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考古百年:國際交流合作促世界文明"美美與共"
記者：孫自法
以距今約7000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遺址于1921年發現、發掘研究和命名為發端，中國考古學2021年迎來誕生百年。
一百年來，中國考古事業發展從無到有、由弱漸強，神州大地上雨後春筍般涌現的“滿天星斗”遺址，通過一代代考古學家持續研究，見證了五千年中華文明的多元一體形成和綿延發展。
這個過程中，中國考古的國際交流合作也穩步推進，包括走出國門開展瑪雅文明、埃及文明等考古研究，在相互借鑒中推動中華文明與世界各種文明“各美其美，美美與共”。
開放基因：中華文明具有強大包容學習能力
作為當今世界唯一延續不斷裂的文明，中華文明擁有並在傳承中攜帶開放、包容的基因，這也為中國考古領域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奠定了歷史根基。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研究員表示，中國文明是獨立起源和發展的，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古代文化是一個封閉自足的文化體系。即使有高山大漠和茫茫大海的阻隔，中國同外部世界的文化交流從來也沒有停止過。至少在西漢初年絲綢之路開通的兩千多年前，中西文化的交流就已開始加速。張騫通西域後，中國與世界的交流進入第二個高峰期。
他說，外來文化因素為中華文明的發展輸入新鮮血液。中國成為東亞文明的發源地，既是因為中華文明具有強大的包容、學習和改造能力，也是中華文化自信的結果。
同時，考古工作揭示中國古代的眾多發明和中華民族偉大的創造精神，也展示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的重要貢獻。中華民族創造出璀璨的文化，豐富和發展了人類文明，也對世界文明發展作出重大貢獻。
仰韶文化：中國考古大幕拉開由國際合作起步
1914年，瑞典地質學家、考古學家安特生受聘任中國北洋政府農商部礦政顧問，在中國從事地質調查和古生物化石採集。
1921年10月，他和中國地質學家、考古學家袁復禮等在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仰韶村發現史前遺址，開展第一次正式考古發掘，並按考古慣例命名為仰韶文化，這是中國首個考古學文化名稱，標誌著中國考古學的誕生，也由此揭開中國田野考古工作的序幕。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國外考古研究室主任李新偉研究員認為，受限于當時歷史條件，仰韶文化發掘研究工作由中國和瑞典學者共同開啟、實施，從廣義上看，中國百年考古也是在國際合作的起點上一路發展起來，國際合作對中國考古的重要作用和影響由此可窺一斑。
仰韶文化是中國新石器時代一種以彩陶為代表的史前文化，百年來，仰韶文化在全國有統計的遺址迄今已發現5200多處，主要位於黃河中下游一帶、以秦晉豫三省為核心的中原地區，分佈範圍覆蓋9省區。
李新偉指出，仰韶遺址之後，安特生又同中國同行前往甘肅、青海進行考古調查，發現遺址近50處。他對週口店化石地點的調查，還促成後來北京人遺址的發現。
從仰韶文化起步，到新中國成立前，中國考古學家這期間陸續發現山西夏縣西陰村、安陽殷墟、日照城子崖和寶雞鬥雞臺等遺址，並進行發掘研究，其中，西陰村新石器時代遺址，是中國學者最早獨立進行的考古發掘；安陽殷墟遺址，則是中國政府首次專門成立考古機構進行發掘研究。
與此同時，由仰韶文化拉開中國考古大幕起，中國學者就一直關心中國文化的起源問題，他們發掘澠池仰韶、安陽殷墟、日照城子崖和寶雞鬥雞臺遺址，同時關注中亞和黑海北岸的考古資料，都是為了追尋中國文化起源。
擁抱世界：考古合作從“請進來”到“走出去”
李新偉梳理稱，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中國考古學家因政治需要，曾經關心蘇聯和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的考古工作，但國際合作很少。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中國各條戰線都在學習蘇聯，考古學界也不例外。在此過程中，由於外交工作需要，中國學者不僅翻譯蘇聯的教科書和教學大綱，也翻譯一些中亞、西伯利亞的發掘資料和研究成果，主要關注社會主義陣營和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並翻譯介紹其他一些國家的考古文獻。
