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穩健前行】黨的領導是中國發展的核心優勢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七十年，也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七十年。這期間，無論經過多少曲折坎坷，中國始終穩健前行，從差一點被“被開除球籍”到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中國能夠在較短時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縱然有多方面原因，但最關鍵的原因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黨的領導，是新中國七十年最大、最核心的優勢。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
以初心使命贏得歷史和人民的選擇
不少政治學教材經常會提到：政黨（party）就是一個“部分”（part）。世界上許多政黨只能代表“部分”人的利益，不同的“部分”通過競爭獲得執政權，選舉結束後，一個最強的“眾意”戰勝了較弱的“眾意”，難以找到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約數。世界上很多政黨的生存目標就是為了執政，但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因此政黨不需要考慮代表每一個人的利益，自然也就不需要有那麼長遠的規劃和高遠的理想。
中國共產黨承載的初心使命，就是要回答“從哪來”、“到哪去”。中國共產黨是從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中來，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去，始終堅守理想信念；中國共產黨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來，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中去，始終承載復興大任；中國共產黨從人民群眾中來，到人民群眾中去，始終堅持人民立場；中國共產黨從艱苦奮鬥中來，到偉大勝利中去，始終保持政治本色。歷經苦難，才能見輝煌；不經風雨，何以見彩虹。一個國家由一個有理想、有信念、有奉獻、有擔當的政黨長期執政，必定會沿著既定目標砥礪前行，必定會克服一個又一個的苦難、戰勝一個又一個的挑戰、迎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進入一個又一個的佳境。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以黨的領導引領國家前進方向
在黨和國家的關係上，西方國家從西元1500年算起進入近代史，在長時間的戰爭後誕生了民族國家，在探索國家治理過程中誕生了政黨，形成了以國家為中心的政治傳統，政黨的地位並不是那麼重要。而中國1840年以後陷入了內憂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國人民經歷了戰亂頻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難，在這樣的環境中誕生了最有能力“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的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中締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黨興國興，黨強國強；強黨為強國，強黨建強國。
黨領導國家，就是要為國家發展進步確立正確的方向。一方面，它能夠通過民主集中制原則，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另一方面，能夠形成統一意志，避免國家治理碎片化，培育強大國家能力。只要方向正確、目標精準，中國共產黨就能集中力量辦成大事、難事、好事。7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團結一心，迎難而上，開拓進取，奮力前行，從封閉落後邁向開放進步，從溫飽不足邁向全面小康，從積貧積弱邁向繁榮富強，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人類發展史上的偉大奇跡，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以新型政黨制度保證政治秩序
世界上很多發展中國家並非不想靜下心來搞發展，而是由於短期執政的機會主義作祟以及執政期間反對黨的杯葛，形成了不利於國家長期發展的結局。一個政黨一個方案，你方唱罷我登臺；你執政、我反對。為反對而反對，為制衡為制衡。制衡完畢，什麼也沒做；反對完畢，什麼也做不了。
西方發達國家政治發展的歷史表明，民主並非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前提，而是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歷史成果。因此，“民主是發展的前提”，“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這些觀點似是而非。其實，很多發展中國家首先缺乏的不是民主，而是實現發展的秩序。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既不同於前蘇聯的一黨制，也不同於西方國家的多黨制，這是在中國土壤中“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以各民主黨派為例，各民主黨派代表不同界別，代表了不同的眾意；民主黨派由於匯聚了各方面專業人才，往往能從專業的角度思考問題，對中國共產黨的重大決策、立法、人事安排、重大工作安排等提出真知灼見，促使公共政策更加科學。各民主黨派成員基本都是知識分子，我國知識分子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情懷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優良傳統，可以轉化為提出諍言的制度渠道，推動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
從政黨制度的效能看，越是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約數，越有較高的制度效能。世界上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選擇兩黨制或多黨制，政黨只能代表“部分”人利益，難以實現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約數，而且不少國家在政黨競爭中政治穩定成為稀缺品。前蘇聯的一黨制由於缺乏“眾意”表達和綜合的機制，沒有小河，大河之水也會枯竭，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約數也難以實現。總之，一個國家無論選擇什麼樣的政黨制度，都必須以維護穩定為前提，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目標，代表並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以選賢任能培養治國人才
大國治理與小國治理的難度有天壤之別，不同文化的國家其治理邏輯有天壤之別，但殊途有同歸——國家治理需要優秀治國人才。
當今世界，選舉是政治人才誕生的通行之道。不少國家只重“選”，卻不重“舉”，那些有資本力量做後盾、口才好卻缺乏實際治國能力的政客容易當選，難以治好國，國家治理就會出問題。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先生曾經指出：在一人一票的體制下，有時人民是變化無常的。他們厭倦了生活穩定改善的日子，可能會貿然為了追求新鮮而選擇改變現狀。而政客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做出一些簡單的、煽情的呼籲，比如種族自豪感、宗教和文化，或承諾其他民眾不甚了解的事情，而不是承諾促進經濟發展與增長。
