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貫徹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中國邏輯

　　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國家治理越來越凸顯為一個社會最為重大的實踐課題。國家治理水準高、國家治理能力強，經濟社會發展就健康繁榮；國家治理不善、治理不力，經濟社會發展就喪失了基本的前提和保障。完善國家治理是世界上一切國家的共同追求，但是不同國家走向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制度形態、路徑選擇、方式方法卻是不同的。對於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偉大飛躍的中華民族來說，國家治理應該走自己的路，也確實走出了自己的路。

　　明確國家治理的“方向”和“指向”

　　方向決定道路，道路決定命運，國家治理一定要有正確的方向。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規定了根本方向，這就是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則是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鮮明指向。

　　國家治理的正確方向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社會主義生態文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在制度方面，堅持和完善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

　　國家治理的鮮明指向體現在社會發展狀態上，就是要更加團結，更加眾志成城，更加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讓中國更好地實現歷史性跨越，走向現代化。體現在民族復興上，就是創造性地振奮全民族的精氣神，創造性地增強團結一心的精神紐帶，創造性地激發自強不息的精神動力，讓56個民族“像石榴籽那樣緊緊抱在一起”，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化作民族復興的磅薄正能量，讓中華民族更好地彰顯五千年燦爛文化、傳承五千年悠久歷史，把自己的價值觀與世界共用，用自己的軟實力促進世界共同發展。體現在制度建設上，就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通過全面的系統的改革和改進，以及各領域改革和改進的聯動和整合，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形成總體效應、取得總體效果。到我們黨成立一百年時，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顯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鞏固、優越性充分展現。

　　“根本方向”規定了“鮮明指向”的社會屬性與立場價值。我們追求的現代化，絕對不是背離發展道路、宗旨信仰的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什麼是顛覆性的錯誤？可以說，就是在進行國家治理的過程中迷失了正確的方向。

　　新中國成立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國家治理實踐表明，我國國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動都依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展開，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這是不能含混也不能動搖的。中國在國家治理上走自己的路，具有無比廣闊的舞臺，具有無比深厚的歷史底蘊，具有無比強大的前進定力。

　　守住國家治理的歷史文化根基

　　馬克思講過，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中國近代以來的全部歷史告訴我們，中國的事情必須按照中國的特點、中國的實際來辦，這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正確之道，國家治理更是如此。國家治理體系不是也不能突然搬來一座制度“飛來峰”，而是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在制度學習方面做過各式各樣的嘗試，但都不管用。怎麼辦？答案是必須選擇和培育適合自己、源於自己的制度，這就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國這個佔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東方大國之所以能實現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之所以能迎來曙光，就在於順應了歷史發展潮流，創造性地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伴隨著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大背景下，開始了社會主義制度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黨的建設等全方位的創新發展。特別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下發展市場經濟，給我國的經濟生活帶來了生機活力，等等。所有這一切進一步推動形成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沒有中華文化沃土的滋養，就不可能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勃勃生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國人內心，潛移默化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培育了文化之根，更確立了制度自信的深層依據。通過推動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現代社會發展相協調。“天下為公”“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協和萬邦”等跨越古今的社會發展和國家治理的理念已經深深烙印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同時，在廣泛的文化交流中，我們也不斷學習他人的好東西，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豐富補充我們的制度，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所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契合了中國社會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偉大實踐中得來的，是在新中國成立七十年的持續探索中得來的，是在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九十多年的實踐中得來的，是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由衰到盛一百七十多年的歷史進程中得來的，是在世界社會主義五百年波瀾壯闊的發展歷程中得來的，是在對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的傳承發展中得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是任何制度體系不具備和難以企及的。

　　也正是這深厚的歷史文化根基和堅實的實踐基礎，鑄就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把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優勢概括為13個方面，這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從本質屬性到價值理念、從制度立場到制度目標、從制度績效到制度運作、從宏觀到微觀的全方位立體畫像。

　　堅定國家治理的制度自覺與自信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尚需更加成熟定型，但這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不是改弦更張。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更好；堅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斷革除體制機制弊端，讓制度成熟而持久。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用13個“堅持和完善”傳遞出極為明確的信號。

　　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個新時代，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代，勢必要求制度與時俱進。特別是把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在實踐中形成的、已經被證明是行之有效、至關緊要的經驗、辦法、舉措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讓黨的領導更加堅強有力、人民當家作主得到更加充分的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更加完備，讓涵蓋“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四個全面”戰略佈局的各方面制度體系都隨著中國現代化的進程而更好地堅持並且不斷完善，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夯實制度基礎。

　　馬克思主義認為，制度是社會經濟關係的產物，制度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客觀必然性。馬克思曾對制度下了一個定義，把它作為“具有規定和管理一切特殊物的、帶有普遍意義的‘特殊物’”。但這一“特殊物”並不是人想當然自我選擇與設計的，而是基於客觀的社會歷史形態的。社會經濟關係是決定制度形態的深層次原因。一個國家發展到什麼樣的經濟社會狀態，就會有什麼樣的制度形態。換句話講，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到什麼程度，制度也應該並且也會發展到什麼程度。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目標，呼應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戰略安排，其分步實現目標的時間表與黨的十九大提出的戰略步驟高度吻合。

　　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必須勇於自我革命。堅持，不是固步自封、不是路徑依賴；完善，不能停留于零敲碎打的調整和碎片化修補。沒有全方位、深層次、系統性改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可能完善和發展。這一過程必然會招致一些既得利益群體的反對，會遇到極其巨大的阻力和意想不到的波折。我們必須堅決破除一切不合時宜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

　　有了好的國家治理體系，還要有好的國家治理能力。制度執行力是國家治理的“最後一公里”，必須適應國家現代化總進程，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準，提高國家機構履職能力，提高人民群眾依法管理國家事務、經濟社會文化事務、自身事務的能力，以切實提升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的本領，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以確保持續推動擁有近14億人口大國進步和發展、確保擁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進而實現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