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東京：推動經濟高品質發展的關鍵舉措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我國已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要以推動高品質發展為主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部署今年經濟工作時也再次強調，要以推動高品質發展為主題。這是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發展環境、發展條件變化作出的科學判斷。推動經濟高品質發展，必須落實速度換擋、動力轉換、創新體制等關鍵舉措，把以推動高品質發展為主題落實在國家發展的各領域和全過程。
轉向高品質發展必須速度換擋
經濟增速高低並不反映經濟實力的強弱，財富存量也不等同於財富生產力。一個國家進入工業化後期，不應再糾結GDP增速，而應將重點放在提高財富生產力上，實現更高品質、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
今年是我國實施“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我國經濟已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著眼點著力點不能放在GDP增速上”。早在2014年，他就作出了中國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要判斷。而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要標誌之一，就是經濟增長速度換擋，將原來的“高速”調整為“中高速”。
高品質發展為何要求速度換擋？我們可從以下三個角度看：
第一個角度：從增長速度變化的一般規律看。經濟增長率＝（當年國內生產總值/上年國內生產總值-1）×100%。隨著經濟總量增加，等式右邊分母越來越大，而由於邊際產出遞減規律的作用，分子與分母的比率必然下降。比如，當國內生產總值為10億元時，新增加產值8000萬元，增長率為8%；而當國內生產總值擴大到100億元時，即便增加5億元產值，增長率也僅為5%。這是說，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增速放緩是客觀規律。
事實上，西方工業國家的現實已印證了這一點。今天的發達國家皆經歷了從農耕社會到工業社會、再到後工業社會的轉型。農耕時代經濟增長慢，進入工業化時代，經濟增長明顯加快，而到工業化後期，增長速度又放慢了。20世紀50年代，美、日、德、法等國家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4.2%、8.8%、9.1%、4.8%；而21世紀的前10年，則分別降至2.1%、1.5%、2.1%、1.2%。
第二個角度：從增長速度與國家經濟實力的關係看。人們通常以為，一個國家經濟增長速度越高，GDP規模就會越大，國家經濟實力也就越強。若僅就當期看，這樣講當然是對的。但要是拿不同時期增長速度作比較，得出上面的判斷卻是錯的。要知道，不同時期的增長速度，其高低並不具有可比性，而且做這種比較很容易給人造成“追求高速度”的誤導。
請看下面兩組數據：1992年，我國GDP總量為2.7萬億元，增長率為14.2%；2019年，我國GDP總量近100萬億元，增長率為6.1%。若論增速，2019年明顯低於1992年；可從增加的產值看，1992年僅增加3800億元，2019年卻增加了近6萬億元。可見，不同時期的經濟增速，與一個國家財富存量（經濟實力）並不是一回事。
第三個角度：從財富存量與財富生產力的關係看。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曾提出過一個觀點：不能將財富生產力與財富存量混為一談。他說，財富生產力好比果樹，財富則是果樹結出的果子，財富生產力要比財富存量重要得多。根據李斯特的觀點，一個國家的總產值（GDP）可看作一國的財富存量，而財富的市值，則取決於該國的財富生產力，即財富創造收入的能力。
舉個例子：現在甲、乙兩人，分別購置了100萬元的機器。從資產存量看，他們的財富都是100萬元。可甲的機器每年可創造10萬元收入，乙的機器每年只創造4萬元收入。按照資產定價原理：資產價格＝該資產未來年收入/銀行年利率。假定年利率為5%，那麼甲的資產市值為200萬元，乙的資產市值僅為80萬元。同樣是100萬元的資產存量，可由於財富生產力不同，市值卻大不相同。
分析至此，對我們應有三點啟示：第一，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是客觀規律，當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不應再追求高速度；第二，增長速度的快慢並不反映一個國家經濟實力的強弱，所以不必糾結增長速度，也不必拿增長速度作縱向或橫向比較；第三，一國財富生產力比財富存量更重要，因此發展經濟的重點是提高財富生產力，而不是追求GDP數量。
推動高品質發展必須轉換動力
受國內資源環境和國際環境變化的約束，高品質發展必須轉換動力，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以創新驅動、高品質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為此，應加快推進產業向全球產業鏈高端延伸，實現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
前面我們分析，一國經濟轉向高品質發展，要將重點放在提高財富生產力上。問題是怎樣提高財富生產力？對此，中央明確提出應轉換發展動力。毋庸諱言，在過去高速增長階段，我國經濟主要靠投資、出口拉動；而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後，則應主要依靠創新驅動，通過動力變革，推動經濟品質變革與效率變革。
推動高品質發展為何要轉換動力？我認為理由主要有二：一是受國內資源環境約束，以往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傳統生產方式已難以為繼；二是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國際上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逆全球化抬頭，那種主要靠出口拉動經濟的發展方式也已難以為繼。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經濟要轉向高品質發展，我們別無選擇，必須轉換發展動力。
縱觀世界經濟史，有一個帶有規律性的事實是：誰佔據了科技創新的制高點，誰就能成為經濟強國。我們知道，英國是工業革命的故鄉，一戰前一直號稱為“世界工廠”，可到20世紀初卻被美國趕超；二戰後日本迅速崛起，經濟總量超過了德國。美國和日本取得成功的原因雖多，但歸根到底是美國引領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新技術革命；而日本也高度重視科技創新。
經過40多年改革開放，我國已具備高品質發展的基礎條件。從生產供給看，我們具有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工業供應體系，擁有39個工業大類、191個中類、525個小類，是全球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從消費需求看，我國有14億人口，每人平均GDP達到了1萬美元，中等收入群體已超過4億人，規模居全球第一。
