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瑾玎：“最可信賴”的“紅色管家”
熊瑾玎，1886年1月出生於湖南省長沙縣五美鄉（今江背鎮五美社區）張家坊村。1918年加入新民學會，並積極參加五四運動。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在湖北省委、上海黨中央機關工作，並在湘鄂西蘇區任工農革命政府文化部部長兼秘書長。1933年4月在上海被捕入獄，堅貞不屈。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任《新華日報》總經理、《晉綏日報》副經理、解放區救濟總會副秘書長、中國人民救濟總會監察委員會副主任等職。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歷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二、三屆全國委員會委員。1973年1月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熊瑾玎在半個多世紀的革命鬥爭中，不畏艱險，為黨和人民作出了巨大貢獻。周恩來讚譽他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擔任黨中央最機密的機關工作，出生入死，貢獻甚大，最可信賴”；老新華人稱他為“紅色管家”，“是新華日報唯一不可缺少的人”。
在革命低潮中加入黨組織
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此時的熊瑾玎已接替徐特立擔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校長。政變發生後，他參加了長沙10多萬人的討蔣大會，憤怒聲討蔣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湖南省各地工農群眾經過討蔣大會之後，革命熱情更加高漲，工農武裝普遍建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革命鬥爭。但是湖南土豪劣紳和各種反動勢力磨刀霍霍，朝向人民。5月初，駐紮在武漢的反動軍官、35軍軍長何鍵派他的親信余湘三回到長沙，密謀策動反革命政變，決定在5月21日突然發難。21日晚11時，長沙城突然槍聲大作，叛軍分路向省市黨部、省市總工會、自衛軍總部等革命機關倡狂進攻。由於反動勢力突然襲擊，各革命機關均被搗毀、查封。這個事變後來被稱為“馬日事變”。
事變發生當晚，熊瑾玎被槍聲驚醒，披衣起床，想要出門探聽下消息。這時全校的其他師生也被槍聲驚醒，紛紛跑來向他問出了什麼事情。熊瑾玎根據近期流傳的反動派將要發動政變的消息，猜想很可能是反動派已經動手了。但他估計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不是反動派進攻的目標，一邊安慰大家不要害怕，一邊叮囑大家不要外出，以免被流彈打傷。5月23日，許克祥等5個團長以國民黨“長沙救黨運動大會”的名義發出清黨反共通電，24日，彭國鈞等為首組成國民黨“湖南救黨委員會”，都以“拿捕暴徒分子”的名義逮捕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和其他革命積極分子。在這種情況下，很多共產黨員和革命積極分子紛紛離開長沙，躲避起來。而熊瑾玎因擔負著極為重要的聯絡國民黨左派的任務，繼續留在城內。徐特立離開長沙前一再叮囑他要特別小心，白天不要外出活動，並贈送全唐詩120本。熊瑾玎寫詩致謝：“酷熱熏蒸未敢當，犁頭巷裏小修藏。唐詩一部供吾目，忘卻炎炎夏日長。”“犁頭巷”是熊瑾玎居住的地方。當時國民黨省、縣兩級通緝他，他卻鎮定自若，安閒地吟誦著唐詩。
從5月下旬到10月上旬4個多月中，熊瑾玎除了隱蔽在犁頭巷之外，還常去長治路惠濟車棧樓上唐貽成家、織機街瀟湘酒家熊裕祿家、北門外大王家巷菜農江海青家等處。有的時候是為了約人談工作的事，有的時候是為了躲避敵人的追捕。熊瑾玎之所以能夠在敵人遍佈的長沙城中行動自如，這和他平時扶危濟困，深受當地群眾愛戴和擁護有很大關係。有一次，他在湘江岸邊遇到一個衣衫襤褸的中年婦女，抱著一個生病的孩子，放聲大哭。熊瑾玎經過詢問得知這個婦人因孩子生病，無錢醫治，欲跳江輕生。他當即將身上所有的錢相贈，叮囑她趕快回家抓藥給孩子治病。他平時喜歡購置書籍，書店給他一個摺子，每次不必交付現金，只需把購書款記在上面，年終一併結算。他常把這本摺子送給貧窮學生去買所需的書籍，最後由他一次付款。因為他在別人遇到困難時總是盡心盡力、慷慨相助，所以當他遇到危難的時候，身邊的人也願意冒險去幫助他，這是他在敵人封鎖嚴密的長沙城能夠行動自如的重要原因。