中國數千年來對政治人才既重視“選”，也重視“舉”。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在這個使用幹部的問題上，我們民族歷史中歷來有兩個表現邪正兩派互相對立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賢’，一個是‘任人唯親’。”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任人唯賢”的組織路線，更好地發揮人民主體作用，依靠民主和法治程式，把優秀的政治人才選拔出來、使用起來、管理起來，把社會主義國家治理好。
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工作受黨中央委託不斷培養好的幹部人才，也不斷發現各個領域有突出貢獻的專業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以十八大至十九大期間執行的“千人計劃”為例，7000余名海外高層次人才回國，形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海外人才歸國潮；國家通過實施“萬人計劃”，遴選高層次人才2500余名，建立了國家“萬人計劃”科學家工作室。在對待外籍人才方面，我國設立了“人才類簽證”，頒發新版外國人永久居留身份證，俗稱“中國綠卡”，包括CBA球星馬布裏，小說《牛虻》作者伏尼契的孫女、世界著名核物理專家寒春也取得了中國綠卡。2018年5月2日，諾貝爾獎獲得者伯納德·費林加等7名外籍人士在上海獲得“中國綠卡”。
以黨的組織力推進社會轉型
馬克思、恩格斯曾用“一袋馬鈴薯”來比喻“一盤散沙”的舊中國。新中國成立以來，曾經“一盤散沙”的基層社會被中國共產黨有效地組織起來，進入全方位的社會重建時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迅速實現了在封閉條件下實行計劃經濟向在開放條件實行市場經濟的偉大轉變，進一步優化轉型，推動基層社會增強流動性、自治性和活力，進入全方位的社會轉型時期。
中國基層社會最大的變化是城鎮化和人口流動。1978－2017年，中國的城鎮化率由17．9％提高到58．52％，39年提高40個百分點。城鎮人口由1．7億提高到7．92億，全國人戶分離人口2．92億，其中流動人口2．45億（2016年底），若以每年城鎮化增長率保持1％，則意味著每年有1600－2000萬人口要從農村進入城市。中國在較短的時間內實現了絕大部分人口從農民向市民身份的轉變，這是世界城鎮化史上了不起的奇跡。
今天，中國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始終順應時代進步和社會發展趨勢，建立“再嵌入”、再組織化的體制機制，突出黨的政治功能，提升組織力，以黨建引領社會發展與治理，用組織的力量讓社會有序，用平臺的力量讓社會充滿活力，構建社會和諧治理大格局。
以自我革命實現社會革命
中國共產黨在“一大”綱領中就鄭重提出：“黨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實現社會革命”。社會革命具有長期性、系統性、深刻性、艱巨性，可以說伴隨中國共產黨的一生，而政治革命只是社會革命的一個階段，一個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只是社會革命的一個縮影。
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上世紀60年代初，中國共產黨提出“黨要管黨”，改革開放以後又提出“從嚴治黨”，黨的十六大把“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寫進黨章。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把“全面從嚴治黨”納入“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之中，以打鐵必須自身硬為邏輯起點，統攬偉大鬥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正確處理“自身硬”與“打硬的鐵”之間的辯證關係，形成了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與全面從嚴治黨融為一體的“大黨建”格局。黨的十九大提出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堅持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進一步加大管黨治黨力度，努力把中國共產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
中國共產黨歷經磨難、曲折，依舊能煥發出新的生命力，迎來新的勝利，這要歸功於黨高度重視政治建設和思想建設。“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中國共產黨把政治建設的成果變成了正義的力量，把思想建設的成果變成了真理的武器，再把正義的力量和真理的武器交給了人民群眾，最終匯聚為推動社會革命的不竭源泉。每一次社會革命的結果，都必然把真理的武器成功轉化為中國共產黨人自我革命的武器，必然把正義的力量成功轉化為中國共產黨人自我革命的動力，如此迴圈往復，生生不息。兩股力量互相促進，螺旋上升，確保中國共產黨始終不忘政治本色，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永遠走在時代前列。
以黨的領導力鑄就國家能力
一般說來，成功的國家治理都離不開強大的國家能力，即對內實現國家認同與統治、對外免受外敵入侵和推進國際和平、發展、進步的能力。由於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且是唯一的執政黨，中國的國家能力必然來自黨的強大領導力。
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勒緊褲腰帶在一個一窮二白的農業國中建立起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儘管這個體系與西方發達國家還有不少差距，但沒有這個工業體系作基礎，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不可能華麗轉身，一舉成為全球製造業大國。如果說，改革開放前中國的成就是政府發揮主導作用和計劃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指導作用，改革開放後的成功則離不開政府更好地發揮作用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兩個不同時期，都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強大的領導力。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中國的產業升級、技術進步，人民逐步走向富裕安康。與世界許多國家相比較，中國之所以能取得這樣的成就，不僅僅是迎頭趕上了機遇，還在於中國的體制、大國優勢、戰略定力，而這一切都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科學技術是因為“用”而“好”，不全是因為“好”而用。大國有大國的優勢，像高鐵、重型機械、大數據、人工智慧、航空等領域的技術創新，往往需要巨大的消費人口和市場需求提供發展動力，這些技術只有在使用中才能不斷改進和創新。
在全球化時代，大宗商品、能源、匯率的價格其實不完全由市場供求關係決定，而經常是由國家能力博弈決定的。而每一次國家博弈的結果，必將影響到每一位老百姓、企業家的命運，最終影響到國家命運。因此，國家能力對各國國民都須臾不可離，一個國家進入全球化程度愈深，愈是進入風險社會，愈是離不開國家能力。中國要實現“強起來”的目標，必然會面臨全方位國際博弈格局，中國共產黨必須繼續致力於“做好我們自己的事”，同時致力於拓展和把握好戰略機遇期，黨有力量，國家就有力量，人民就有信心，民族就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