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抗擊疫病的歷史中汲取智慧
演講人：王炳林 演講地點：人民網演播大廳 演講時間：2020年3月
王炳林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高等學校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秘書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兼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副會長，長期從事中共黨史、黨建和大學生思想政治理論等方面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出版《黨的歷史與黨的建設》等著作10多部，發表論文100多篇。
大學生學習“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程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善於總結歷史經驗，汲取歷史智慧，更好地走向未來。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們國家、對我們民族、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都稱得上是一場磨難。如何看待這場磨難，如何從磨難中奮起？2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上強調指出：“中華民族歷史上經歷過很多磨難，但從來沒有被壓垮過，而是愈挫愈勇，不斷在磨難中成長、從磨難中奮起。”
習近平總書記這個重要論斷，對於從歷史中汲取智慧，有很強的現實指導性。讀史使人明智，我們可以從歷史上經歷過的磨難中，特別是從歷史上抗擊疫病的經驗教訓中汲取歷史智慧，堅定我們戰勝疫情的決心和信心。
哈電集團哈爾濱電氣動力裝備有限公司全面復產復工，工人在進行生產作業（3月18日攝）。新華社發
歷史上的瘟疫及防疫鬥爭
具有悠久歷史的中華民族創造了燦爛輝煌的中華文明，同時也經歷了太多的磨難，付出了太多的犧牲。每逢磨難當頭，都能激發偉大的愛國情懷和無窮的鬥爭力量。
今天我們重點講中華民族與瘟疫做鬥爭的情況。中華民族數千年文明史上，常常將這種大規模暴發的疾病稱為“瘟疫”，包括鼠疫、霍亂、天花等。人類與這種瘟疫的鬥爭從來沒有停止過。一些瘟疫的流行也曾影響朝代的興亡，影響了歷史的進程。
3月10日在武昌方艙醫院，醫護人員與即將出艙的新冠肺炎治愈患者互相鼓勁。 新華社發
1.中國歷史上發生的幾次大瘟疫
據《中國疫病史鑒》記載，從西漢以來的2000多年，先後發生過300多次瘟疫流行，經常是十年一大疫，三年一小疫。從一些重要歷史關頭看，瘟疫流行對社會歷史產生過重大影響。
在東漢末年到三國初年，瘟疫大暴發，加之戰亂，人口驟減，由6000多萬減少到1500萬以下。三國時期的赤壁之戰，人們所熟知的是孫劉聯軍火燒戰船大破曹軍，實際上還有當地瘟疫流行導致曹軍敗走。《三國志》就記載：“公（曹操）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
唐宋時期，瘟疫的記載不絕於志書，往往出現如“貞觀十年，關內、河東大疫”“江南頻年多疾疫”等表述。唐朝天寶十三年，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因疫病，眾多士兵病亡，最終大敗，成為安史之亂的導火索之一。
明末清初有一次大規模的瘟疫流行，導致數千萬人死亡。《明史》記載，從萬曆年間開始，傳染病疫情出現了發生頻率逐漸增加，烈度逐漸提高的趨勢。1644年春，鼠疫在北京達到流行高峰，當時的北京死亡多達數十萬人。《崇禎實錄》稱：“京師大疫，死亡日以萬計。”李自成攻打北京之前，北京城已被鼠疫折磨了一年左右，因此有史學工作者將明代滅亡和鼠疫聯繫起來。
1910年至1911年在中國東北地區暴發的鼠疫，奪去了6萬多人生命。對於這次的鼠疫，有專業人士從呼吸道感染症狀嚴重的情況判斷，極有可能是通過飛沫，在人與人之間進行呼吸傳播。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經歷了戰亂頻仍、民不聊生的境遇，衛生狀況比較惡劣，傳染病流行，寄生蟲病分佈廣泛，危害比較嚴重。
2.世界歷史上的幾次大瘟疫
