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記者們的靈魂拷問：講真話VS“黑”中國
原標題：洋記者們的靈魂拷問：講真話VS“黑”中國 “這場令人厭煩的反華資訊戰幾乎耗光了我的新聞職業理想”
長期以來，西方社會鼓吹“新聞自由”，宣稱媒體獨立，事實果真如此嗎？
《環球人物》雜誌10月16日出版的最新一期雜誌，刊發“特別報道”《洋記者們的靈魂拷問：講真話VS“黑”中國》，集中揭示了那些客觀真實報道中國而被西方社會圍攻與陷害的媒體人的遭遇，展現了他們的反駁、苦悶與抗爭。
以下為報道全文：
“我完全被震撼了！”當紐西蘭小夥子安迪·博勒姆第一次來到中國，之前的想像很多被推翻了，“與東南亞其他城市相比，南寧是一個充滿活力、美麗乾淨的城市，這與我想像中臟亂、落後和危險的中國，完全是兩碼事。”
2009年夏天，安迪從越南河內坐上通往中國的大巴車。“對當時的我來說，中國是一個特別陌生、難以接近的地方。”在中越邊境海關，當看到值守的中國邊防軍人時，安迪竟有一絲擔憂。接著，大巴車通過海關進入廣西，穿越重重山區時，正值大霧天氣，他和車上其他的外國人開始緊張，在一片白茫茫中，他不知道大巴車將去往何處。直到在南寧下車後，安迪懸著的心才放了下來。
第二天，安迪和朋友走上南寧街頭，不停交流著，“我們從未聽說過南寧這座城市，但這裡竟然比惠靈頓（紐西蘭首都）更有現代感！那麼，北京、上海、深圳會是什麼樣子？”
“重新認識中國，你經歷了怎樣的過程？”《環球人物》記者問。“對我來說，對中國認識的改變，與其說是過程，不如說是一個瞬間。”安迪說，這個瞬間就是廣西的大霧散去，他清晰地看到這個國家的第一眼，“我突然意識到，我之前對中國的所有看法，都僅僅來自西方媒體的報道。這些報道也像大霧一樣，遮住了我的雙眼，這更讓我下決心了解真實的中國。”
後來，安迪到中國求學，並有了一個中文名字安柏然。在復旦大學攻讀碩士期間，他在上海多家媒體實習，“那是我的專業內容之一，也是我的興趣所在”。畢業後，當他規劃自己的未來時，決定在一家中國的對外媒體工作。“這讓我有機會向世界各地展示我所看到的真實中國，告訴國外觀眾，他們對於中國先入為主的看法很可能是錯誤的。”最終，安柏然成為英文媒體《上海日報》的專欄作家和視頻編輯。
近兩年，有越來越多像安柏然一樣的外國媒體人，看不慣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偏見和歪曲，出於內心良知，紛紛用實際行動向國外民眾講述真實的中國。
“用BBC的方式”成了一個梗
“幾天后我將放棄從事了30餘年的新聞工作，至少是暫時的。這場令人厭煩的反華資訊戰幾乎耗光了我的新聞職業理想。”9月28日，西班牙一家新聞社駐華記者站負責人哈維爾·加西亞在推特上連續發佈14條消息，宣佈自己將告別新聞行業。這位從業30餘年，曾在巴基斯坦、委內瑞拉、德國等國從業的資深國際新聞記者，對西方媒體的對華造謠抹黑已經失望透頂。
加西亞曾在推特中表達過自己的新聞職業理想：“在我看來，國際記者的基本功能是在文化之間架起橋梁，而不是圍墻，這只會導致更多的戰爭。”加西亞2018年到中國，3年來，他為了這個理想持續努力著，力求告訴西方民眾一個真實的中國。他乘坐京張高鐵，在張家口、延慶走訪了北京冬奧會大型比賽設施；在南京等地出現散發疫情時，他形容中國的所作所為是“有愛的隔離”；在新疆，他深入棉田，告訴西方讀者根本沒有所謂的“強制勞動”；他讚揚中國的生態進步，用數據說明，“從1980年至今，中國的森林覆蓋率已經從12%增加到23%”。然而，當加西亞報出這些所見所聞的時候，卻遭到了西方媒體的指責。“資訊操縱在公然發生，每天都多達幾十個。誰敢與之對抗，試圖保持客觀和公正的立場，便會被指責為拿到了中國政府的報酬，甚至更糟。”
