踐踏規則的危機製造者
2018年6月1日，美國決定對歐盟、加拿大、墨西哥等國的鋼鐵和鋁製品，分別徵收25%和10%的懲罰性關稅。2019年5月10日，美國啟動對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徵的關稅從10%上調至25%，由此充分暴露美國政客對“貿易戰”的態度是一意孤行、頑固到底，美國踐踏世貿規則、踐踏各國開展合作的良好意願，也失信于歷史。
美方不斷“挖坑”
坑人坑己
使世界“危機四伏”
歷史上，美國總是善於製造危機，更善於在所製造的危機中得利。二戰之後，美國曾多次主動挑起針對日本和歐洲的貿易戰。其中，美國對日貿易戰的時間跨度大約為1985-1995。這次對華貿易戰是又一次典型的“挖坑”行為，坑人坑己。其實，美國的不負責任與坑人坑已行為不是第一次了。查爾斯 P 金德爾伯格是美國著名世界經濟史學家，他認為，20世紀30年代的災難起源於美國取代英國成為全球最強經濟體，但美國採取保守主義、孤立主義政策收縮在北美，其結果導致了1929-1939年全球經濟大蕭條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美國總是在塑造敵人，並且喜歡陶醉在“敵人威脅”的想像中。但美國真正的敵人不是別人，是其自身驕縱偏執的政策。最近一次是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給全球經濟帶來了沉重打擊。美國非但沒有反省，反而在全球經濟需要各國努力跳出底谷的關鍵時刻，重拳出擊將不少國家打回“谷底”。美國毅然決然發動“史詩級”的“貿易戰”，必然導致全球層面的政治保守以及民粹主義抬頭，這對世界經濟乃至全球治理而言無異於是“雪上加霜”。
首先，洶湧的失業潮在世界各地起伏。2008年經濟危機初期，相關機構公佈的失業數據讓世界心驚，而超高的青年失業率更讓媒體驚呼世界正迎來“失業的一代”。期間，在2015年5月，歐盟統計局的數據顯示，歐元區失業率上升至12.2%，創下1995年有數據記錄以來的新高，歐元區近1/4的青年無法找到工作。與此同時，2015年年初，搶灘歐洲的非法移民潮洶湧澎湃，歐盟為之震蕩，面臨二戰以來規模最大的難民危機。難民危機與失業危機匯流加劇了歐洲的價值觀分歧。最近，據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報告，預計在全面“貿易戰”情況下，美國高速公路以及裝備製造行業的失業率最高，將達到10.2%，緊隨其後的是建築裝備製造和採掘業，均為10%；從失業人數來看，由於消費量大幅減少，零售業將失去31.1萬個崗位，批發業和醫療產業將分別失去25.7萬、19.2萬個崗位。“貿易戰”導致的失業潮具有溢出效應，將使各國民眾人心惶惶。
其次，全球資本流動進入低谷期。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2017年8月的報告，全球跨境資本流動（包括外國直接投資、債券和股票投資、銀行借貸和其他投資）相比2007年縮水65%，發達國家對外投資的規模由1.8萬億美元下降至近1萬億美元。在一個“去全球化”的時代下，美國帶頭提出“本國優先”的口號，發達國家對外投資的動力明顯熄火。同時，中國對美投資銳減。據美國諮詢公司Rhodium Group的統計，中國對美直接投資總額在2018年頭五個月只有18億美元，同比減少了92%。原因很複雜，但美國對中國發起的“301”調查進一步加速中國對美投資下跌的趨勢。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宣佈根據美國301法案，將對價值超過6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增收關稅，由此開始了反覆無常、不斷惡化的中美貿易摩擦。全球範圍長週期、大規模的資本流動性減弱，必然導致主要經濟體的經濟粘性減弱、戰略互信減弱，取而代之的是疑懼、敵意的螺旋式上升。
第三，在金融領域，美國以“剪羊毛”的方式收割別國。在歷史實踐中，美國交替使用量化寬鬆與加息兩手政策，維護其美元霸權。第一手，量化寬鬆，即 在早期持續注入流動性，向市場投放大量貨幣。通過量化寬鬆政策影響國際投資機構將業務方向轉至發展中國家，大量“熱錢”進入後，炒高相關國家的房地產、股市、期市、匯市等，當泡沫吹大後再將熱錢迅速抽走，造成民眾恐慌和跟風撤出，造成該國股市、房市暴跌，引發經濟危機。然後這些金融資本再以極低的價格收購該國的核心資產，洗劫該國積累的財富。第二手，美元加息（往往配合“貿易戰”），即美元升值導致各國外儲縮水。對所有新興市場來說，美元加息意味著它們在國際金融市場的融資成本將會不斷提高，而且外資將加快從部分新興市場國家撤離，其貨幣很可能將短期內大幅貶值，沒有外匯從國際市場購買所需產品，更直接停滯其出國，經濟出現惡性迴圈。