世界也是如此，瘟疫的流行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甚至改變了歷史的走向。
西元前430至西元前427年，席捲整個雅典的瘟疫直接導致了近四分之一的居民死亡。以東羅馬帝國（拜佔庭）皇帝的名字命名的查士丁尼瘟疫，西元541到542年在地中海一帶大暴發。據研究，這是埃及運糧船上的老鼠給東羅馬帝國帶來了一場瘟疫，在當時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每天有多達5000人死亡。最後，這座城市約40%的人口死亡，並蔓延開來，導致了上千萬人死亡，甚至皇帝本人查士丁尼一世也染上了這種疾病。查士丁尼瘟疫使勞動力和兵力銳減，正常生活秩序受到嚴重破壞，對東羅馬帝國帶來災難性後果。
14世紀中葉，肆虐歐洲的黑死病令人談之色變。這是由鼠疫桿菌引起的烈性傳染病，患者身上會出現青黑色的皰疹，故得名“黑死病”。根據學者估計，1347年至1353年黑死病在歐洲大暴發，導致2500多萬人死亡，佔當時歐洲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後來這場疾病在世界蔓延，大約奪取了5000萬人的生命。這場瘟疫改變了歐洲和世界的面貌，很多神職人員染病死亡，動搖了“瘟疫是上帝對罪人懲罰”的這一基本信念，削弱了教會對大眾的精神控制，引起歐洲宗教信仰、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全方位危機，也引發了深刻的社會變革。
16世紀，蔓延于美洲的瘟疫，奪走了數百萬印第安人的生命，約佔美洲大陸人口的三分之一。印第安人因感染西班牙人從歐洲帶來的傳染病而死。
1665年至1666年間發生在英國倫敦的大瘟疫，導致近10萬人死亡，佔當時倫敦人口的五分之一。1918年到1919年流感從歐洲蔓延到全世界，造成上億人感染，奪去了2500多萬人的生命，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還多。
瘟疫對人類帶來了極大傷害。所以，有專家建議，研究歷史要改變過去那種過分注重人類文明及社會形態發展演變的歷史，今後要對人類文明所依存的環境及環境對人類文明產生的影響等方面加強研究。
3.中國古代對瘟疫的防控措施
在防治危害嚴重的傳染病方面，我國從古到今積累了許多經驗。古代對瘟疫的控制主要採取三種方法：
一是藥物治療，中醫藥學趨於成熟，在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形成了防病治病的理論和技術體系。中醫經典《黃帝內經》中有完整的疫病防治思想，奠定了人體生理、病理、診斷以及治療的認識基礎。其他中醫經典如《傷寒雜病論》《神農本草經》則提供了一些防治疾病的辨證處方與藥物知識。
二是預防和免疫治療。唐宋時期廣泛應用香藥來預防疾病，明代流行焚燒蒼術來凈化空氣。隨著防治疫病的認識不斷提高，人們開始實行免疫治療，主要是針對天花。明朝中期，預防天花的人痘接種術在民間出現，清朝將其引入宮廷，為皇室成員種痘，後來這一技術傳到歐洲，發明牛痘接種術，為最終全球消滅烈性傳染病天花奠定了基礎。
三是隔離傳染源。據史料記載，從漢代開始，就用隔離病人的方式來控制瘟疫的傳播。清代宮廷中設“避痘所”隔離感染天花者，規定在隔離九日後親人才可探視。
在整個防治進程中，中醫發揮了重要作用。面對各種瘟疫，一代代大醫毫不退縮，不避艱險，反覆在實踐中研究治法，取得一定效果。同時注重做好隔離預防和公共衛生，加之交通不夠發達，古代很多瘟疫能夠控制在有限的區域內。
中國古代對防疫有豐富的理論與經驗，但是也存在著明顯不足。
一是缺乏有效的組織性防疫。舊的社會制度下社會組織能力弱，在民間，每當瘟疫流行，地方政府與社會人士往往只能做一些臨時性的收容、散藥等工作，沒有持續性，無法持續有效地組織防控。所以瘟疫流行時間長，危害大。二是防護技術不足。受科學技術因素的制約，古人無法知道空氣中存在不同大小的病原顆粒，不能發明相應的隔離防護用具和有效消除病原，雖然認識到疫病會傳染，但無法根本性阻止。
4.新中國的防疫鬥爭