加西亞說，西方媒體標榜的所謂“新聞自由”今天已經演變成十分低級的套路：“說一模一樣的話，不能跳出既定劇本，一次又一次地強調‘共產主義’有多糟。”他試圖喚醒西方媒體和觀眾：“相比繼續在中國身上挑刺、挑起對立，我們更應努力去了解中國，學習中國模式的積極意義，就像中國學習西方成功經驗並付諸實施一樣。”
不過，加西亞的聲音非常微弱，西方媒體的“低級套路”仍然每天被瘋狂複製著。
“用BBC的方式”是B站上很熱的一個梗。一個名為“歪果仁研究協會”的UP主，製作了一期武漢疫情暴發一年後的回訪。但是，當他將視頻素材發給“BBC視頻編導”時，卻被頻繁挑刺。“那不重要！”當UP主提醒“BBC視頻編導”的改編違背了事實，就會得到這樣的回答，幾種“套路”被清晰地展現出來。
首先，拼接採訪回答。一位醫務工作者回憶了2020年2月武漢封城後，社區居民眾志成城、共克時艱的畫面。“BBC視頻編導”看了很生氣，要求“多加一些配音和沉默”“減掉對於事實沒有意義的內容”，隨後，原本陽光燦爛的畫面被調成暗黃色調。在配音中，UP主強調武漢是一座沒有人出現的“鬼城”，配樂變成詭異風格，醫務工作者的話被重新拼接：“很多人的生命在那個春天就停止了，我不得不去一個社區做一些基礎的工作，我媽媽對此表示很遺憾。”
其次，放大負面情緒。一位快遞小哥回憶起封城期間的送餐場景時，樂觀地說：“我感覺很自豪，感覺整條馬路都是我的！”但經過“BBC視頻編導”剪輯，只保留了快遞小哥因感動眾志成城而擦眼淚的鏡頭，一旁的畫外音卻是：“他冒著生命危險，被強制勞動。”或許編導也覺得應當讓快遞小哥說句話，所以勉強剪進去一句“中國加油，武漢加油”，畫外音馬上跟上：“甚至，他現在還要一直背誦灌輸的口號。”
再次，掩蓋數據真相。一位美甲店老闆介紹，政府給了她22萬元貸款，很多小商戶靠這些挺過了疫情寒冬。但經過剪輯後，美甲店成了背景，一個中國季度GDP柱狀圖被放了出來，用極為醒目的方式強調2020年第一季度GDP跌幅達到6.8%，故意將第二、三、四季度迅速回暖的柱狀圖砍掉了。美甲店老闆的話也被剪輯：“我沒有任何收入，還要支付員工的工資和房租。”畫外音跟進：“很多小店還不起貸款，正常生活難以為繼。”
最後，預設報道結論。視頻最後，一名市民表達了對武漢未來的美好憧憬。“BBC視頻編導”無奈，因為這名市民沒一句話“能用”，只好讓她出現了一個滿臉嚴肅的“空鏡頭”。配音乾脆“硬上”：“雖然我問了街上的大部分人，這一年恢復得怎麼樣，但大多數人選擇了沉默，不難發現，雖然大街上都是人，但他們的恐懼情緒仍未散去。”
這個視頻發佈後，“用BBC的方式打開中國春節”“用BBC的方式打開王冰冰vlog”“用BBC的方式打開華農兄弟”紛紛橫空出世，無論多麼歡樂祥和、輕鬆愉快的視頻，被網友“用BBC的方式”打開後，都變成了黑色、陰暗、壓抑的格調。
美國知名專欄作家、普利策新聞獎獲得者邁克爾·希爾奇克在《洛杉磯時報》上撰文，批評抹黑中國的“實驗室泄漏論”。
