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軍：國有企業彰顯中國抗疫制度優勢

　　疫情發生以來，廣大國有企業主動投身抗疫一線及國民經濟主戰場，發揮了“主力軍”“國家隊”作用，凸顯出國有企業在眾多關係國計民生的產業及領域中不可或缺的作用。這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微觀基礎所依，也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優勢所在。

　　從米麵糧油、水電煤氣到公共交通，國有企業為抗疫提供了高品質的“後勤保障”，為全國經濟社會平穩運作，尤其是市場供應井然有序提供了有力支撐。比如，中糧集團發往湖北的米、面、油一度超過800噸/天；中儲糧集團湖北糧食庫存可確保6000萬人半年以上的需求；中國移動等電信企業適時加強通信保障，確保全國尤其是疫情嚴重地區通信暢通。這些舉措既保障了全國人民的基本需求，也對在特殊時期穩定人心起到了積極作用。

　　國有企業強勁有力的產業應急和危機應對能力，體現在從醫院改建、生產線籌建到熔噴布、口罩、防護服、檢測試劑生產研製的方方面面，為抗疫提供了關鍵的“槍支彈藥”。在承諾不漲價的同時，有關企業爭分奪秒供應高品質抗疫物資，以公允價格維持市場秩序。疫情發生以來，中央企業和地方國有企業承擔了超過200家專門醫院、方艙醫院的建設改造任務，在10天內就先後建成了雷神山、火神山兩家醫院。國機集團、通用技術集團等累計生產壓條機、口罩機上千台，相當於15萬件醫用防護服和8000萬隻口罩的日產能。中國石化、中國石油等累計生產熔噴布超過2500噸。國藥集團等企業在短時間內便研製出檢測試劑盒，提出用血漿治療重症患者的醫療方案，有力推動了疾病檢測及治療工作。

　　國有企業在多個重要產業及領域發揮了積極引領帶動作用。國有企業在產業上游佈局較多，率先復工復產，以實際行動維護了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不少國有企業積極搭建產供銷合作機制，為產業鏈上下游中小企業提供幫助；國有企業尤其是中央企業紛紛降低租金和費率，僅中央企業就降低或減免電價、氣價、路費、房租、資費等合計超過450億元。

　　國有企業在抗疫中的重要作用和積極表現，刷新了世界對中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認知與理解，增強了我們搞好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自信。

　　從更長的時間段來看，國有企業始終與新中國成立70多年的經濟社會發展、科技進步、國防建設、民生改善成就同頻。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國有企業為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打下了堅實基礎，使我國擁有了“兩彈一星”等國防重器，維護了國家安全和獨立自主。在改革開放時期特別是新世紀以來，國有企業進入新的發展快車道，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發揮了“頂梁柱”作用。

　　我國國有企業的發展成就和經驗，在某種程度上也改變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對國有企業的傳統認知。2020年4月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調，這次疫情彰顯了公共部門在挽救生命和生計中發揮的作用，國有企業在其中作出了貢獻。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也認為，國有企業可以用來解決市場失靈問題，並實現特定的社會目標。世界銀行則對中國高鐵的高效運營給予了高度評價。

　　從總結抗疫經驗和教訓的角度，世界各國很可能會重新思考公共部門及國有企業在國家治理尤其是在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危機應對以及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客觀地評價，我國這次抗疫的重要支撐在於獨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以及強勁的產業應急能力，而不是對其他國家產業體系的依賴。國有企業構成了我國產業體系的重要支柱，在抗疫過程中起到了物質保障、產業應急、危機應對和經濟穩定的引領帶動作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國有企業和其他實體企業在抗疫過程中展現出的基礎保障、公共服務、產業應急、技術創新以及振興經濟的能力需要長時間培育與積累，並非短時間內可以練就的。那些“去工業化”的前車之鑒顯示，實體經濟所擁有的製造與研發能力，一旦被中斷或摧毀，往往需要很長時間和很高成本才能恢復。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教訓還顯示，對重要基礎設施和核心公共服務的大量私有化或外包，會削弱公共部門應對危機的能力。

　　回首過去，展望未來，結合這次疫情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巨大衝擊，國有企業仍將會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國有企業的改革與發展應該齊頭並進。在對國計民生有重要影響的產業及領域，國有資本應按照產業規律和自身特點，科學規劃，積極佈局。

　　我們堅信，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在吸收借鑒國際經驗和人類先進文明成果的基礎上，我國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私有企業等多元共存的經濟體制會越來越有活力和創造力，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會越來越寬廣，將為更高品質、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作出新的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