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 我們的國慶記憶
七十年前的那個秋天，毛澤東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位詩人發出“時間開始了”的感慨。七十年崢嶸歲月裏，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國慶記憶。這記憶既是個人成長的私人敘事，也融入了宏大的家國歷史，既銘記新中國創造者和建設者的豐功偉績，也激蕩著每一個中國人熾熱的愛國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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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之北 我在看不夠的界碑邊升起國旗
王子冰
16歲那年的冬天，我從寒冷而乾燥的豫東平原北上參軍，坐汽車、轉火車、乘飛機，用兩天一夜的時間來到了新疆阿圖什，成了一名戍守邊疆的戰士。戎馬倥傯十六載，驀然回首，南疆的沙塵、北疆的風雪、高原的烈日、邊關的冷月都定格成了心底的印跡。
邊關，是我人生中最美的風景。
10年前的秋天，我到“西北第一哨”白哈巴邊防連任職。那裏的冬天雪深天寒，九月十月便開始下雪。當時，山裏還沒通公路，長達半年的“封山期”只能靠自給自足。為了讓戰友們安全順利過冬，我要在國慶節前完成所有越冬物資的儲備。直到新中國60華誕到來，軍地共同組織了一場升國旗儀式，才讓我暫緩了行程。
白哈巴村生活著哈薩克族、蒙古族、維吾爾族3個民族，每週一的升旗儀式幾乎雷打不動。國慶當天，每個人更是盛裝出席。我初來乍到，被那次升國旗儀式所震撼。
戰士把國旗拋向天空那一刻，隊伍裏響起了國歌，不論是蒙古族的耄耋老人，還是哈薩克族的懵懂少年，大家都跟著官兵的節奏，迎著凜冽的寒風，唱著心中的民族戰歌。
隊裏有個名叫加爾恒·坎森的哈薩克族少年，有先天的認知障礙，在官兵的幫助下才學會識字、唱歌。他唯一會唱的歌是《義勇軍進行曲》，每次升旗時，都是他最激動的時刻。
後來我才知道，那時，村裏的少數民族群眾會說漢語的還不多，官兵在連隊開辦了“漢語教學班”，報名的人很多，最想學的就是國歌。
關山萬重，祖國在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不同的模樣。在這個西北邊陲的小牧村裏，她同樣偉大而神聖。
不久後，白哈巴迎來了入冬後最大的一場雪。一夜之間，孤零零的哨所便如同漂在雪海中的一葉小舟，封山期開始了。封山期最怕停水、停電。連隊飲用的是雪水，用電主要靠配發的柴油發電機。遇到地下管道凍住或發電機損壞，生活就變得格外艱難。
但是，只要有機會，我依然會騎著駿馬，背著鋼槍，穿行在邊關的風雪裏，去瞻仰國境線上的一座座界碑。
在旁人眼裏，界碑或許只是一磚一石，但在我們心裏，重逾千斤。
封山期的時光很慢，日子就像界河裏凍住的水，似乎靜止了一般。我每天都會站在二樓俱樂部的窗戶前，隔著玻璃，遙望遠處的雪山。直到來年四五月份，山上的雪像被扯脫線的白毛衣，一點點褪到山頂，露出山坡上大片大片的青松時，春天就來了。
界碑旁有一片松樹林，俯瞰其輪廓頗像祖國的版圖，官兵便稱其為“中華林”。為了讓“中華林”名副其實，一茬茬官兵不斷地修剪、移植、補種，每年國慶節，大家巡邏到這裡，都會站在“中華林”前，進行一次宣誓，用鏗鏘的誓言吼出滿腔的忠誠。