雖然荒誕，但西方媒體普遍就是“用BBC的方式”報道中國的。預設報道結論，是西方媒體報道中國的通病。拼接採訪回答、放大負面情緒、掩蓋數據真相，都是為這個目的服務的。今年10月8日，美國知名專欄作家、普利策新聞獎獲得者邁克爾·希爾奇克，撰文批判《華爾街日報》為了抹黑中國，不擇手段炮製新冠病毒“實驗室泄漏論”這一反科學做法。希爾奇克披露，《華爾街日報》上相關文章的兩位作者都沒有經過病毒學專業培訓，一個研究物理學，另一個是專攻乳腺病的制藥商。兩個“外行”用4篇在權威學術刊物上發表的論文，作為發現支撐新冠病毒是人為設計製造的“有力證據”。希爾奇克找到一篇論文的作者，作者表示自己被利用了，相關研究“並沒有為尋找病毒起源提供任何有意義的線索”。而經過調查，希爾奇克發現另外3篇論文也不能支撐“實驗室泄漏論”，其中一篇論文甚至明確說：“我們不相信任何類型的基於實驗室起源的假設是合理的。”但這卻被《華爾街日報》刪掉了。
“壞消息總能被賣出去”
2020年3月，在中國疫情形勢嚴峻時期，安柏然回了一趟紐西蘭。當他從奧克蘭機場入境時，只收到了一本有關新冠病毒的小冊子，被工作人員進行了不到5秒鐘的問話，便自由地走出了機場。回到上海後，安柏然在機場被詳細詢問了很多問題，測量了數次體溫，並同機上乘客一同被送往檢測中心，在核酸檢測呈陰性後，還進行了14天隔離觀察。
安柏然將這些拍成vlog，在海外社交媒體受到高度關注，點擊量超過345萬。出乎意料的是，安柏然的vlog在紐西蘭被廣泛傳播，並成為熱門話題後，竟遭到了很多質疑和詆毀。不少西方網友說，安柏然被“洗腦”了，視頻內容不真實。“疫情發生後，我失去了一個20多年的朋友。他認為，疫情暴發是中國的錯，我在中國工作，在支援一個邪惡的政府。”安柏然試圖維持這段友情，不斷把所見到的一切說給朋友聽，但對方拒絕接受，並將安柏然拉黑，“對我來說，這也是一場道德鬥爭，如果他真的認為我在支援邪惡，那麼就不再是我的朋友了。”
有這种經歷的，還有很多外國人。德國女孩海雯娜在社交媒體上為中國仗義執言，讓很多人看到真實的中國。西方媒體坐不住了，德國《世界報》記者對海雯娜進行了視頻採訪，但篡改採訪內容，聯合英國智庫ISD發表長文《中國的詭秘宣傳者》。文章誣陷她是一個“危險的宣傳人員”，說這名21歲的女孩“收了中國的錢”“與中國合作針對德國進行政治宣傳”。對於誹謗，海雯娜奮力反抗，在法蘭克福地方法院提起了訴訟。後法院判決，誹謗海雯娜的幾名記者必須修改原文，支付賠償費，且不得再寫誹謗海雯娜的文章。
蹊蹺的是，敗訴後，擁有《世界報》的德國媒體集團斯普林格拒絕接受法院判決。更誇張的是，這篇誹謗文章後來居然出現在“德國新聞記者獎”的名單中，獲獎類別是“IT和通信”。有基本常識的人就可看出，這篇報道與“IT和通信”沒有任何關係。
法國作家、記者馬克西姆·維瓦斯曾在2016年和2018年兩度赴新疆考察採訪。2020年底，他的專著《維吾爾族假新聞的終結》在法國出版。書中，他駁斥了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和“人權觀察”組織編造的“種族滅絕”“關押百萬維吾爾人”等言論。
接受媒體採訪時，維瓦斯坦言，自己扮演了“自殺炸彈手”的角色，“我告訴自己，我將花費大量時間精力來完成它，特別是我不能在其中犯任何細微的錯誤，以免被抓住把柄，成為媒體攻擊我的‘武器’”。然而，儘管小心翼翼，他還是被攻擊了。一家名為《凍結圖像》的媒體採訪他後，將採訪內容剪裁，並對其進行指控和羞辱，稱他為被中國重金收買的“騙子”。在法國收視率很高的電視節目C8上，一位具有廣泛影響力的著名哲學家也對維瓦斯不滿，並進行惡意攻擊，稱其為“褐色人物”。這是一種暗示，因為當年納粹武裝組織衝鋒隊就身穿褐色制服。一時間，維瓦斯在社交媒體上受到無休止的謾罵，不得不關閉評論功能。
