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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文明的中國道路

2019-11-03 13:22:00
來源:《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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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河寧,天下平。“從某種意義上講,中華民族治理黃河的歷史也是一部治國史。”在慶祝新中國成立70週年前夕,習近平總書記來到中華民族的母親河,考察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品質發展問題。

  千百年來,黃河既是中華文明的搖籃,也是一條災難深重的大河,曾有“黃河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次大改道”的古語。

  然而,新中國成立至今,70年不決口,20年不斷流,先後抵禦12次大洪水,實現了黃河安瀾。尤其是威震天下的黃河泥沙量,從新中國成立前最高每年流入16億噸,銳減至目前每年2億噸左右,已接近無人類活動干擾的原始農業時期。

  古老的黃河,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獲得了新生,也成為70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生動寫照。

  生態思想歷史性飛躍

  經濟發展和生態文明是人民幸福的重要標識。為人民謀幸福的中國共產黨,始終重視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新中國成立初期,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大力恢復和發展經濟的同時,也拉開了氣壯山河的大規模生態治理和環境保護的序幕。

  1950年七八月間,淮河流域發生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澇災害,造成人民群眾生命財產重大傷亡和重大損失,毛澤東聞訊後悲痛地流下了眼淚,號召“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經過8年不懈治理,淮河防洪泄洪能力大大提高。此後,毛澤東又發出“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的偉大號召,激勵了數代中國人民治理江河的決心和雄心。

  看過《龍須溝》的人,都會對開頭一段場景印象深刻:一場大雨過後,龍須溝附近各種垃圾和漂浮物直接涌進居民家中。一個三輪車夫家的小女孩妞子被龍須溝吞沒……

  這正是舊社會龍須溝地區人民生活的真實寫照。這裡的人們不得不長期在蚊蠅遍地、污水橫流的惡劣環境中艱難度日。新中國剛一成立,北京市政府就啟動了龍須溝改造工程。僅用半年時間,清理了龍須溝內的污泥和垃圾,修建了排水暗溝和瀝青道路,安裝了自來水管和電燈,龍須溝的面貌煥然一新。

  據統計,1949年到1952年,全國修建排水管溝1037公里,清除垃圾約2000萬噸。全國城鄉的衛生面貌初步改觀。

  為了改善新中國的生態環境,1955年,毛澤東向全國人民發出了“綠化祖國”的號召。曾經荒漠一片的河北塞罕壩就是在這樣的號召下,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奮戰,變成了美麗的綠色林海。

  面對大規模經濟建設給生態環境帶來的問題,周恩來提出,我們一定要重視環境保護問題,我們是工業化剛剛起步的一個國家,我們不能走工業發達國家的一些老路,避免出現西方一些工業發達國家環境污染的情況,如果做不到這一點,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怎麼體現出來?還怎麼能稱得上是社會主義國家?

  塞罕壩位於河北省北部。由於歷史上過度採伐,土地日漸貧瘠,北方的風沙可以肆無忌憚地刮入北京。1962年,塞罕壩機械林場建立。經過三代人艱苦奮鬥,塞罕壩地區森林覆蓋率從11.4%提高到80%。目前,這片超過百萬畝的人造林每年向北京和天津供應1.37億立方米的清潔水,同時釋放約54.5萬噸氧氣。中國塞罕壩林場建設者獲得2017年聯合國環保最高榮譽“地球衛士獎”。圖為塞罕壩國家森林公園秋景。 視覺中國供圖

  新中國的締造者們治理江河、綠化祖國的生態理念和生態實踐,反映出中國共產黨人樸素的綠色情懷,其中許多戰略和構想仍是今天建設美麗中國的努力目標。

  1972年6月,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召開。中國政府派出了一個規模很大的代表團參加了這次會議。

  1973年8月,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召開,審議通過了《關於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試行草案)》,將環境保護工作納入各級政府的職能範圍,制定了新中國第一個環保工作的方針——“32字方針”,成為我國環境保護事業的里程碑。