“西北之北，大雪紛飛。走不完的巡邏路，看不夠的界碑……”後來，我寫了一首關於邊防的歌，這首《西北之北》在朋友圈裏連續幾天被“刷屏”。
祖國的邊關越來越美。白哈巴修通了公路，接入了市電，網路也覆蓋到周邊的牧區，以後不會再有“封山期”。資訊發達的時代，牧民借助旅遊開發富了起來，也忙了起來。但每週一的升旗儀式從未間斷，每家每戶的門楣上都插上了國旗，清風徐來，像一片紅色的海洋。
今年國慶節是新中國70華誕，除了升國旗儀式，白哈巴還在緊鑼密鼓地籌備一台主題晚會。除了維吾爾族的“麥西來甫”、哈薩克族的“黑走馬”、蒙古族的頂碗舞，我和戰友還為晚會創作了歌曲《為祖國站崗》，只等那天軍民同臺，普天同慶。
我每次休假回家，總被朋友問起：“邊關那麼苦，為啥你總說邊關很美？”“當兵那麼久，真的不會膩嗎？”其實，我很想告訴他們，邊關最美的不是風景，而是守衛在那裏的那群人。他們從懵懂無知到眼明心亮，從當兵吃餉到心懷家國，所追逐的不是一人之利，而是一國之安。
阿爾泰山物產豐富，每座哨所都處在邊境前沿，許多盜獵、盜採的人員總會利用各種手段躲過盤查、遁入深山或越過邊境，我聽許多老兵講起過他們與盜山者之間的鬥智鬥勇。狼群報恩、哈熊襲營、山盜謎蹤之類的故事，總讓我聽得欲罷不能。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我希望這些故事能夠流傳下去，讓後來的戰友續寫這些故事時，也傳承起這種精神。
守衛一條邊防線，刻下一生戍邊情。桌上的日曆越來越薄，預示著我的軍旅時光所剩無幾。我知道，今後無論走到哪，邊關已和我的生命融為一體，衛國戍邊的情懷永遠都不會變。
（感謝“一號哨位”對本文約稿的支援）
無數難忘日夜只為那個偉大時刻
陶西平
1949年10月1日清晨，我和同學們一道，排著整齊的隊伍，迎著晨曦，滿懷豪情地走向天安門，參加開國大典。為了迎接這個偉大的日子，我們經歷了無數個難忘的日夜。
我在1948年考入北平四中，也就是新中國成立後的北京四中。那時國民黨政權已經奄奄一息，無人顧及教育，學校破爛不堪。由於通貨膨脹，要用一袋麵粉繳納學費。初中年級已經沒有完整的課桌椅，學生要抽籤自備桌椅。我家從東單小市買了一套舊課桌椅，我的同桌李敖從家裏搬來一張小八仙桌。還有同學摞起幾塊磚頭，上面放一塊木板當課桌。
開學3個多月後，我們到學校才發現，國民黨士兵在校門口站崗，不許進校，連書包都不許取出來。原來，傅作義的部隊已經把學校作為陣地，操場上架起4門大炮，軍隊駐紮在校園裏，連我們的課桌椅也被當成柴火燒了。
學校停課到年底，忽然有的同學傳來消息，希望大家回校。我們回校時，看到校長室前的地面上整齊地放著一排排步槍。國民黨兵躲在屋子裏，不出來了。當我正在納悶時，幾位高中同學，後來知道他們是地下黨的同志，站在椅子上，對大家激情滿懷地說：北平已經和平解放，傅作義軍隊就要出城整編，解放軍就要進城了，希望同學們一起歡迎解放軍進城。同學們情不自禁地歡呼起來。
接著，我和不少同學一道，每天來到學校，學唱革命歌曲《東方紅》《你是燈塔》《解放區的天》，用彩色的紙做小旗子，聽解放區的故事。1949年年初，北京四中的隊伍在西四牌樓的路邊，揮舞著小旗，高唱著歌曲，歡迎從西直門進城的解放軍坦克和戰車上豪邁的戰士。