安柏然對《環球人物》記者說，每當遇到質疑，他首先做的一定是努力將真實的中國講給對方聽，但最後，這種交流就會變成一場辯論。“而且辯論還會以對方啞口無言作為結束，無論是談到新冠肺炎疫情、涉港問題、涉疆問題，無一例外。但是，對方知道自己要輸了，就會甩給我一句話：你當然會為中國說話，你是《上海日報》的。”
安柏然喜歡在臉書上分享中國見聞，每當拍下中國的美景、美食，以及一些和政治毫不相干的內容時，評論區裏總有人貼出類似回復：“可是，他們沒有民主。”安柏然認為，這種執念是西方社會的悲哀，“他們總是覺得，只有西方的民主才是民主，而中國人過得很壓抑”。現在，安柏然已經意識到，自己不可能說服那些抱有偏見的人，因為他們先入為主，只想獲得滿足他們內心偏見的資訊，拒絕接受那些來自中國的真實狀況。
安柏然認為，一些西方媒體給他們的受眾灌輸了“自由”的錯覺，但事實遠非如此。“有些西方媒體已變成點擊率和廣告的奴隸，新聞更像是一種娛樂產品，而不是為滿足公眾知情權服務。這就是它如此戲劇化、充滿負面和衝突的原因。”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壞消息總能被賣出去，“這意味著記者編輯要尋找負面新聞，當它們不存在時，就要以負面視角來構建原本無害的新聞，在根本不存在衝突的地方製造衝突”。
當安柏然以親身經歷報道中國脫貧攻堅的巨大成就時，西方讀者會立刻貼上“宣傳”的標簽，因為它不夠負面。“可是，一個積極的故事，怎麼變成消極呢？這是西方媒體的根本缺陷。”安柏然注意到一種新現象，西方媒體在報道中國時，出現了一種新句式：中國取得了成就，但代價是什麼？“比如，中國戰勝了德爾塔病毒，但代價是什麼？中國消除了貧困，但代價是什麼？言外之意就是，你正在笑，但背後一定有人哭。”其實這種現象恰恰說明瞭中國的進步，西方媒體從一味否定中國，開始用上“先揚後抑”的套路。這是因為無論西方怎麼抹黑，中國在脫貧攻堅、抗擊疫情、經濟發展、生態保護等方面的現實成就，就擺在那裏，西方媒體最終是瞞不住的。
“他們是困在機器裏的受害者”
“沒來之前，我對中國的感受是複雜的。”安柏然坦言，他對中國的最初印象來自電影《臥虎藏龍》，竹林、田園、武俠震撼了他，這也是西方人對中國的普遍印象。“但西方人也認為，這些美好只是中國的過去，現代中國與之毫無關係，一定是封閉、落後的。”安柏然說，對於沒來過中國的人，說服總是蒼白的，但對於來過中國的人，事實更有說服力，偏見也更有機會糾正。“我媽媽在來中國的飛機上，以為一下飛機就會有很多人向她乞討，但中國有句話：百聞不如一見。她一到中國，所有的偏見都沒有了。”
維瓦斯記得，他在2016年初到新疆時，一件事情震撼了他。“在一個體育館中，一個維吾爾族姑娘穿著緊身褲，悠閒地坐在酒吧旁邊聽音樂。這可是在一片居民中伊斯蘭教信徒眾多的地區啊，如果當地政府任由宗教極端勢力橫行，那麼這些女孩一定把自己裹得嚴嚴實實，除了廚房，不能進入任何地方，可能在13歲時，就成了一個母親。”