雖然當時處於冷戰時期，但中國考古工作者並未與世界隔絕，仍然關注希臘、澳大利亞、西歐、美國、日本的考古工作，並從事一些學術訪問和文獻翻譯。
李新偉指出，到改革開放時，中國考古國際交流合作也逐步開展起來，作為中外合作考古的開拓者和領路人，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先生對推動中國考古國際合作發揮出重要作用：
促成中美建交後美國文化代表團訪華，並推動中美合作考古項目最先發展起來，包括尋找商文明的商丘考古項目；考察和參與試掘江西萬年、樂平、分宜等地的洞穴遺址；湖南道縣發掘玉蟾岩遺址；在山東日照市兩城鎮開展區域調查和發掘；在安陽洹河流域開展區域調查，併發現洹北商城；中美赤峰聯合考古隊在赤峰地區的錫伯河、半支箭河、西路嘎河和陰河做區域考古調查；組成聯合考古隊，在四川和重慶調查古代鹽業遺址，併發掘忠縣的中壩遺址。
與此同時，法國和日本也來到中國做考古合作項目：法國在新疆克裏雅河下游做連續考古調查與發掘，發掘河南南陽龔營遺址；日本在華考古合作項目包括發掘新疆尼雅遺址、固原的唐代史道洛墓和北魏田弘墓、西漢長安城遺址、武威磨咀子墓地，以及調查發掘丹丹烏裏克佛寺。
李新偉認為，如果說之前中國考古領域國際合作基本上都是“請進來”的話，那麼到了世紀之交，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快速提升和進一步對外開放，蓬勃發展的考古事業開始更多“走出去”。近年來，隨著“一帶一路”倡議推動實施，中國考古、高校、文博機構越來越多的考古學者陸續走出國門，由近及遠、從周邊國家到跨大洋攜手，合作開展考古發掘研究的規模和廣度、深度也不斷擴大。
他說，2017年3月，社科院考古所專門成立外國考古研究中心，助力中國考古“走出去”。據不完全統計，中國“走出去”開展考古合作的國家，目前已包括柬埔寨、俄羅斯、越南、蒙古國、朝鮮、寮國、埃及、印度、肯亞、孟加拉國、巴基斯坦、烏茲別克、哈薩克、緬甸、沙特、羅馬尼亞、衣索比亞、斯里蘭卡等。
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社科院學部委員王巍研究員表示，中國學者赴國外合作開展考古工作，對於增強世界不同地區古代文明的比較研究，擴大中國考古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搶佔國際學術前沿和掌握國際話語權，都具有非常重大的學術意義和現實意義。
月神玉兔：探究中華文明和瑪雅文明相似之謎
到目前為止，中國考古“走出去”的項目中，走得最遠、最受關注的當屬在地球另一邊的中美洲瑪雅文明科潘遺址進行發掘研究。
說起中國考古遠赴宏都拉斯科潘遺址發掘研究瑪雅文明的項目，領導這項工作的青年考古學家李新偉如數家珍。他介紹說，科潘是瑪雅文明著名王國，佔據瑪雅世界的東南隅。科潘遺址是王國的都城所在，位於宏都拉斯科潘省科潘墟鎮。
2014年，中國社科院考古所首次前往科潘考察，並與宏都拉斯人類學與歷史研究所簽訂合作協議，啟動科潘遺址發掘、研究和保護項目。
2015年，中國考古科潘項目立項，李新偉率科潘考古隊赴科潘開展考古工作，開始對科潘遺址貴族居住區拉斯塞布勒圖拉斯編號為8N-11的貴族居址進行發掘研究，“這是中國考古學家第一次在中美洲進行自己主持的項目，甚至也是中國考古學家第一次在另一個世界文明的中心開始自己的考古工作”。
李新偉科普稱，中美洲實際上有多個文明，大家最熟悉的瑪雅文明只是其中的一個。距今3500年前後，大約相當於中國商代，中美洲孕育出第一個文明叫奧爾梅克文明，它主要在墨西哥灣地區，被稱為中美洲文明的母文明。
科潘在瑪雅世界的東南角，因為控制著非常重要的玉器資源，所以在瑪雅世界中非常強大，而且藝術非常發達，有“瑪雅世界中的雅典”之譽。整個瑪雅世界雖從未形成一個統一的強大帝國，但瑪雅是有文字的，瑪雅文字會雕刻在石碑、石祭壇、神廟的墻壁和門楣上，有一些也會雕刻在木質器物、古器及陶器上，既有表現各種內容的圖像，也有簡單的文字記載。
關於瑪雅文明與中華文明關係的猜想，李新偉歸納說，世界上只有兩個文明非常重視玉器，一個是中華文明，還有一個就是瑪雅文明；最近在奧爾梅克文明發現一些刻畫符號，有人覺得它跟中國商代的甲骨文非常相似；中國考古隊在科潘發掘的遺址中發現一個類似中國北方土炕的石榻，上面有一個“月亮女神”雕刻，懷裏抱著一隻玉兔，跟中國非常相似。
月中玉兔的形象在中國家喻戶曉，已成為中國神話傳說中最廣為人知的內容之一。而遠在萬里之外的美洲瑪雅文明，其月亮神也是懷抱玉兔，與中國“嫦娥奔月”神話頗為相似，在很多情況下，瑪雅人會將月神描繪為女性。從考古的視角，“這個相似點頗為引人注目，也特別容易令人產生關於兩個文明悠久聯繫的遐想”。