不久，地下黨和老區來的同志接管了學校，學校開始復課。那時，黨在青年中的週邊組織還沒有公開。但是，在學校裏建立了進步的圖書社，在圖書社裏除了有毛主席等領導同志的著作，還有趙樹理等作家的小說，像《李家莊變遷》《李有才板話》等。不少同學去看書，實際是接受革命的啟蒙教育。1949年4月，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成立，5月地下黨的青年週邊組織成員公開身份並轉為團員，原來我所在的班裏已有兩位中國民主青年聯盟的成員，他們也是我最早相識的團員。
當時，最令人激動的是在平津解放以後，大軍南下，捷報頻傳的時刻。4月南京解放，5月西安、上海解放。每有喜訊傳來，同學們就上街遊行慶祝，白天舉著紅旗，晚上提著燈籠，一路高歌，一路歡呼。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成立南下工作團，開闢新解放區的工作，於是學校裏又掀起參加南工團的熱潮，四中許多高年級同學甚至還有初中同學踴躍報名，隨軍南下。
當年7月，北京市為了加強學校的革命隊伍建設，成立了大中學生暑期學習團。在黨員班主任和班上團員的影響下，我已申請入團，所以也被允許進入學習團學習，這是為我一生理想信念奠定基礎的重要時刻。學習團的主任是彭真同志，有4個分團，三分團主要是中學生，分團主任是汪家镠同志。我們每天早晨提著馬扎，唱著歌排著隊去會場聽報告，聽了艾思奇、胡繩、劉瀾濤、榮高棠等領導和專家的報告，學習了社會發展史、黨史、學生運動等理論。
在8月燦爛的星空下，我和一批同學在當時的北京大學民主廣場上莊嚴宣誓，成為最早一批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團員。
接著，就是迎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和開國大典。當時，天安門廣場還是丁字形，堆積著多年未清理的垃圾，同學們和許多群眾一道來到廣場進行清理，在垃圾的底層甚至還發現明清時代的殘留。大家揮汗如雨，但心情舒暢，每個人都希望讓廣場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新中國的啟航。
1949年10月1日上午，北京四中同學穿著當時最美的禮服——白衫、藍褲子，早早地來到天安門廣場，雖然位置離城樓較遠，但個個精神抖擻。大家席地而坐，高唱革命歌曲，等待那莊嚴的時刻到來。下午3點，廣播喇叭裏傳來毛主席洪亮的聲音，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頓時廣場紅旗飄舞，萬眾歡騰。接著舉行閱兵式，我們仰頭看著飛機轟鳴著飛過蔚藍的天空，感到無比自豪。閱兵式後，我們起身開始遊行，校旗飄舞在隊伍的前面，從廣場遊行到學校，已是夜晚，但大家心潮澎湃，仍然歡呼歌唱，還扭起了剛剛學會的秧歌，久久不肯散去。
70年前的這一天，鐫刻在中國的歷史上；迎接這一天的日日夜夜，鐫刻在北京四中的校史上，也深深地鐫刻在我們的心裏。
（作者係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世界聯合會榮譽主席）
曾經的中國驕傲至今讓人唸唸不忘
薛一博
離開中國多年的亞塞拜然著名漢學家、前總統戰略研究中心亞洲國家內外政策首席顧問拉沙德·卡裏莫夫先生，對10年前在中國工作時的一段經歷仍唸唸不忘。2009年，拉沙德是亞塞拜然共和國駐華大使館的一名外交人員，親歷了國慶60週年慶典。
回憶當時親歷的場景，拉沙德描述得清晰而具體。歡樂的人群、飄揚的紅旗、大紅的燈籠、藍天白雲下的天安門和華表，都給他帶來醒目而強烈的視覺衝擊。尤其是，“20萬軍民參與的盛大閱兵儀式，讓我除了感到雄偉、壯觀、驚嘆、震撼，還有感動”。
