會報道,那個時候,人民大會堂北大廳並沒有人來組織採訪。每當有受關注度較高的部委負責人經過時,記者們常常展開“圍追堵截”,以期採訪到權威的聲音。這樣的場面,雖然體現出了記者們的職業精神,但同時也反映出媒體與部委負責人直接接觸的機會還比較少,公眾對於權威資訊的渴求相當強烈。
似乎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部長通道”悄然開始了成長變化。2008年,為了改善採訪秩序,避免風險隱患,記者與“部長通道”之間拉起了隔離線,設置了攝影攝像臺、話筒架和音箱。全體會議前後,每有部委負責人經過時,記者們紛紛呼喊負責人的名字請其留步接受採訪。2010年起,由記者們推舉或自薦產生的個別記者獲准越過隔離線,進入“部長通道”幫大家邀請部長受訪。然而僅僅一年之後,幾位“攔部姐”就相繼“失業”了,因為有越來越多的部委“一把手”在工作人員的引導下主動來到集體採訪區回答記者們的提問。2017年,人大新聞中心開設了“部長通道”問題徵集公眾號,進一步方便了記者提問和工作人員篩選出最熱的問題。
這樣的變化過程,並非是沒有來由的。近年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新聞輿論工作和政府資訊公開工作。習近平總書記就曾指出,“領導幹部要增強同媒體打交道的能力,善於運用媒體宣講政策主張、了解社情民意、發現矛盾問題、引導社會情緒、動員人民群眾、推動實際工作。”李克強總理也明確要求國務院各部部長、直屬機構主要負責人主動召開或出席新聞發佈會,幾乎每年全國兩會召開前,總理都會就積極參加“部長通道”作動員。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各個部委也越來越開明。最近幾年全國兩會期間,“一把手”們紛紛主動走上“部長通道”。而且,受訪者早已不限于國務院各部委的負責人,國務院直屬特設機構、國務院直屬機構、國務院辦事機構、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國務院部委管理的國家局的負責人也頻頻亮相“部長通道”。
以前是“記者攔部長”,現在是“部長排隊講”。2017年全國兩會期間的一次“部長通道”上,筆者曾經向時任銀監會主席的郭樹清提問。那一次,郭樹清排在最後出場。眼看“部長通道”既定結束時間已到,大會開始的預備鈴已經響起,他乾脆提前走到了仍未結束答問的前一位部門負責人身旁,以節省換場時間。即便如此,他也只能用兩分鐘簡短回答了一個問題便匆匆離去,進場參會。而且,由於希望在“部長通道”接受記者採訪的部門負責人較多,一個人在一次全國兩會期間“二上發言臺”的情況最近三年已很難再現。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又有34位部門負責人走上“部長通道”,回應社會關切。在四場”部長通道”中,他們一共回答了66位記者和網友提出的89個問題。筆者粗略統計,有四位部門負責人答問較多,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張曉明,教育部部長陳寶生,自然資源部部長陸昊分別回答了三位記者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江必新在“部長通道”上駐足近24分鐘,時間最長。3月12日,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最後一場“部長通道”,由於全體會議前時間有限,兩位原本計劃會前答問的部門負責人被調整到了會後,導致這次會後的“部長通道”創紀錄地達到兩小時。
隨著“部長通道”從無到有,從記者自發到專人組織,從稚嫩嘗試到逐漸成熟,從簡單隨機到愈發制度化,各部門負責人也越來越積極主動面對媒體、面對公眾。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權威資訊在這裡發佈,越來越多的熱點難點問題在這裡得到回應。從“記者攔部長”到“部長排隊講”,作為各部門與媒體、與公眾之間的一座溝通橋梁,“部長通道”的發展變化,反映出政府資訊公開工作的穩步有效推進,“部長通道”也見證著中國政府執政理念的愈發開放和透明。(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 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