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治理現代化深刻變革中的理論創新
新中國成立70年來，如何建設全新的社會主義國家、不斷完善和發展治國理政的能力和水準，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核心議題。經過幾代人的艱苦努力，國家治理的理念與實踐不斷成熟和發展。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論斷，並將其作為未來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兩大總目標之一，充分顯示了國家治理現代化這一時代命題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如何認識國家治理現代化背後的歷史流變，如何理解國家治理現代化隱含的理論邏輯，如何勘定國家治理現代化推進的實踐路徑，既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也是一個緊迫的現實議題。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歷史流變
秩序供給是一個古老的政治學議題。如何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主義國家並使其保持繁榮昌盛、長治久安，是數百年來無數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矢志不渝的理想和目標。從空想共產主義到科學社會主義，從馬克思主義到列寧主義，從十月革命到中國革命，實踐從未停止，探索一直在路上。
首先，國家治理現代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如何探索新中國治國理政的最佳道路，對於新中國的幾代建設者來說，既不可能在馬列主義的經典著述中找到現成答案，也不可能從其他國家的政治實踐中借鑒既定模式。新中國成立初期，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建設開始起步，國家治理百廢待興。人們思考最多的問題就是如何借鑒蘇聯的發展經驗，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客觀實際有機結合，走一條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改革開放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逐步形成，國家治理全面鋪開。鄧小平對制度建設的重視、江澤民對政黨治理的關注、胡錦濤對社會管理的倡導都充分體現了這一時期國家治理的目標和著力點。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進入成熟期，國家治理深度發展。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繼承和發展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治國理政的經驗和成果，明確提出“堅持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①這一重要論斷的提出標誌著黨和國家治國理政理念和模式的歷史性飛躍，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標誌性成果，也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理論創新。
其次，國家治理現代化是我國現代化總進程的應有之義。新中國的現代化發展進程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探索之路是同步進行的。毛澤東早在1945年就提及工業和農業的現代化問題。1964年，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首次正式提出“四個現代化”，即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改革開放後，我國現代化進程全面展開。鄧小平多次重申，現代化不僅是“四個現代化”，還包括經濟、政治、法制、社會、教育和人的現代化等諸多方面。黨的十六大將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位一體”納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體佈局。黨的十八大則進一步提出全面落實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強調重視現代化建設各方面的相互協調。直至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習近平總書記創新性地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重要概念，極大地豐富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內涵和實質，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第五個現代化”。
最後，國家治理現代化是現代國家建構的內在邏輯。從統治到管理再到治理，是現代國家建構的重要內容。新中國成立之初，推行的是一元化、全能型的管理模式，政府作為唯一的管理主體，強制、命令和管控是常用手段，無所不能、大包大攬是基本特徵。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後，黨和國家作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戰略選擇，這標誌著倡導良性互動、合作雙贏、民主協商的現代國家建構的宏偉目標正式確立，也標誌著強調多元主體、水準運作、網路治理的新型治理模式的偉大藍圖日趨成熟。從傳統“管理”到現代“治理”的跨越，是治國理政總模式，包括權力配置和行為方式的一種深刻的轉變。②這既非傳統統治的“新瓶舊酒”，亦非西方治理理論的照搬照抄，是符合世情、國情和民情的現代國家建構的創新性理念。“我國今天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在我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 ③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理論邏輯
首先，治理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靈魂。從詞義學的角度，現代治理觀念產生的時間並不長，經歷了從統治到管理再到治理的演進進程。20世紀90年代，詹姆斯·羅西瑙將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合二為一，提出“治理”概念。此時的“治理”具有如下特徵：第一，治理主體的多元性。政府不是權威的壟斷者，市場組織、“公民社會”都是治理的主體。第二，治理範圍的廣泛性。既包括政府領域、市場領域，也包括“公民社會”領域；既涉及公、私兩個部門，也涉及“第三部門”。第三，治理向度的水準性。與傳統權力由上至下的垂直結構不同，治理更強調權力行使的上下互動、水準延展和網路結構。第四，治理原則的協商性。治理不是統治、管理、支配或壟斷，而是平等、合作、協商和自願。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治理與善治理論被引介進入中國，直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國家治理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之一。與西方治理理論和實踐相比，我國的國家治理具有如下特點：一是治理主體更集中，黨和政府作為國家治理的頂層設計者，扮演著更為重要甚至是舉足輕重的角色和功能。二是治理範圍更廣泛，包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政黨等多個領域以及基層、地方、全國、區域乃至全球等多個層次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三是治理向度更垂直，與側重強調水準延展的西方社會相比，我們更強調頂層設計協同上下互動。