在中國學習、生活、工作多年，精通漢語的拉沙德先生當然了解中國的發展狀況和成就，他在當時的中國社交網路上也看到了網民們自然流露出的濃濃自豪感。“神舟飛船”“國產大飛機”“高峽出平湖”“高原天路”“磁懸浮列車”“北京奧運會”“一國兩制”……這些詞語一個個從他的口中蹦出。拉沙德還引用了他從網路上看到的一個說法兒，新中國60年，早就從“油燈歲月”發展到了“網路時代”。
拉沙德先生的一言一行都散發出濃厚的“中國氣息”，如果只聞其聲不抬頭看人，你會誤以為是在跟一個純正的中國人對話。拉沙德說：“你可以叫我的中文名字，羅仕德。我與中國很有緣分，我曾經在這個國家學習、生活、工作了15年。是中國培養了我，毫不誇張地說——如果沒有在中國這些年的經歷，就沒有現在的我。”
拉沙德·卡裏莫夫是土生土長的亞塞拜然人。1995年，他以優異成績考入巴庫國立大學中文系，並在一年後通過一項教育合作協議赴北京語言大學學習，自此與中國結緣。在北語本科畢業後，拉沙德留在中國深造，先後拿到了碩士和博士學位。然後，他選擇留在中國工作，參與亞塞拜然駐華使館的工作，為外交事業作貢獻。
在北京的求學和工作經歷，是拉沙德“最為懷念的時光”；親歷新中國成立60週年慶典活動，則是他在中國15年的“精彩瞬間”之一。直到現在，每次去北京出差，他總會回到母校坐一坐，見見老師和同學。2017年，由他編撰的《漢語亞塞拜然語詞典》由中國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本工具書實現了拉沙德早就萌發的一個理想，儘管“編寫詞典的過程非常耗費精力。但看到了越來越多的亞塞拜然青少年在學習漢語，這讓我覺得自己的努力沒有白費，一切都是值得的。”
新中國即將迎來成立70週年的日子，拉沙德接著前面談到的“油燈時代”“網路時代”話題說，僅僅10年過去，用“網路時代”已經遠遠不能描述現在的中國。即便是用現在流行的“5G時代”“人工智慧時代”等，也不足以描述中國的發展狀況。“新中國即將慶祝成立70週年，雖然今年我不能親歷今年的隆重慶祝活動，但10年前的經歷，讓我能夠想像即將在中國、在北京出現的盛況。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它有著更加光明的未來。”
19歲長安街的不眠夜 感覺自己站在了歷史中心
蔡嘯天
作為第一批90後，我即將30歲，也即將迎來人生中第三次國慶大典。雖然這樣表達有些渺小與宏大的錯位感，但畢竟每一次新中國十週年國慶，我和她的關係都不盡相同，因此也在個人生活中構建起了某種歷史維度。
1999年，我9歲，在五線小城的家中，是一個坐在電視機前觀看國慶閱兵遊行的孩子，一個完完全全的觀看者、仰慕者。國慶大典上的一切似乎只是龐大的象徵文本，模糊的記憶，只留下了對歷史讚美詩一般的遺忘。雖然那時沒有網際網路這樣的情感出口，不過對於9歲的我而言，即便有，我也只是“點讚收藏”。
作為一個小軍迷，那年的閱兵又給我從軍報國的熱情添了一把柴火。此後，自己的每一步努力都奔著考軍校的目標而去。2008年高考以後，我搭上了國防生政策的便車，有幸步入以前未敢想過的中國人民大學就讀。
更未想到，2009年，我19歲，第二次和國慶大典相遇，就成為一名參與者。那年暑假，剛參加完為期一個月的加強版軍訓，回家還沒來得及見老朋友，就接到返校參與重大任務的通知。連夜排隊買票、和家人匆匆告別，一路上班級QQ群裏一直在討論，“難不成讓我們參加閱兵？”“已經快9月了肯定來不及”……