到了這年10月，因為反動派進一步“嚴厲鏟共”，熊瑾玎的處境更加困難。他經過幾個月的艱苦隱蔽鬥爭，深深感到沒有共產黨的領導，革命工作很難取得成就，於是下定決心到武漢尋找共產黨組織。在一個傍晚，經過一番喬裝打扮，熊瑾玎終於混出長沙城，搭上去武漢的火車。到武漢後，他住在漢口五三南裏一家湖南人開設的木器店樓上。此時，武漢的反動勢力也很猖獗，報紙上常常登載敵人“破獲共產黨機關”，革命同志被逮捕槍決的消息。在這種白色恐怖之下，熊瑾玎經過多方打聽，到漢口謝弄北裏找到著名共產黨人郭亮，毅然向他提出加入共產黨的請求。郭亮也為其精神所感動。經過郭亮介紹，熊瑾玎同其他幾個人一起被批准為中國共產黨員，他被黨組織分配到湖北省委秘書處擔任文書和交通工作，主要任務是收轉各地給省委的報告和省委給各地的指示，接待、掩護外地來武漢的同志。熊瑾玎經過10餘年的艱難探索、不懈追求，毅然選擇加入中國共產黨，走上了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的偉大道路。
福興商號的“熊老闆”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國民黨反動政權用特務、軍事等手段殘酷鎮壓革命活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鬥爭進入艱苦時期。許多黨的優秀幹部被殺害，黨的活動被迫轉入地下。1928年4月，由於武漢黨組織屢遭破壞，工作很難展開，熊瑾玎離開武漢，前往上海找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維漢，彙報了武漢黨組織的損失以及他在武漢開展工作的情況。李維漢知道這位早已熟識的熊瑾玎富有理財經驗，穩健可靠，善於交友，是從事秘密工作的合適人選，便要他留在上海擔任中央秘書處會計科科長，以承擔籌集和管理經費的主要職責。同時，李維漢要求熊瑾玎另找地方，建立一個中央政治局開會辦公的秘密機關。
李維漢為什麼要囑託熊瑾玎建立這樣一個機關呢？為了縮小目標和防止被敵人一網打盡，當時在上海的中央領導人如周恩來、瞿秋白、蘇兆徵、李維漢等人都有自己的住處。周恩來住在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一帶。李維漢住在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以南的淡水路，瞿秋白住在福煦路（今金陵西路）民厚南裏（今慈厚裏）附近，蘇兆徵住在福煦路馬吉裏。為了方便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中開會，同時保證安全，建立開會的秘密機關成為迫切的需要。當時中央的秘密機關，如中央組織部、《布爾塞維克》編輯部、中央文件處（看文件和起草文件的地方）、中央秘書處等都設在滬中區。熊瑾玎根據中央領導人的住址和中央各機關的分佈，認為中央領導人開會辦公的秘密機關也應設在滬中區為宜。
熊瑾玎打扮成一位很有身份的商人，親自去別人介紹有房屋出租的地方查看。他四處選址，最終在四馬路雲南路口（今福州路人民廣場口）找到一所門牌為雲南路447號的二層樓房（今雲南路171號至173號處），經過觀察，熊瑾玎認為這所房屋是設立黨的秘密機關的合適場所。進出這所房屋要經過一條不為人關注的小巷，巷子比較臟亂，一般人不大從這裡經過。房子的全部樓面共有三間，一間面積較大，作為客廳，可容納10余人，其餘兩間一間做臥室，一間堆放東西兼做廚房。樓下是一個周姓醫生開設的“生黎醫院”，每天都有很多人來看病，正好可以掩護往來的地下黨員。這所房子使熊瑾玎最感滿意的地方還在於它位於天蟾舞臺（今天蟾逸夫舞臺）後面，可以從天蟾舞臺西側雲南路直接到二樓房間，不必經過樓下醫院的房子；萬一齣事可以從樓梯撤退出去混入來往的市民之中。租好房子後，熊瑾玎便在門口挂起了“福興商號”的招牌，經營湖南紗布，他就成了這所商號的“老闆”。此後40餘年，黨內同志和黨外朋友一直親昵地稱他為“老闆”或“熊老闆”。