新中國成立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我國的衛生防疫事業開闢了新的道路。1949年11月，毛澤東指示衛生部要大力加強衛生防疫工作的組織和領導。經過大規模的疫情調查和研究，1950年1月，衛生部首先展開了對結核病的預防工作，自當年起在全國各城市大力推廣卡介菌苗接種工作，所需費用由各級人民政府承擔。1950年8月召開了新中國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毛澤東為大會題詞：“團結新老中西各部分醫藥衛生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為開展偉大的人民衛生工作而奮鬥。”會議確立了“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的衛生工作方針。同年10月，衛生部頒發《種痘暫行辦法》，規定全國民眾必須普種牛痘。1951年中共中央發佈《關於加強衛生防疫和醫療工作的指示》，對全國防疫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在抗美援朝期間，我國還開展了防控鼠疫的鬥爭。1952年2月，朝鮮戰場上發生鼠疫、霍亂等傳染病。3月，有志願軍戰士被感染。為做好防疫治療工作，國內先後向前線派出三批包括有昆蟲學、細菌學、流行病學、毒物化學、病理學、營養學等50余名專家和數百名防疫人員，為前方提供鼠疫疫苗，並開展消毒工作。採取這些措施後，前方很快控制住了疫情發展。
第三屆全國衛生會議于1953年12月召開。會議要求更加努力地培養衛生工作幹部，堅持不懈地把愛國衛生運動和預防流行性疾病的工作開展下去。
數十年來，我國大力推行預防接種，持續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建立全國性的衛生防疫體系，健全傳染病預防法律法規，積極開展鼠疫、血吸蟲、瘧疾、麻風、結核、艾滋病等專項防治。1961年基本消滅天花，2000年實現消滅脊髓灰質炎，許多傳染病發病降到歷史最低水準。
在這次抗擊新冠肺炎前，我國也曾經有兩次較大規模的抗瘟疫鬥爭：
一次是消滅血吸蟲病。新中國成立初期，流行于南方一些地區的血吸蟲病是危害最大的傳染病，大約有一千萬人受害，近一億人口受到威脅。黨和政府高度重視防治工作。1955年，毛澤東親自視察了血吸蟲病疫區，併發出了“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的偉大號召，指示衛生部“要把消滅血吸蟲病作為當前的政治任務”。經多年艱苦奮戰終於取得明顯成效。在疫情最重的江西余江縣，人民群眾掀起了一場消滅血吸蟲病的群眾運動，于1958年全面消滅血吸蟲病，創造了世界血吸蟲病防治史上的奇跡。毛澤東看到報道後作《送瘟神》詩二首，表達了興奮之情和豪邁氣魄，其中兩句就是：“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一次是2003年抗擊非典的勝利。非典暴發時，面對這個當時世界醫學界尚一無所知的新型傳染病，人們也有一個逐步認識的過程，最終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全國人民眾志成城，取得抗擊非典的勝利，也促進了國家疾病預防控制體系的建設。
從磨難中奮起的啟示
恩格斯說：“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巨大的歷史進步為補償的。”歷史進步的前提是善於化危機為機遇，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汲取歷史智慧。中華民族在歷史上戰勝疫情、從磨難中奮起帶給我們寶貴的啟示。
第一，正確判斷形勢，辯證看待問題。正確判斷形勢，深刻認識國情，是制定正確政策的前提。作為決策者領導者，能不能正確判斷形勢，撥開迷霧，指明正確的前進方向，這是鬥爭能否取勝的關鍵所在。比如，抗日戰爭爆發以後，就有“速勝論”“亡國論”種種說法，議論紛紛。在許多人對戰爭將如何發展還不甚明瞭的時候，毛澤東正確分析了國際形勢，特別是正確分析了中日兩國的國情，明確提出抗日戰爭是持久的，勝利是屬於中國的。毛澤東有說服力地描繪出戰爭的結局，增強了人民的抗戰必勝信心。這樣的科學判斷，就是在正確認識形勢、深刻分析國情的基礎上作出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次疫情是一次危機，也是一次大考。在這次大考面前，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審時度勢，準確判斷形勢，迅速打響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防控工作取得明顯成效的實踐充分證明，黨中央對疫情形勢的判斷是正確的，各項工作部署是及時的，採取的舉措是有力有效的。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雖然我國的防控工作取得明顯成效，但是疫情在全世界面臨嚴峻形勢，我國防輸入壓力持續加大，所以要認清疫情形勢依然嚴峻複雜，防控仍處在關鍵階段。我們必須高度警惕麻痹思想、厭戰情緒、僥倖心理、鬆勁心態，不獲全勝決不輕言成功。
