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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稅與簡稅|增值稅減稅:要落地,更要生根

2019-04-13 16:00:00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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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註定是一個“減稅年”,減稅的內容是多層次、多維度的,既涉及到流轉稅,也涉及到所得稅;既有針對性強的小微企業減稅,也有普惠性的基準稅率下調;既有稅率的下調,也有涉企收費的減少。在4月1日之前,減稅降費的重心是“稅”,之後則會逐步轉移到降費,例如4月3日大幅度下調了涉企的行政性收費和經營性收費,5月1日開始正式啟動社保費率的下調。

  這些政策能否發揮其本質作用,取決於兩個關鍵步驟:一是“落地”,二是“生根”。“落地”非常容易理解,就是政策要得到百分之百的執行,不能在執行中打折扣,或者“明降暗升”“此降彼升”“今降明升”“稅降費升”等等諸如此類。關於“落地”過程中的風險,我們會在第5篇專門論述。

  與“落地”相比,更關鍵的是要“生根”。減負、減收都不是減稅的真正目標,自2012年以來,中國的稅收收入增速開始急速下滑,從2011年的22.6%持續降低至2016年的4.3%,維持了長達5年的下降趨勢,雖然2017年開始回調至10.7%,還主要是因為產品價格的上升導致的,是一個非常短暫的現象。另外一點值得引起重視的是,中國的稅收佔GDP的比重僅有18%,稅收佔全部政府收入中的份額僅一半,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18%的稅收佔比是非常低的,減稅會導致稅收佔比繼續下降,從橫向對比來看,降低一個非常低的指標是沒有道理的,從縱向來看,稅收佔比已經從2012年開始是逐步下降了。

  減稅的真正目標是經濟增長,只有減稅帶來了經濟增長,減稅政策才算“生根”。減稅激發了經濟活力的提升,生產、消費、投資、進出口的增加,反過來就擴大了稅基,減稅反而不一定要使得政府減收,至少是減收的幅度遠低於減稅幅度。如果增值稅減稅能夠“生根”,政府、企業、居民都能夠從中獲益,這將是一個多贏的結果。

  減稅與企業投資

  一個國家長期的經濟增長取決於生產能力,生產能力又是由眾多的企業疊加的,因此減稅與增長的第一個關鍵環節,就是減稅與企業生產的關係。宏觀層面的經濟增長,在微觀層面就是企業生產規模的擴大,這種規模擴大的前置條件就是企業投資的增加。企業投資,有可能是單純地增加幾條生產線,以應對突然上升的產品需求,也可能是趁機更新設備,提高生產技術和產出能力。無論是出於什麼樣的目標增加投資,其結果一定是企業的生產能力的提高,並相應帶動上游產業的蓬勃發展。

  但現實的狀況是比較困難的,投資的活躍度在低水準持續徘徊。其中,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從2011年的25%下滑至2014年的15%,民營企業投資從2013年的27%下滑至2015年的9%,幾乎可以認為企業的投資“腰斬”了一大半。正是微觀層面的企業投資持續低迷,才使得中國的宏觀經濟增長維持了6%-7%的區間。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之前的多次減稅政策都是立足於刺激投資。其中,值得重點提及的是兩類改革,第一是增值稅轉型改革,全面推開的年份是2009年,是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第二是2014年的固定資產加速折舊政策,是為了應對2013年的民營投資的“斷崖式”下滑,2014年挑選來132個重資產行業,實施了固定資產加速折舊,2015年繼續增加了281個行業,2018年則實施了力度更大的折舊政策,允許企業購入的500萬以下設備一次性折舊,從而加快了企業投資成本的回收速度。

  此次的增值稅減稅,嚴格來說沒有直接錨定在刺激投資,但是減稅帶來的現金流增加,會間接推升企業的投資。民營企業的投資,無論是固定資產投資,還是研發投資,往往都受制于資金的約束,在自有現金流有限的情況下,這些企業從金融部門獲得信貸的難度也非常大,因此一些原先應該發生的投資支出,就被擱置了。在增值稅減稅的過程中,稅率下降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業利潤,企業的現金流因此而增加,與增值稅降稅率相伴隨的一些其他配套改革,特別是期末留抵退稅政策,更是直接奔著企業的現金流去的。