  隨著改革開放大潮興起,工業生產和城市發展規模擴大,我國生態治理和環境保護面臨的挑戰日益嚴峻,社會各界對環境問題愈發重視。40餘年間,我國制定出臺了一系列環境保護政策和制度。

  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注重法治化建設和組織機構建設,將環境保護上升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奠定了我國環境保護法治化、制度化和體系化的基礎。

  1978年,黨中央、國務院作出了在我國西北、華北、東北風沙危害和水土流失重點地區實施“三北防護林”體系建設工程的戰略決策。“六五”期間,環境保護首次被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1983年召開的第二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正式把環境保護確定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1987年,我國發佈首個五年環境規劃——《“七五”時期國家環境保護計劃》,從此環境保護成為國民經濟與發展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

  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順應歷史潮流和人類社會發展趨勢,明確提出:環境保護是關係我國長遠發展的全局性戰略問題,必須把貫徹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作為一件大事來抓。黨的十五大將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寫入黨代會報告,明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要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黨的十六大把“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生態環境得到改善,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之一。我國環境保護事業進入快速發展時期。

  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了樹立和落實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指出要在“推進發展中充分考慮資源和環境的承受力,統籌考慮當前發展和未來發展的需要”,“實現自然生態系統和社會經濟系統的良性迴圈”。黨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建設生態文明”的重要命題,明確了建設生態文明的原則、理念和目標,並將之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的新要求,強調在全社會牢固樹立生態文明觀念,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佈局中,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強調堅持生態興則文明興,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堅持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堅持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堅持建設美麗中國全民行動,堅持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形成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內涵豐富、系統完整,深刻回答了為什麼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什麼樣的生態文明、怎樣建設生態文明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科學指引下,我國生態文明事業發展實現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也使得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制度出臺頻次之密、監管執法尺度之嚴、環境品質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令世界驚嘆。

  生態保護歷史性跨越

  1972年,美國環保運動的先驅組織、著名的羅馬俱樂部出版了《增長的極限》一書,給西方的傳統發展模式敲響了警鐘,並預言世界將面臨生態崩潰的風險,掀起了世界性的環境保護熱潮。

  40年後的2012年,《增長的極限》作者之一喬根·蘭德斯,在持續跟蹤研究的基礎上,形成了羅馬俱樂部最新權威報告——《2052:未來四十年的中國與世界》。報告延續其一貫的悲觀主義判斷,唯獨對中國的發展道路和前景抱以樂觀期待。

  蘭德斯給出的一條重要理由是,對中國政府生態治理和宏觀調控能力充滿信心,“資本主義的短視,已經無法做出保障長期利益的明智決策,而中國多年來實行的五年規劃以及綠色轉型能夠以系統性的方式,將中國建設成為符合其長期目標的國家”。

  這是國際生態研究學術界基於新中國70年持續不斷的積極生態實踐作出的判斷,也是人類受困于西方生態治理模式而作出的反思和期待。這種期待來源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

  保護生態環境必須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只有實行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才能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可靠保障。”

  70年來,我國不斷深化對生態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的規律性認識,逐步形成了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制度體系。

  從法治層面看,早在1978年,我國就將“國家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載入憲法。全國人大常委會1989年審議通過了《環境保護法》,1995年審議通過了《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1996年修訂了《水污染防治法》,1999年修訂了《海洋環境保護法》,2000年修訂了《大氣污染防治法》,2018年通過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基本形成了以環境保護法為龍頭,覆蓋大氣、水、土壤、自然生態等主要環境要素的法律法規體系。2014年《環境保護法》重新修訂,引入了按日連續罰款、查封扣押、限產停產、行政拘留、公益訴訟等措施,被認為是“史上最嚴”的環境保護法。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加快制度創新,強化制度執行,讓制度成為剛性的約束和不可觸碰的高壓線。”“在生態環境保護問題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則就應該受到懲罰。”