中華文明與瑪雅文明為什麼會有相似性？李新偉認為，考古學支援的一個解釋，就是二者有共同的舊石器晚期的祖先，有共同的文化基因。“瑪雅文明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珍貴的、獨一無二的文明標本。中華文明在與舊大陸其他文明的交往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瑪雅文明在美洲大陸孤立地生存發展，形成一支獨特而奇異的文明之花”。
走進埃及：中國考古隊發掘研究孟圖神廟
與瑪雅文明一樣，古埃及文明也備受學界關注與公眾追捧。
2018年10月，埃及吉薩，王巍、陳星燦代表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和埃及文物部簽署《中埃盧克索孟圖神廟聯合考古項目協議》。按照這份5年協議，中國成為盧克索地區第十二支國際考古隊，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考古隊首次赴埃及進行考古發掘。
在中國社科院考古所近期線上舉行的2020年田野考古成果彙報會上，考古所國外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埃及考古隊領隊賈笑冰研究員介紹說，2019年12月至2020年5月，中方考古隊在孟圖神廟的田野發掘工作，首次揭露出第三座小神殿的整體輪廓；第一次在該遺址區發現印有阿蒙霍特普三世王名的泥磚地面；奧西裏斯青銅神像的發現，也為進一步印證該小神殿的性質提供可靠依據。
同時，發掘出土的大量陶片有待進一步研究，以建立有效的年代序列。除此之外，對於在孟圖神廟建成之前的遺址性質也掌握了初步線索。
此次考古發掘收穫，為中埃考古聯合團隊後續研究工作打下堅實基礎，團隊將繼續在中埃協議框架下，持續探索孟圖神廟區的平面佈局、營建順序、功能分區等問題。
美美與共：中國考古國際交流合作未來可期
進入新時代，中國考古領域國際交流合作風生水起，一浪高過一浪，未來發展藍圖更值得期待。
王巍提出，中國考古學今後要積極推進科學化、國際化、大眾化和數字化發展，其中，考古國際化方面就是要樹立全球視野，推動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交流互動，並加大中國考古“走出去”力度。當前，中國考古學界國際交流日益廣泛，很多國外遺址出現中國考古的身影、很多國際會議上都有中國考古的聲音，未來應該更加努力，進一步讓中國考古的聲音、身影展現國際舞臺。
“中國考古學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加國際化。”陳星燦表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考古界與國外的學術交流迅速增加，國際合作空前繁榮，通過交流和合作，不斷引入新思想、新技術和新方法，新一代考古學家有不少是從國外留學歸來，中國考古學家也更多走出國門，都為中國考古事業發展做出重要貢獻。
西北大學王建新教授帶領團隊長期致力於在中亞尋找大月氏的考古工作，他認為，開展絲綢之路考古和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深入了解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歷史文化傳統，對促進中國與相關國家的相互了解和理解、推動實現民心相通等方面會產生積極影響。
“我們生活在中華文明中，然後去發掘中美洲的古老文明，確實是一種很新鮮的感受。科潘遺址發掘還在進行中，我們期望還有更多新的發現。”作為中國做瑪雅研究的第一人，李新偉指出，中國考古人更多走出國門，更全面、更深入參與世界文明形成的考古發掘研究，並與五千年綿延不斷的中華文明進行對比研究，才能更多、更好地了解優秀文化基因的傳承脈絡，真正認識並進一步傳承和弘揚中華文明自身的獨特性。
他建議，中國考古現有國際合作項目應堅持做下去，做成長期合作項目，特別是宏都拉斯、埃及、伊朗、印度等曾是世界文明中心的考古項目合作，要持續大力推進，並加強項目相關機構建設，推動考古國際人才培養和國際合作規範化。
同時，國家文物局已新成立考古研究中心，希望能從國家層面對考古對外交流、合作進行頂層設計和統籌規劃，並納入“一帶一路”倡議行動實施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之中。
李新偉表示，新時期的中國考古加強國際合作，一方面，隨著中國有影響力、負責任大國的國際地位提升，理當對人類宏大的歷史文化進程研究承擔更多更大的責任。另一方面，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框架下，可助推建立一種“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的新的世界文明發展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