福興商號開業後，中央領導人常來這裡開會，大都按照當時商人的裝扮，穿長衫，戴禮帽。人到後，熊瑾玎就會搬出一些布匹放在客廳中央的大桌子上，再在旁邊放上算盤之類的東西，萬一會議中間有人進來，開會的人就趕緊裝成看貨議價的樣子。朝西的窗口下另有一張小條桌，負責記錄的人就坐在這裡做記錄。
殫精竭慮為黨理財
熊瑾玎作為中央秘書處會計科科長，籌集和管理黨的活動經費是他的主要任務。中共六大以後的兩年中，中國革命得到恢復並有了較大發展。在農村，紅軍和根據地進一步鞏固和擴大，在城市，黨的組織和黨的工作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發展。從總體來說，革命鬥爭的局面比起大革命失敗時有明顯的好轉。隨著中央同各地的聯繫日益增多，經費來源也有了擴展，熊瑾玎的工作更加繁忙起來。
當時中央經費的來源主要有三個。一是共產國際的支援。共產國際的援助大都是通過蘇聯駐滬領事館或商業機構劃撥到我黨指定的一家專門銀行，之後熊瑾玎將存款取出後再以他辦的其他商店的名義分別存入另外幾家有地下黨員或可靠關係的銀行。二是紅軍和各根據地打土豪沒收的資財上繳中央部分款項，由各地秘密交通員送到上海。三是各地黨員所交的黨費。這些經費都由熊瑾玎保管。在日常的工作中，他根據中央領導人的決定，作出開支計劃，按照計劃開支，工作兢兢業業，一絲不茍。他的努力既保障了實際工作需要，又做到賬目清楚，因此多次受到周恩來的表揚和誇獎。
1928年秋至1931年秋，隨著中央同各地聯繫的日益增多，增加隱秘聯絡點成了亟待解決的問題。在周恩來的指示下，熊瑾玎先後開設了整合印刷公司、天生祥酒店、正泰酒店、湘發泰酒店、慶豐恒酒行等，作為中央收發信件、與外地來人接頭的秘密聯絡點，有時候也用於中央領導人臨時碰頭開會或接見下屬談話的地方，以及取款貸款、租佃房屋和保釋同志或者黨外朋友出獄的鋪保，在黨的秘密工作中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除了以上印刷廠、酒店、商店外，熊瑾玎還與金神父路的通湘裕酒行、康悌路的萬順酒行建立了比較密切的聯繫。鴨綠江路絲綢店，是熊瑾玎代表黨中央出資並由地下黨員江阿明任經理的另一個中央聯絡點。他還與曹子建在法租界經營了一家小洋貨店，入了另一家大型布店的股份，做了股東。
熊瑾玎具有卓越的理財能力，除了自己親自打理的酒店生意興隆外，還常常給參與經營的酒店出主意、想辦法，幫助他們改善經營方法，獲得了數目可觀的利潤。熊瑾玎沒有把這些錢歸為己有，而是把所有收入都用作黨的活動經費和救助生活有困難的同志和黨外友人，自己一家卻過著極為艱苦樸素的生活。熊瑾玎待人熱情真誠，街坊鄰里或者商業上的朋友有困難的時候，他總是慷慨解囊，盡力給予幫助。因此，熊瑾玎在上海的湘鄂商人和一部分上海本地商人中有著極好的聲望。他們只要談起熊瑾玎，無不稱讚熊老闆是一個大好人。
舊上海是反動派和帝國主義勢力比較集中的地方，軍警遍地、密探如麻。既要保護好黨中央的秘密機關所在，又要管理好、利用好黨的經費和經營好這麼多酒店商店，熊瑾玎付出了極大的精力和心血。白天，他不是在福興商號接待開會辦公的中央領導人，就是外出巡視那些為黨經營的酒店商店，收取外地來信、接見本地要求向中央彙報工作的人。此外，他還要花精力與工商界的人士週旋以維持必要的關係。晚上，他還要盤結中央經費和那些酒店商店的收入和支出，經常忙到半夜。熊瑾玎總是夜以繼日地為著黨的事業做著各種默默無聞的工作。特別是福興商號這個秘密機關，在熊瑾玎的精心管理下，從來沒有出過什麼問題，這在上海這個國民黨統治嚴密的地方是很難能可貴的。熊瑾玎的兒子熊侃文甚至都不知道福興商號的秘密，可見熊瑾玎保守黨的秘密嚴格到何種程度。
1931年4月，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這無疑對包括福興商號在內的中央領導機關安全構成巨大威脅。周恩來等領導獲悉顧順章被捕叛變的消息後，果斷採取措施，兩三天內轉移了中央所有的辦事機關，所有與顧順章熟悉的領導人都搬了家。由於措施果斷及時，沒有給中央造成大的損失。熊瑾玎接到組織要他立即轉移的緊急通知後，馬上把重要文件、賬簿和必要的東西等收拾好，其他的文件和過時的賬簿一律銷毀。然後告知房東，藉口家中老父親病危，要離開上海回湖南料理後事。之後他坐著人力車離開了苦心經營三年、挂著福興商號招牌的這處秘密機關。就在他離開的第二天，軍警特務破門而入到福興商號進行搜查，結果一無所獲。
《新華日報》的“紅色管家”