  從制度層面看,黨中央頒布了一系列環境保護方面的制度性規範性文件,提出要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大力發展迴圈經濟,加大自然生態和環境保護力度,強化資源管理,建立了節能降耗、污染減排的統計監測及考核體系和相關制度。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寫入黨章、寫入憲法,生態保護紅線列入環境保護法,生態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相繼出臺《關於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等,制定了40多項涉及生態文明建設的改革方案,從總體目標、基本理念、主要原則、重點任務、制度保障等方面對生態文明建設進行全面系統部署安排。

  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等制度出臺實施,主體功能區制度逐步健全,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生態環境監測數據品質管理、排污許可、河(湖)長制、禁止洋垃圾入境等環境治理制度加快推進,綠色金融改革、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編制、環境保護稅開徵、生態保護補償等環境經濟政策制定和實施進展順利。

  2005年,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首次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科學論斷。近年來,杭州市推進改善生態環境、優化空間佈局、發展生態經濟、培育生態文化、健全生態制度各項工作,將“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轉化為生動的現實。2005年5月1日,杭州西溪國家濕地公園正式開園。西溪濕地成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典範和樣板,不但引領了中國濕地保護的潮流,還成為“美麗中國”和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實踐基地。圖為西溪濕地。 視覺中國供圖

  最嚴格的生態環保制度實施以來,制度執行的力度不斷加大。中央實施生態環境保護督察,是加強生態環境保護、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一項重大改革舉措和制度安排。

  從2015年底試點到2018年,第一輪督察累計解決群眾身邊的生態環境問題15萬多個,解決了比較大的生態環境問題2100多個。2018年中央環保督察組對20個省(區)開展“回頭看”。問責風暴席捲全國,問責1萬餘人。2019年,第二輪督察再次開展。

  觸目驚心的祁連山生態破壞案例就是在生態環境保護督察中發現的。

  祁連山曾經自然生態系統多樣,野生生物資源豐富。然而,多年來先後經歷了森林採伐、礦山探採、小水電開發、旅遊設施建設等大規模開發,以致不同程度出現氣候乾旱、雪線上升、草原退化等現象,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

  2017年7月,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生態環境問題受到中央通報批評,“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不堅決不徹底”,“在立法層面為破壞生態行為‘放水’”,“不作為、亂作為,監管層層失守”,“不擔當、不碰硬,整改落實不力”……措辭嚴厲,一針見血,百名領導幹部被嚴肅問責。這一案例的極大震懾作用在新中國生態環保史上是空前的。祁連山加強整改,到2019年初,保護區內144宗礦業權分類退出,水電站生態流量得到落實,林草“一地兩證”問題全面解決,祁連山生態環境整治效果初現。

  生態治理歷史性轉折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黨向人民作出的莊嚴承諾。不能一邊宣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邊生態環境品質仍然很差,這樣人民不會認可,也經不起歷史檢驗。”2018年5月18日,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號召全黨全國人民,“不管有多麼艱難,都不可猶豫、不能退縮,要以壯士斷腕的決心、背水一戰的勇氣、攻城拔寨的拼勁,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

  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後,中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突飛猛進,但在具體實踐中,不少地區因為沒有處理好經濟建設和生態保護之間的關係,一度走過“先污染、後治理”、“邊污染、邊治理”的彎路,經濟增長方式過於粗放,能源資源消耗過快,資源支撐不住,環境容納不下,社會承受不起,發展難以為繼。

  習近平總書記發出警示,“如果仍是粗放發展,即使實現了國內生產總值翻一番的目標,那污染又會是一種什麼情況?屆時資源環境恐怕完全承載不了。經濟上去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大打折扣,甚至強烈的不滿情緒上來了,那是什麼形勢?所以,我們不能把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加強生態環境保護、提倡綠色低碳生活方式等僅僅作為經濟問題。這裡面有很大的政治。”

  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於全面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對加強生態環境保護、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作出了全面部署。污染防治攻堅戰的號角強勁吹響,水、大氣、土壤等各方面各領域的污染防治行動全面鋪開。