正確判斷形勢，科學謀劃工作，需要辯證思維。只有承認矛盾、分析矛盾，才能夠抓住關鍵，找準重點，在聯繫和發展中解決矛盾，推動工作。現在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如何看待疫情對我國經濟發展帶來的影響。疫情不可避免會對經濟社會造成衝擊，但是我們從長遠來看，從我們的基本發展理念、發展基礎來看，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疫情的衝擊是短期的、總體上是可控的，不要被問題和困難嚇倒。風物長宜放眼量，只要我們變壓力為動力、善於化危為機，有序恢復生產生活秩序，加大政策調節力度，把我國發展的巨大潛力和強大動能充分釋放出來，我們的戰略目標一定能夠如期實現。
第二，增強憂患意識，強化底線思維。古人講，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道路曲折是有必然性的，任何時候都要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我們學習黨的歷史都知道，1945年中共七大召開，抗戰即將勝利，但是毛澤東在七大上一口氣列舉了我們可能遇到的17個問題，越是到勝利的時候，越要想到我們可能遇到的問題。毛澤東講的第一條困難，就是“外國大罵”我們怎麼辦，能否經受得住。其中第十一條是“天災流行，赤地千里”怎麼辦。講完十六條以後還加一條，其他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怎麼辦。把各種困難、各種問題都想到了，我們才能贏得主動。毛澤東當年提了這麼多困難，就是要求我們從最壞的可能性上去制定我們的政策，從而使我們贏得主動。這就是底線思維，這就是憂患意識。
習近平總書記也多次強調底線思維，凡事從最壞處著眼、向最好處努力，打有準備、有把握之仗，牢牢把握工作主動權，著力防範化解重大風險。問題是時代的聲音，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問題。人類社會總是在成功解決各種問題中前進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各種風險我們都要防控，但重點要防控那些可能遲滯或中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的全局性風險”。強化底線思維，就要敢於直面問題，看不到風險是最大的風險，要善於發現各類風險，不能報喜不報憂。要善於抓住要害、抓住源頭，從補短板、固底板上解決風險背後的深層次問題。當出現風險的時候，我們要弘揚鬥爭精神，增強鬥爭本領，切實把鬥爭落腳在化險為夷、轉危為機上。在這些方面，我們的歷史上有經驗，也有教訓，值得認真總結。
第三，尊重自然，尊重規律。過去的瘟疫一般是由兩種因素引起的，一是自然因素，像水災、旱災、蝗災、地震等等。另外一個是社會因素，包括戰爭、饑荒等。人們常說大災之後有大疫就是這個意思。但是，我們發現這次疫情不屬於傳統兩個方面的因素引起的。雖然新冠病毒的溯源還在探索當中，但可以肯定，怎麼樣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是關鍵問題。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要保護自然、尊重自然、順應自然，要培養生態道德和行為習慣，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風尚，堅決杜絕濫捕濫殺野生動物，杜絕野生動物的非法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的陋習。人類對大自然的傷害最終會傷及人類自身。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寫道：一些地方的居民，“為了得到耕地，毀滅了森林，但是他們做夢也想不到，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為不毛之地”。對此，恩格斯深刻指出：“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