回到學校，領到花束、祥雲方巾、印有“我與祖國共奮進”的T恤衫，答案也隨之清晰——我們參與的是國慶群眾遊行“北京奧運”方陣。由於前期進行合練的同學中有部分因故不能繼續訓練，作為有一定隊列動作基礎的國防生，成了不二之選。
時間緊迫，8月27日上午，我們第一次參加校內合練就被選為排面標兵，以引導標正步伐。暑熱未盡，緊張的排練對於其他同學而言是考驗，但對於剛在部隊摔打過的國防生則不在話下。齊步走對我們來說是基本功，更大的責任不在於自身走好，而是努力帶動引導其他同學保持整齊。特別是“北京奧運”方陣需要配合《我和你》的抒情音樂前進，雙手相應做出規定的表演動作，這些都給合練帶來一定難度。
演練很快進入倒計時。9月7日淩晨，參演人員經過嚴格安檢前往天安門地區進行整體合練。是夜，我見到了一眼望不到頭的巴士車隊、轟鳴而過的重型武器裝備、穿著各式各樣服裝的遊行群眾。我躺在長安街的路中央仰望星空，于漫長而沒有黑暗的夜中等候出場，毫無困意。
現在回憶起來，似乎在夜色中更能讓人感受到歷史與個體之間的有效關聯。我們雖然沒有穿著慶典上的志願者服裝，花束還包著塑膠紙，方陣中的花車也沒有搭建完成，但這反而給人以思考的空間。對我個人而言，在此之前，歷史一直存在於書本或影像中。就像我9歲時一樣，我觀看、敬畏，為其興衰榮辱感到自豪或悲傷，但總感覺歷史是歷史，生活是生活，即便是從軍報國的理想，個人化的東西也更多一些。而19歲那條未眠的長安街，讓我開始感受到個人生活和國家歷史的水乳交融，這種無可替代的經歷，使我對胸前“我與祖國共奮進”這句話有了濃烈的感性體悟。
慶典當天，我和同學們一起在等候區高唱國歌，聆聽閱兵式傳來的問候與回應，仰視淩空飛過的戰鷹。而之後的進場、行進、疏散，以及絢麗的花車、恢弘的音樂、揮手的奧運冠軍、天安門城樓上的國家領導人，則像一列隆隆而過的火車，疾馳過東西華表間的96米，震撼心靈，加速呼吸。
有同學說，走過天安門前的那一刻，感覺自己站在了歷史的中心。不得不說，對大多數人而言，參與國慶遊行，這種具有現場感的歷史體驗，的確是人生中少有的榮耀時刻。我也毫不例外感到十分光榮，遊行的道具、服裝、證書等，都被我視若珍寶，收藏在家中。
但沒有現場感，就代表我們沒有處在歷史之中嗎？顯然不是。然而要對之有真切的理解，卻需要生活與實踐。
2012年夏，我作為國防生，從校門直接邁入營門，保家衛國的使命感扎紮實實也落在了肩膀上。7年軍旅生活中，我經歷了基層的摸爬滾打，體會了機關的嚴謹細緻，從事過多種多樣的業務，執行過大大小小的任務，工作平凡，卻有意義。
在這些看上去並不宏大的人生歷程中，我開始體會到，2009年參與的國慶遊行不僅是談資、標簽和榮耀，更是一種契機、源起和動力，它像母校“實事求是”的校訓，也像新時代革命軍人“有靈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要求，鞭策我、激勵我、指引我，用一名軍人的使命擔當和幹事創業的具體實踐，繼續保持個人發展和祖國進步間的密切聯繫，努力創造出比參與國慶遊行更為榮耀的成就。
2019年，我29歲，雖然不在首都，但很榮幸能作為人民軍隊中的一員，以守護者的身份祝福新中國七十華誕，見證恢弘的國家慶典。
大國重器冰冷外殼下 燃燒著熾熱的心
望海洋