  水污染防治穩步推進,防治力度不斷加大。國家陸續頒布了《水污染防治法》、《污水綜合排放標準》、《地表水環境品質標準》等一系列法規和標準,發佈《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簡稱“水十條”),出臺《重點流域水污染防治規劃(2016—2020年)》……水陸統籌、河海兼顧,系統推進水污染防治、水生態保護和水資源管理。

  大氣污染防治提速發力,藍天保衛戰成效顯著。力挽狂瀾式的大氣污染防治故事,人們有目共睹。針對我國出現的長時間大範圍重污染天氣,2013年國務院出臺《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簡稱“大氣十條”),提出大氣污染防治的總體要求、奮鬥目標和政策舉措;2018年接續制定發佈了《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成立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領導小組,建立了汾渭平原、長三角大氣污染防治協作機制。通過這些工作機制,迅速確定了頂層設計和治理格局。通過產業結構、能源結構、運輸結構、用地結構的調整優化,大氣污染治理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土壤污染防治逐步開展,凈土保衛戰穩步推進。70年來,我國已多次開展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土地利用現狀調查等。2016年國務院印發《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簡稱“土十條”),成為我國土壤污染治理的首個綱領性文件。之後,又陸續出臺了《污染地塊土壤環境管理辦法(試行)》、《農用地土壤環境管理辦法(試行)》、《工礦用地土壤環境管理辦法(試行)》等政策措施。《土壤污染防治法》推進土壤污染綜合防治先行區建設,實施土壤污染治理與修復技術應用試點項目,讓土壤污染治理有了明確的法律保障。我國已初步形成由《土壤環境品質標準》、《食用農產品產地環境品質評價標準》等組成的土壤污染防治技術標準框架。一系列政策的出臺和標準的制定,讓土壤污染防治進入兼顧保障土壤品質和控制環境風險的新階段。

  涼水河,曾是北京南城最大的污水排放地,因有污水直排河流受到污染,被市民稱為“臭水河”。2013年,涼水河綜合治理正式啟動,經過黑臭水體治理、留白增綠,污染多年的涼水河正在復蘇:水變清了,河岸變美了,一條條濱河步道、一座座濱河公園,給周邊群眾滿滿的獲得感。上圖:治理後的涼水河(劉新武/攝);下圖:治理前的涼水河(新華社資料照片)。

  70年來,我國污染防治措施持續加強,投入呈現跨越式增長。上世紀80年代初期,全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每年為25億—30億元,到80年代末期年度投資總額超過100億元,“九五”期末投資總額達到1010億元,佔同期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首次突破1%。2017年,我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為9539億元,比2001年增長7.2倍,年均增長14.0%。

  在新中國成立70週年前夕,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氣候經濟學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弗蘭克·喬佐在英國《衛報》撰文稱,“十幾年前,拿中國碳排放增加說事還相當流行,但是現在中國的情況已經發生了太大的變化,在很多方面,中國採取的環境保護措施已經超過遠遠落後的澳大利亞和美國。”

  生態成就歷史性變革

  70年來,我國堅持生態保護與污染治理並重,實施了天然林保護、退耕還林還草等一系列重大生態保護工程,推動構建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劃定生態保護紅線。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創新開展了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性生態保護修復,開展了國土綠化行動,不斷築牢國家生態安全屏障,顯著提升了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和品質。我國生態狀況實現了由局部改善到總體改善的歷史性轉折,中華家園日益美麗動人,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顯著增強。

  長江是湖北省經濟發展的“黃金主軸”。目前,湖北省正以系統性舉措推進山水林田湖草一體化修復,實施長江防護林建設、水土流失治理、河湖濕地保護等一批生態重點工程,優化長江生態環境,持續改善長江水質,積極探索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路徑,著力打造一條全新的綠色生態廊道,築牢長江中游重要“生態屏障”。圖為無人機拍攝的湖北省武漢市東湖綠道。 新華社記者 肖藝九/攝