  減稅和企業投資之間,並不是必然的關係,特別是短期內的不確定性更大。在這幾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一些企業因為主觀或客觀因素經營不善,導致負債率過高,此時的減稅收益將首先用於降低杠桿率。正是這樣的機制,即使是錨定在刺激企業投資的減稅政策,短期內也很難完全逆轉企業投資。不過,減稅的收益幫助這些企業逐步渡過難關,一旦經濟形勢好轉,這些企業的投資也會逐步回升,因此需要對企業投資增長保持長期的耐心。

  減稅與產業分工

  在中觀層面上,減稅帶來的影響則不單純是增加某一個企業的投資,而是促進某一些產業的發展和壯大,抑或是產生一些新興業態的產業形式。在“營改增”之後,中國出現了多檔增值稅稅率,即17%、13%、11%、6%四檔,實際上,還有另一檔更加特殊的0%稅率。這四檔稅率分別對應不同的行業,理論上的適用稅率在行業間是不能交叉的,但在真實的徵管過程中,一些具體的銷售行為是很難清晰界定的,考慮到大多數企業都存在混業經營,企業也會策略性利用稅率檔次差異,盡可能降低自身的納稅負擔。一些產業在此過程中發展受阻,另一些產業則得益於該政策。

  增值稅降低稅率的過程,同樣也會帶來稅率檔次的變化。經過近幾年的改革,稅率檔次已經變成了13%、9%、6%三檔,檔次之間的稅率差距,由原來的11%(17%-6%)降至現階段的7%(13%-6%),中間稅率檔次的差距也相應下降了。稅率差距,反映在稅負上,就是不同行業的增值稅稅負的不公平現象得到了緩解。在價稅互動的情況下,就會直接影響各產業的利潤空間,一些企業出於節稅的目標,傾向於覆蓋產業鏈的多個生產環節,這對產業間的合理分工是不利的。

  增值稅稅率檔次的靠攏,以及增值稅基準稅率的下調,都會帶來產業分工的演化。這種分工可以將一些“不合宜”的上游生產環節外包出去,企業只專注于本環節的生產,做到真正的專業化,提高技術水準和生產能力;也可以是拉長了整個生產鏈條,使得最終產品的附加值更高,這些產品無論是內銷還是出口,都能夠給企業帶來更高的收益。在產業發展維度,這兩種分工形式,都會促進整個產業規模的擴大和技術水準提升,同時還有利於改善市場效率。

  減稅與經濟增長

  在宏觀加總層面,減稅是與經濟增長綁定在一起的。企業投資的增加、產業分工的深化,終歸還是會反映在宏觀經濟的增長。減稅帶來了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又帶來了稅收收入的增加,這才是一個良性迴圈;反之,如果經濟增長沒有明顯變化,減稅就對應了減收,財政壓力的加大會產生難以預料的新問題。因此,從這個維度來說,由經濟增長驅動的稅收收入上升,並不能就此認為減稅政策沒有“落地”,我們需要對稅收收入的變化持有謹慎的解讀。試想一下,如果減稅帶來了企業的減負,減負又帶來了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帶來了稅基擴大,進而增加了政府稅收,這是一個多麼理想的結果。

  減稅會從供給和需求兩方面影響經濟增長。供給方面,就是上文提及的影響路徑。需求方面,主要是在短期內增加了消費需求,這可以是對內銷商品的需求,也可以是對進口商品的需求。需求的上升,會在短期內刺激經濟增長,有利於企業的去庫存,反過來刺激企業擴大生產規模,形成一個良性迴圈。

  在宏觀經濟的需求面,我們經常提及的“三駕馬車”:消費、投資、出口,減稅對這些“馬車”的影響是完全不同的。在增加社會投資的同時,就會減少政府投資;在增加消費的同時,就會減少凈出口。減稅和產品出口之間的關係更為複雜,一方面,因為增值稅退稅率的同步下調,產品的出口優勢會下降;另一方面,企業技術水準的提升,會改善出口產品的品質,這會提升產品的競爭優勢。因此,與企業的投資類似,我們對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也要保持長期的耐心。

  (作者范子英為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

[責任編輯:張曉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