其次，制度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支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同時，他又多次強調：“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國家治理能力則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包括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④
最後，協同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保障。作為構成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兩大組成部分，國家治理體系與國家治理能力是一個有機整體，兩者相輔相成。有了好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發揮國家治理體系的效能。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既是結構與功能的關係，也是硬體與軟體的關係。治理體系從根本上決定了治理能力的內容和結構，是治理能力提升的前提和基礎，而治理能力的提升又將促進治理體系效能的充分發揮。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踐路徑
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經濟格局、政治秩序、文明衝突、資訊技術、價值觀念等領域正在發生顛覆性的變革和結構性的變遷。從國內政治到地緣發展，再到全球秩序，都面臨著全新的語境，都暗含著諸多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當前，我國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⑤內外環境的複雜交織，為當代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進一步推進帶來了機遇和挑戰。
第一，以制度為基本框架。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現，必須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框架內合理、有序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堅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經濟制度以及各方面體制機制等具體制度有機結合起來，堅持把國家層面民主制度同基層民主制度有機結合起來，堅持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結合起來。”⑥這三個“有機結合”既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特點和優勢，也勾勒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制度框架。
第二，以人民為價值導向。古往今來，“為誰服務、對誰負責”始終是檢驗一個政黨或政權的試金石。“以人民為中心”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目標和價值所在。這意味著，必須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自覺尊重並依法保護人民的基本權利，必須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第三，以黨的領導為堅強核心。政黨建設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環節，政黨治理的能力與水準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體現。新中國成立70年的歷史已經證明，中國共產黨完全有能力擔當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任。面對當前日益複雜多變的國內外環境，進一步改革和完善黨的執政方式和領導水準，加強黨的制度建設，規範黨內權力運作，從而實現自身治理現代化是當務之急。
第四，以依法治國為重要保障。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在法治的框架下進行，依法行政，依法治理，“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裏”。具體來說，要向全社會弘揚法治精神，倡導法治理念，要將憲法和法律奉為國家治理各層面、各環節的最高準則，逐漸養成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法治習慣。
第五，以全球治理為責任擔當。全球治理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內容。當今時代，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文化多元化、科技智慧化、資訊碎片化使國際衝突、競爭與合作空前強化。國與國之間需要加強溝通和合作，以謀求共存和發展。新中國成立70年的實踐不斷驗證著這個事實：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繁榮也需要中國。近些年，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穩紮穩打、務實創新，相繼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世界理想，充分展現了地區強國和世界性大國的抱負和擔當。
作為新興發展中大國，中國的現代化之路註定要比其他任何一個大國的崛起都更加艱難和複雜，也更具挑戰性。既要在既定規則、傳統格局和老牌大國的圍追堵截中謀求更大的發展空間，又要在維持和平和穩定的發展態勢下規避大國競爭的“修昔底德陷阱”，還要在應對國際組織和跨國公司的強勢發展和分權傾向的同時維持主權的獨立性和民族的認同感。這是前所未有的複雜形勢，必須主動謀局、積極籌劃。這也是百年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必須堅持穩中求進、改革開放、科技興國、大國外交等戰略，積極謀求自身發展，主動參與全球治理，全面提升綜合國力，全力打造大國形象。國家治理現代化任重而道遠。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