  在森林覆蓋率上,已經由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僅約8%提高到目前的22.96%,森林蓄積量達到175.6億立方米,成為全球森林資源增長最多的國家;自然濕地保護率提高到49.03%,受到國際社會高度讚譽;全國沙化土地由上世紀末年均擴展3436平方公里,轉變為目前年均縮減1980平方公里,成為全球防治荒漠化成效最顯著的國家。2019年2月11日,美國國家航空航太局發佈的衛星數據顯示,中國新增植被覆蓋面積約佔全球新增總量的25%,居全球首位。

  在水體治理上,全國地表水優良水質斷面比例不斷提升,劣Ⅴ類水質斷面比例持續下降,大江大河干流水質穩步改善。2018年,全國地表水1935個水質斷面(點位)中,Ⅰ—Ⅲ類比例為71.0%,比2016年上升3.2個百分點;劣Ⅴ類比例為6.7%,比2016年下降1.9個百分點;全國近岸海域417個海水水質監測點中,達到國家一、二類海水水質標準的監測點佔74.6%,比2016年上升1.2個百分點。

  在污染防治上,污染防治方式不斷創新,領域不斷拓展,力度不斷加大。2005年全國二氧化硫排放總量比2000年增長27.8%達到高點,但2010年迅速得以扭轉,二氧化硫和化學需氧量排放總量比2005年分別下降14.3%和12.5%,超額完成“十一五”規劃目標。2015年,二氧化硫和化學需氧量排放量又分別比2010年下降18.0%和12.9%,均超額完成排放總量控制目標。2018年,二氧化硫和化學需氧量分別比2017年繼續下降6.7%和3.1%……通過大力推進工程減排、結構減排和管理減排三大措施,污染物減排工作取得顯著成效。

  在大氣治理上,從2013年“大氣十條”實施到2018年,僅僅6年時間,第一批開展PM2.5監測的74個重點城市,PM2.5平均濃度下降了41.7%。近兩三年尤其明顯,2017年同比下降20.5%,2018年同比下降12.1%,2019年1—8月份同比下降14.3%。2018年,全國33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平均優良天數比例79.3%。北京自從2013年9月出臺《北京市2013—2017年清潔空氣行動計劃》之後,正式向霧霾宣戰。經過一系列治理,到2018年,PM2.5年平均濃度為51微克/立方米,較2013年下降42.7%。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952年倫敦霧霾事件後,英國政府付出了30年左右的時間,才摘掉了倫敦“霧都”的帽子;1943年美國洛杉磯霧霾大爆發,直到64年後的2007年洛杉磯空氣才達到清潔標準;上世紀60年代因“四日市公害”事件日本開始治理空氣中的硫氧化物,從1975年的50微克/立方米減少到2010年的21微克/立方米,前後用了35年時間……

  無論是與自己比,還是與其他國家比,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對生態治理的重視程度之高、治理力度之大、環境品質改善速度之快,都很難找到先例。

  中國綠色發展的道路吸引著世界目光,也贏得了國際社會的認可。2013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第27次理事會將來自中國的生態文明理念寫入決議案。3年後,專門發佈《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中國生態文明戰略與行動》報告,充分認可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巨大成就和世界意義。

  2015年11月,習近平主席出席氣候變化巴黎大會,發表題為《攜手構建合作共贏、公平合理的氣候變化治理機制》的重要演講,展現了負責任大國的智慧和擔當。12月,里程碑式的《巴黎協定》經過艱難博弈後正式簽署。時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這樣評價:中國在推動《巴黎協定》達成上作出了歷史性的突出貢獻。中國一如既往地做應對氣候變化、推動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發展的“行動派”,用知難而進、率先垂范的擔當,傳播中國理念,引領前行方向。

  回首往昔,新中國生態環境保護事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成就何其輝煌。展望未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征程何等壯麗。有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有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科學指引,中國的生態文明之路必定會越走越堅實,越走越寬廣。一幅綠水青山、鳥語花香的美麗中國新畫卷,正在全面鋪開。

[責任編輯:張曉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