全民族抗戰爆發不久，按照黨組織的安排，1938年1月，熊瑾玎就任《新華日報》總經理，開始以另一種方式為黨和人民服務。熊瑾玎到任第二天，《新華日報》在武漢正式創刊。從創刊到1947年2月被國民政府查封的9年時間裏，《新華日報》成為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從事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鬥爭，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組織群眾運動、傳播黨的綱領路線和政治主張的有力輿論工具。當時武漢報紙眾多。為了踐行南方局和周恩來對報紙提出的要求——“編得好、印得清、出得早、銷得多”，為建立、鞏固和發展黨的這個宣傳陣地，為使《新華日報》在激烈競爭中迅速打開局面，熊瑾玎想出很多好的辦法。從創刊之日起，就開展了徵求1萬基本訂戶的運動，建立自己的通訊網和發行網。還在長沙、鄭州、潼關、洛陽、許昌、宜昌、黃陂等地相繼設立了分銷處，並在報館內增設了服務科，為讀者代購郵寄各種圖書雜誌。由於熊瑾玎經營有方，《新華日報》創刊後不久，就發行銷售到近2萬份，與當時老牌的報紙《大公報》並駕齊驅。
後來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新華日報》被迫遷到重慶。重慶時期，熊瑾玎作為報社的總經理，解決了報館的館址問題、紙張供應問題和經費問題，渡過了一個又一個難關，為黨的宣傳工作作出了巨大貢獻。在領導作風和領導方法上，熊瑾玎十分注意依靠各級負責幹部，充分信任他們，放手讓他們做工作。他對同志總是無疾言，無厲色，充分發揮大家的革命自覺性，善於耐心引導，注重各方面的協作，注意提高大家的思想政治水準和業務水準，使每一個同志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能夠發揮最大的勞動積極性與創造性。正因為熊瑾玎貢獻巨大，半個世紀以後，一些老新華人懷著極其尊敬的心情，對其作出了極高的評價：“可以這樣說：在當年的報館裏，可以缺少任何一個人，就獨是不能沒有熊瑾玎同志。缺少別的同志最多是工作受影響，而沒有熊老，則《新華日報》不到等到創刊9年後被國民黨當局勒令封閉，可能早早就被反動派統治當局從經濟上扼殺了。”由於熊瑾玎的傑出貢獻，中共中央在1944年11月和1945年12月相繼任命他為南方局工作委員會委員、南方局委員會委員。
熊瑾玎對《新華日報》的貢獻還體現在日常管理上，他在報館內部事務的管理、職工生活的保障以及排字印刷技術的提高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是大家交口稱讚的“紅色管家”。報館遷到重慶後，熊瑾玎認真總結辦報的經驗教訓，將報紙贈閱的數量減少到300份，並指示廣告科的工作人員加大招攬廣告業務的力度。他說：“廣辟廣告來源，不僅能增加收入，還可廣交朋友，擴大統一戰線，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粉碎國民黨頑固派的新聞封鎖和造謠污衊。”在他的精心指導下，報館廣告科的工作人員利用國民黨中央同地方勢力、官僚資本同民族資本之間的矛盾，首先從四川地方工商業打開局面，爭取到興隆商號和川康、平民、川鹽等銀行以及上川實業公司、蜀益煙草公司的廣告業務。隨著廣告業務的擴大，經濟收入也日益增多。
熊瑾玎在廣開財源的同時，還教育大家要樹立節約的觀念，精打細算，不能浪費。他對職工的生活和健康也非常關心。為了使報館的女同志能夠安心工作，不為家庭拖累，在住房十分困難的條件下，仍然騰出幾間房子當託兒所。為了使職工能夠買到便宜的東西和盡可能減少外出以免遭特務暗算，在報館內辦了消費合作社，並設立了醫務室。熊瑾玎事事處處為群眾著想，在老新華人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過了近半個世紀後，當年接觸過他的人們還能把他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地描述出來：“有一個50多歲年紀，穿著一身半新半舊的長衫，頭戴一頂小氈帽，手拎一個裏面放著老花鏡等物的布口袋，腳穿布鞋，面容清瘦，從平房這頭走到那頭，頻頻地與人談話或打著招呼，臉上總是笑瞇瞇的人，這就是同志們親熱地稱呼為熊老闆的熊瑾玎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