有一條規律，我們應該記住，那就是當人類愛護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時候，大自然對人類的回報是慷慨的；當人類破壞自然、損壞自然、違背自然的時候，自然界對人類的懲罰是無情的，這是無法抗拒的自然規律。所以，我們一定要從教訓當中深刻認識到尊重自然、尊重規律的極端重要性，一定要貫徹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建設美麗中國。
第四，堅持黨的領導，充分依靠群眾。大家知道，近代中國是在黑暗當中艱難前行的，孫中山先生曾經感嘆，近代中國是一盤散沙。為什麼一盤散沙呢？就是因為沒有堅強有力的組織來凝聚、來領導。中國共產黨登上歷史舞臺，中華民族迎來了浴火重生的曙光。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深入到群眾當中去，起到了團結群眾、凝聚群眾這樣一種核心的領導作用。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成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呢？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高舉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能夠發動群眾、團結群眾、組織群眾，堅持全民抗戰，最終取得勝利。新中國成立以後，每一次戰勝磨難的實踐都充分證明，只要有黨的堅強領導，科學決策，有黨組織發揮戰鬥堡壘作用，有黨員衝鋒在前發揮模範帶頭作用，就一定能帶領群眾戰勝困難、取得勝利。
偉大精神是戰勝疫情的強大動力
從古至今，中國人民同疫病的鬥爭從來沒有停止過。困難激發鬥志，挑戰砥礪精神。偉大鬥爭孕育偉大精神，偉大精神激勵我們奪取新的偉大勝利。中國人民之所以能夠歷經磨難而不衰，千錘百煉而愈加堅強，靠的就是各族人民的團結奮鬥，其中威力無比的偉大精神發揮著極為重要的支撐作用。2003年，面對非典型性肺炎疫情這場突如其來的重大災害，全國人民團結一心戰勝了疫情，形成了“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團結互助、和衷共濟，迎難而上、敢於勝利”的抗擊“非典”精神，成為鼓舞中國人民戰勝困難的強大精神支柱。歷史上防疫鬥爭的經驗啟示我們，越是困難的時候，越是要大力弘揚偉大精神，增強戰勝磨難的決心和信心。
信心和勇氣是我們戰勝困難的力量源泉，愈是困難愈是需要擔當精神。疫情發生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審時度勢、綜合研判，及時提出堅定信心、同舟共濟、科學防治、精準施策的總要求，以迎難而上的英雄氣概和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豪邁氣魄，明確了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堅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的總目標。堅定信心、迎難而上的擔當精神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共產黨人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優良傳統。
這一次抗擊疫情是一場人民戰爭，堅持全國一盤棋，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各行各業的廣大群眾，團結一心，不辭辛勞，守望相助，真誠奉獻，在各自的崗位上為抗擊疫情作出貢獻，形成了共同抗擊疫情的強大合力。萬眾一心、同舟共濟的團結精神是奪取抗擊疫情勝利的強大力量。
特殊的戰鬥需要特殊的戰士，生死搏鬥必然涌現英雄。廣大醫護人員舍小家顧大家，義無反顧、馳援湖北。他們不辭辛勞，日夜奮戰，護理、治療、搶救，全力以赴投入到與病毒抗爭、與時間爭奪生命的賽跑中。抗擊疫情中展現的不屈不撓、捨己救人的人間大愛，拯救生命的堅定從容、忠於職守的高度責任，共克時艱的勠力同心，等等，都是義無反顧、頑強拼搏鬥爭精神的生動體現。
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鬥爭也孕育了堅定信心、迎難而上，萬眾一心、同舟共濟，義無反顧、頑強拼搏的戰疫精神，賦予偉大的中國精神新的時代內涵，成為激勵我們取得抗擊疫情勝利的強大精神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