2018年，英國朱比利債務活動研究機構公佈的一份數據表明，南部非洲一些國家的債務在過去兩年內增加了50%，為2005年以來的最高水準。該數據指出，導致歷次債務危機的主要原因為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和美國利率回升所致，“歷史似乎正在重演，自2014年來，大宗商品價格指數下跌幅度已超過40%，而美元升值幅度已達15%。”貿易、科技與金融等手段並用，美國希望世界順從其霸權，但美國政客應該好好學習一下歷史規律：“欲令其亡，必先瘋狂”。
美國不自信
冷戰思維加劇
使世界“赤字加劇”
當今世界，不僅面臨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也面臨信任赤字。進入21世紀，隨著新興國家的群體性崛起，美國實力相對下降，開始明顯不自信。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統計數據，從1990年到2015年，發達國家佔全球GDP的比重從78.7%降至56.8%，而新興市場國家佔全球GDP的比重則由19.0%上升至39.2%。這一巨大變化使美國越來越難以接受自身實力的相對衰退，不惜通過貿易進攻主義方式來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和國際地位。近年來，美國當局強調“築墻樹敵”，不願繼續以合作的方式化解治理難題，“退、縮、反、逆”態度與趨勢明顯。
退，即退群，其他國家受益、對美國不利不公的都要退出。美國先後退出氣候變化《巴黎協定》、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退出《全球移民協議》、退出朗核問題全面協議、退出《中導條約》等，一再展現出孤立主義傾向。如同過去在軍事上肆意干預一樣，美國不負責任地收縮和逃避國際責任加劇了國際金融市場動蕩、軍備競賽加劇、地區衝突升級、難民問題擴散、恐怖主義蔓延、民粹主義盛行，給國際社會帶來新的威脅和不確定性。
縮，即利益關切收縮在北美，收縮在自己身上。美國不是想著通過積極合作的方式擺脫危機，而是以製造危機的方式，使局面更加惡化，甚至使美歐關係出現“裂痕”，兩者不再是鐵板一塊。不少歐洲學者表示，“點火容易、滅火很難”，美國當局擅長點火，不擅長滅火。歐洲學者紛紛強調，對美歐關係而言，穩定的政治關係或經濟關係不能基於美國政客的靈機一動，必須要有規矩，唯此經濟界才能放心投資，政治領域的戰略合作才有基礎。位於美國紐約的國際關係智庫“歐亞集團”總裁伊恩 佈雷默認為，特朗普嚴重高估了美國的國際影響力，如果中美爆發“貿易戰”，美國的多數盟友都不願看到中美衝突，將開始疏遠美國相關政策，以對衝風險。
反，即反俄、反華政策更加突顯，冷戰思維加劇。2019年3月25日，美國決定成立針對中國的“當前危險委員會：中國（Committee of Present Danger: China）”。歷史上，該委員會成立過三次。第一次是上世紀50年代初冷戰開啟，第二次是80年代裏根政府發起星球大戰。這兩次主要對準前蘇聯。第三次是本世紀初9 11事件後的全面反恐。這次當前威脅委員會成立是美國歷史上第四次，標誌著美國對“中國威脅”的嚴重性己形成多方共識，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冷戰思維“陰魂”在美國保守主義分子身上仍揮之不去。委員會成員包括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局長伍爾西、白宮前首席策略師班農等對華強硬派。他們的主張是，華盛頓應擊退中國對美國全方位的滲透和破壞，如軍事、高科技、5G網路、意識形態、人權、宗教自由等。中美貿易戰在某種程度上說，也是意識形態戰、法律戰、科技戰、文化安全戰等。
逆，即逆全球化，開歷史倒車。貿易保護主義是典型的單邊主義，反對的是多邊主義、全球化。美國採取的一系列極端貿易保護措施，破壞了國際經濟秩序和WTO規則，衝擊了全球價值鏈和國際分工體系。2019年3月，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發佈的一篇報告《2018年貿易戰對美國價格和福利的影響》（The Impact of the 2018 Trade War on U.S. Prices and Welfare）分析了貿易戰對美國價格和福利的影響。文章認為，到目前為止，高關稅的全部影響都作用在了美國國內消費者身上，2018年提高關稅行為的綜合影響已將美國製造業的平均價格提高了一個百分點。貿易保護看似美國生產商免受外國競爭的衝擊，但實際上這種對定價行為的干擾和改變是不利於自由貿易的。此外，美國提高關稅的政策和其他國家的報復性行為對供應鏈也產生了巨大影響。同時，全球價值鏈的重組可能會給在美國和中國投資的公司帶來巨大成本，因為他們必須將資本和投資設施轉移到其他地方來避開貿易戰。美國發起“貿易戰”的行為是典型的“損人不利已”。
總之，美國當局的咄咄逼人是典型的單邊主義、霸權主義和赤裸裸的經濟挑釁。美方任性妄為的行為，是逆潮流而動，中國必將嚴陣以待，毅然亮劍，打贏這場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的保衛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