可同時也要看到，我國目前尚處於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中間位置，一些關鍵核心技術產品仍高度依賴進口，高端數控機床、晶片、光刻機、作業系統、醫療器械、發動機、高端感測器等還存在“卡脖子”的問題。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特別是在當前特殊形勢下，西方國家的先進技術和產品不僅難以引進，而且以前能引進的現在也變得困難重重，甚至出現了斷供。
面對這樣嚴峻的現實，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強調，“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而在此之前，習近平總書記已經提出了新發展理念，其中第一個就是“創新發展”。鄧小平同志也曾經說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中央高度重視創新，原因是創新在我國高品質發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
中央強調指出，“十四五”時期要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堅定不移建設製造強國、品質強國、網路強國、數字中國，推進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提高經濟品質效益和核心競爭力。這些都要求我們必須以創新為動力。否則，沒有創新作支撐，不僅傳統產業無法升級，更不可能建成現代產業體系。
我們知道，當前我國存在的內需不足問題，主要是供給結構和品質不完全適應需求引起的。有鋻於此，中央提出要“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以創新驅動、高品質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中外實踐表明，供給側一旦實現成功的顛覆性創新，市場就會以波瀾壯闊的交易生成進行回應。由此可見，創新對擴大內需也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另外從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角度看，對我國來說，當務之急是要加快推動產業向全球產業鏈的高端延伸，儘快進入研發設計、供應鏈管理、行銷服務等高端環節，主導重構全球創新鏈、供應鏈。而要達到此目的，就應該加大關鍵核心技術的科研攻關，搶佔全球技術創新制高點。只有堅持自主創新，讓科技自立自強，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被人“卡脖子”的問題。
實現高品質發展必須創新體制
推動創新應重點打通“兩公里”：打通“最先一公里”，政府要改革投資體制，集中財力，加大對基礎研究、“殺手锏”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的投入；打通“最後一公里”，則應完善並落實科技人員收益分享機制，促進科技成果轉化
高品質發展要靠創新驅動，那麼創新靠什麼推動呢？具體到操作層面，也有兩個問題：一是國家應該支援創新，但並非所有創新都要由政府財政投資，那麼政府應投資哪些科技項目？二是科技與產業融合才能轉化為生產力，那麼怎樣才能推動科技成果轉化？
對創新靠什麼推動，目前大家其實已經有了共識。習近平總書記早就講過，科技創新、制度創新要協同發揮作用，兩個輪子一起轉。在談到科技創新與改革的關係時他指出：“如果把科技創新比作我國發展的新引擎，那麼改革就是點燃這個新引擎必不可少的點火係。”其意思很清楚，科技創新要靠制度創新推動。
困難在於如何推進制度創新。制度創新當然要堅持問題導向，就當前我國科技體制來說，最突出的問題是財政投入過於分散。無需政府投資的項目，財政投了不少；而應該由政府投資的項目，卻又投入不足。這種局面亟待改變，要及早從制度上明確：今後哪類創新項目由財政投資；哪類創新項目應該面向市場籌資。
根據中國的實際，政府投資創新應重點打通“最先一公里”，即核心技術創新。所謂核心技術，是指基礎理論研究、“殺手锏”技術、顛覆性技術等。對政府重點投資核心技術創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這些領域，我們同國外處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如果能夠超前部署、集中攻關，很有可能實現從跟跑並跑到並跑領跑的轉變。”
政府之所以要投資核心技術創新，從經濟學角度講，因為政府的職能是提供公共品，而核心技術成果就是公共品。比如基礎理論研究，其成果顯然不同於應用技術成果。應用技術成果是商品，可以有償轉讓；而基礎理論成果卻不能成為商品，也不能通過市場取得回報。比如，達爾文的“進化論”是舉世公認的偉大發現，可是有誰會花錢去買“進化論”呢？
“殺手锏”技術雖不屬於基礎理論研究，可此類技術研發事關國家公共安全，而且不以營利為目標，這就決定了此類技術創新成果也具有公共品屬性；而顛覆性技術創新一旦成功，不僅可推動國內產業實現顛覆性升級，而且能整體提升國家競爭力。然而此類創新投資大、風險也大，所以需要國家投資支援。
再看科技成果轉化。我國技術專利數已連續多年居全球之首，可科技成果產業化率不到6%。針對此現狀，我們必須要打通“最後一公里”，拆除阻礙產業化的“籬笆墻”，疏通應用基礎研究和產業化連接的快車道，促進創新鏈和產業鏈精準對接，加快科研成果從樣品到產品再到商品的轉化，把科技成果充分應用到現代化事業中。
美國在這方面的經驗可以借鑒。1980年前，美國科技成果轉化率也不高。當時美國法律規定：聯邦政府資助研發的技術專利，歸聯邦政府所有；專利權轉讓收益也歸聯邦政府。在這種制度下，美國專利成果轉化率和產業化率也非常低。198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拜杜法案”，將專利權下放給了研發機構，於是轉化率和產業化率一路飆升，今天達到50%以上。可見，科技成果轉化與科技人員的利益相關。
2007年，我國修訂了科技進步法，將專利權也下放給了科研院所；2015年又修訂了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規定“對完成、轉化該項科技成果做出重要貢獻的人員給予獎勵和報酬”。“十三五”規劃綱要進一步提出，實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的分配政策，提高科研人員成果轉化收益分享比例。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進一步強調，構建充分體現知識、技術等創新要素價值的收益分配機制，完善科研人員職務發明成果權益分享機制。可以說，我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相關制度已經確立。推動科技成果轉化，關鍵是要將利益分享機制落實到位，從而以更好的制度創新推動科技創新，進而帶動整體經濟高品質發展。
【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係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原副校長（副院長）、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王東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