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下好“夜經濟”這盤棋？看看這些觀點碰撞！
點“靚”夜空，點亮經濟活力，“夜經濟”成為許多城市發展的新名片。
如何下好“夜經濟”這盤棋？新華社記者走訪企業、政府和專家學者，聽到不同的觀點碰撞。
睡眠之爭：日落而息還是熬到深夜？
明月高懸，“夜遊神”出門，身影活躍在燈火輝映的北京三里屯、廣州琶醍創意園區、長沙解放西路……傳統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被拋到九霄雲外。
當快樂成為夜生活的關鍵詞，有礙健康則成為另一些人反對發展“夜經濟”的理由。
“白天工作壓力大，夜裏就來放鬆一下。這裡那麼多項目可以玩，越到晚上心情越好！”正在北京華熙live和朋友們玩遊戲的李春說。這裡的夜晚有餐飲、街頭音樂表演、互動展覽、轟趴館、遊戲廳、VR體驗、健身等多元體驗式消費。
在廣州，還有夜間遊樂園、夜間動物園、夜間農場等，吸引青少年晚上去玩兒，父母甚至爺爺奶奶也會陪同。
對於“夜經濟”的興起，“夜遊神”們認為這是工業文明發達後的正常現象，是現代生活和節奏改變的反映。
“現代人壽命延長，夜間活動時長和空間範圍一定是相應擴大的，睡眠時間縮短不代表不能保持身體健康。”李春說，“電的應用改變了人類的作息規律，‘夜生活’的興起正是對這一變化的響應，因此應當增加供應滿足這一需求。”
質疑者則認為，白天工作忙碌，夜晚最重要的問題是解決睡眠，尤其是在生活壓力較大的城市和地區。提倡發展“夜經濟”，吸引更多人成為“夜遊神”，可能加劇缺覺問題，導致群體性“亞健康”。
發展“夜經濟”，是為了豐富生活配比的選項。暨南大學生活方式研究院聯席院長費勇教授說，提倡“夜經濟”是為人們的夜間生活提供更多選擇、渠道和方式。夜生活需要，但也要適度。“睡眠和休閒同樣重要，休閒是為了更好地睡眠。我們提倡讓更多人合理安排和利用夜晚時間的‘夜經濟’。”
模式之爭：集聚式還是散落式？
各地“夜經濟”百花齊放，有的把所有地攤、宵夜集中在一個區域；有的疏密結合、自然生長散落百姓身邊。集聚式、散落式，到底誰是“夜經濟”的正確打開方式？
有人認為，從城市管理角度來講，集聚式發展模式有利於管理、配套、交通、安全等方面的保障。
對此，東北財經大學中國戰略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周天勇說，兩種模式各有利弊，關鍵是揚長避短。比如劃定某塊地方集中發展“夜經濟”，方便城市管理，也會造成交通出行等一系列問題。
四川成都武侯區匯聚了錦裏、玉林路等“集中連片式”網紅景點，但在武侯區商務局商貿經濟科科長賴可堅看來，這並不能代表武侯區夜間經濟的全部，“小店經濟”同樣不可忽視。
“百姓的需求是多層次的。不少人對夜生活需求更接地氣，帶著煙火味的日子就夠了。”賴可堅說，對於“外擺位”“跨門經營”等夜間經濟形態，在不影響市容、不擾民、不妨礙交通秩序等大前提下，應積極予以引導、規範。
選擇“夜經濟”模式要結合當地地理、歷史、自然氣候、人文習慣等因素。廣州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朱小燚認為，模式選擇與城市地域空間息息相關。
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被稱為四季花城的廣州，晚上尤其適合戶外活動，春節有看花傳統。但氣候寒冷的地方就無法照搬廣州的模式，而更適合集聚式室內經濟業態，需精細化專門打造“夜經濟”。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王蘊說，發展“夜經濟”，需要因地制宜。一些大的居民社區，可以考慮散落式、社區式的“夜經濟”；大商圈輻射範圍更大，則較適合娛樂、體育、餐飲等多業態的集聚式發展。
角色之爭：“掌燈人”還是“隨行者”？
發展“夜經濟”，政府究竟應當扮演什麼角色——夜晚的“掌燈人”，還是夜市場的“隨行者”？
北京亮相文化傳媒有限公司CEO馬瑛瑛認同政策導向的重要性，“政策導向對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相關政策對我們來說是十足的好消息。”
除了政策先行，不少人認為，政府應當給予傾斜和優惠，引導“夜經濟”發展。墨林娛樂集團北京地區總經理王銳建議，消費習慣的培育需要一個過程，希望政府能夠把前門推廣出去，讓更多消費者知道前門是一個夜間消費、娛樂的好去處。
不少人認為“無形的手”應當在“夜經濟”發展中起“先手棋”作用。
“首先有市場需求，才有政策的相應調整。政策跟著需求走。”廣州市發改委服務業處處長尹志新認為，作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政府應緊跟民眾的需求，緊跟“夜經濟”主體商戶的需求。
事實上，發展“夜經濟”，對於政府部門來說是不小的考驗。在“夜經濟”活躍的地區，要在城市管理、治安防控和經濟發展三者之間找到平衡點，做到適應“夜經濟”、服務“夜經濟”。
“發展‘夜經濟’不能靠政府定義，政府部門不能用政策、條例把‘夜經濟’管死了，更不能以罰代管、甚至出了問題一關了之。”周天勇說，政府要起到放活和管好的雙重作用。硬體要配套，應提供燈光電資源、合理延長公共交通運營時間等；軟體要管好，充分研究“夜經濟”的特點，有針對性地解決城市環境、治安巡邏等隨之而來的隱性問題。
節奏之爭：“打雞血”還是“鎮定劑”？
發展“夜經濟”是要“打一針雞血”，還是“喝口鎮定劑”？
最新數據顯示，2019年夜生活市場逐漸從單一走向多元，覆蓋我國多個城市；城市夜生活指數靠前的深圳、上海、北京等13個城市近四成人口認為夜生活時代正在開啟。
龐大的市場蘊藏著巨大的商機，各地摩拳擦掌、躍躍欲試。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已有13個省區市陸續出臺促進夜間經濟發展的舉措，從旅遊、餐飲、文化、交通等多維度培育發展“夜經濟”。
“政策實施要做好統籌和頂層設計，算好經濟賬。”尹志新說。他舉例說明“通盤考慮”的必要性：公交公司可以虧，但公交公司加上商場的綜合效益算起來如果是盈利的，那這個班車就可以開通。但如果綜合算來依然虧損，那麼拿公共財政去補貼就不合適，得實事求是。
成都市商務局流通產業處處長王永剛是一位有著40年工作經驗的“老商業”。他認為，發展“夜經濟”需要一個邊界，哪些消費場景應該鼓勵，哪些應該約束，值得探討。
周天勇說，選擇“夜經濟”發展模式，要百花齊放，留足政策空間，發揮市場力量。發展真正滿足百姓日益增長的生活需要，才能促進解決就業、穩定收入，搞活城市經濟。
“夜經濟”的著力點，應當是真正為了民眾生活需要。王永剛認為，如果僅僅為了促消費而“大幹快上”“盲目跟隨”，則違背了發展“夜經濟”的初衷，落入了政績工程的“俗套”。“應該久久為功，放在城市服務功能的完善、延伸、提升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