我是一名“軍工人”，工作與國家的尖端武器裝備有著密切的聯繫。父親是一名人民解放軍，在這樣的家庭環境裏，從很小的時候開始，我便對軍人充滿了崇拜與敬意，與此同時，也對武器裝備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小學三年級時，父母第一次帶我去軍事博物館，當我看到偉岸的坦克、帥氣的戰機和高聳的導彈走出圖畫書的世界，陳列在我的面前時，我瞬間感受到一種來自內心深處的震顫。
然而，隨著我對軍事裝備知識的了解，年幼時初入軍博的那分激動，也漸漸演變成了一種憂國之情。不論是國內出版的軍事刊物，還是我自行蒐羅的網路資料，都傳遞著一個令我不安的訊號——我國的軍事裝備，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還是太遠了。而在與父親的交流之中，我也感受到了他作為一名解放軍軍官所具有的使命感與緊迫感。我立下志向，一定要親身參與製造世界頂尖級的武器裝備。
立下志向的那年，我觀看了2009年天安門廣場的國慶大閱兵，希冀著有朝一日，能讓國慶閱兵上的武器裝備成為當之無愧的世界頂尖。不久之後，我順利考取了大學的相關專業，由此開啟了真正的軍工生涯。畢業季求職時，當同學們紛紛拿著自己的簡歷，尋找光鮮體面、薪酬優渥的工作時，我堅定地走進了現在這個規模不大、薪水不高，但卻早已在我的“調研”中被鎖定為“目標”的軍工單位。因為它能夠讓我直接接觸到令我魂牽夢縈的武器裝備，同時也能給我一個研究和改進這些裝備的機會。
說來也是一種緣分，見習期滿之後，我在單位被分配到的第一個大型工作項目，便是對即將參加2015年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閱兵的部分裝備進行檢測與維護。當我摸著檢測對象那冰冷而堅固的外殼時，心卻在熾烈地燃燒——這不僅是因為我實現了當年的夢想，也是因為雙手觸及的檢測對象，與10年前我在電視上看到的同類裝備完全不可同日而語。這些大國重器，凝聚著東方崛起的夢想，傾注著那些和我朝夕相處前輩們的心血。雖然檢測和維護已經確保萬無一失，閱兵當天，我還是攥緊了雙拳緊緊盯著電視螢幕上出現的每一種裝備。與2009年相比，我的自豪依然，那份憂思也仍在心底激勵著我，但是，親自檢測最新裝備的寶貴經歷，使得強而有力的自信在我心中油然而生：就算我國軍工產業與世界頂尖水準仍有差距，但這個差距卻在以極快的速度縮小，而在未來，我們的中國必將能夠創造新的奇跡。
不知不覺中，4年又過去了，又一次國慶大閱兵將要如期而至。我的工作還一如從前——時間對搞研發的人而言，流逝得似乎總是比常人模糊、緩慢。因為研發本身就是“十年磨一劍”的“慢功夫”。當人們為那些出自我們同行之手的“大國重器”歡呼喝彩時，我深知其背後藏著多少常人看不到，也沒必要看到的不易與艱辛。作為祖國的“鑄劍者”，我們不必為人群的歡呼而躁動，也不必為一時沒能拿出成果而氣餒。對特定的武器裝備而言，有些改進可能是只有專業人士和“軍迷”才會注意到的細節，但在我們的心裏，卻已經有足夠結實的分量。
因為部署變化，今年我所在的單位不再承擔閱兵裝備的檢測維護工作，但我也不難過——這意味著另一個單位裏，我的同行們在繼續著守護“大國重器”的任務，那些和曾經的我有著類似心境的年輕人，將有機會體會和當年的我一樣的激動人心時刻。當那些經我們這些“軍工人”之手檢測的裝備，在70年大慶那天經過天安門廣場時，我知道我們一定會心跳加速，手掌發汗。因為我們看到的不僅是那些武器裝備威風的外形，更是其鋼鐵外殼裏包裹的熾熱靈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