由於疫情原因，這兩年外國人親臨中國的機會少了很多。“本來來到中國的外國人就少，這兩年又特別少，其中還不乏抱有政治目的的人。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下，國外媒體就有了更多以訛傳訛的空間。”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媒體話語權：美國媒體如何影響世界》一書作者張國慶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媒體話語權》出版于2012年，“這幾天出版社編輯和我聯繫，想要再版，但我懶得出，為什麼？因為我發現現在的美國媒體、西方媒體，已經越來越不像媒體了。”張國慶認為，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以美國媒體為代表的西方媒體經歷了輝煌階段，“那種專業精神、批判精神、調查精神，是現在無法相比的，媒體也相對自律。”但從80年代末和90年代末的兩次合併潮開始，再到本世紀初，資本的力量越來越深刻地介入其中，“所以我們從西方媒體身上看不到專業精神以及理想主義了，它們已經赤裸裸地淪為資本和政治的工具”。張國慶說，西方媒體已經異化，根本不是自己原來研究的範疇了。
針對西方媒體對中國的抹黑，張國慶反問：“為什麼西方媒體不在中國股市和中國足球這兩個問題上給中國支支招？”這個調侃意味十足的“靈魂之問”讓人反思，“他們偏偏要在抗擊疫情、脫貧攻堅、民族政策等中國做得很好的地方挑毛病”。張國慶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這是學渣教學霸讀書，你信他，就上當了，他們的目的就是誘使你犯錯誤。”
西方媒體頻繁抹黑中國，根本原因是對中國制度和道路的恐慌。“其實他們，尤其是政客和財團都知道在抹黑你，但也必須得抹黑。決定一個國家話語權，最根本的在於綜合國力。”今年5月12日，西方記者組織國際新聞工作者聯合會發佈最新年度報告，依然充斥著對中國的偏見，“但是我全篇讀完後發現，這個報告客觀上起到了肯定中國的作用”。張國慶說，報告提出了一些對中國的擔憂，“但這些所謂擔憂恰是中國做得好的，比如中國主動開展對外傳播，講好中國故事”。他總結，西方媒體機構還要繼續對中國詆毀，但有時候不得不“用反對你的方式，來肯定你”。
“隨著疫情慢慢消散，將來一定會有更多外國人來到中國，把真實的東西帶回去。”張國慶對未來充滿期待。
在中國生活時間越長，安柏然就越愛這個國家。但他第一次感受到中國力量，不是在中國本地，而是在他的家鄉。2016年11月14日，紐西蘭南島中部地區發生7.5級地震，很多遊客被困在當地的村莊，而中國駐紐西蘭克萊斯特徹奇總領館當天就派了兩架直升機展開救援。“我們當時看到，很多歐洲人、美國人和中國人在一個村莊裏，從眼神可以看出，他們是由衷地羨慕中國人，並在心底問：我的祖國在哪？”
去年武漢解封後，安柏然兩次來到武漢採訪，“我在解封第二天去了一次，依然有很多人不出來，這在西方簡直難以想像，即便在隔離期間，西方國家也有不少人偷偷聚會”。在今年7月河南發生特大暴雨災害時，安柏然來到河南新鄉的一個農村，這個村莊由於泄洪被淹沒了，“積水沒過了膝蓋，但是當地沒有老百姓抱怨，而且積極樂觀地參與自救和重建”。安柏然說他還不能完全理解中國人身上的這種精神，只能模糊地形容：“好像大家想的都一樣。”《環球人物》記者告訴他，中國人把這種精神稱為“集體主義”。
“對於很多西方讀者而言，沒有負面內容的涉華報道是沒有公信力的，因為很多西方媒體在報道中國時，選取的角度都是負面的。”但安柏然不想迎合這種趣味，他也並非覺得中國是完美的，“我只是想把一個真實的中國呈現出來，哪怕只能影響很少人，也是一種成功。”有時，他甚至有些同情專門寫中國負面報道的同行：“他們也是困在機器裏的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