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苦卓絕寫忠誠，一紙風行紅土地 《紅色中華》報及其鐫刻的“新華精神”
“我們需要我們的進攻，從新的小的部分的勝利，進一步變為很大的整個兒的一直到最後的勝利。
“在這種關頭，所有覺悟的共產主義者，都應該對自己說：我們應該站在前面，領導其他同志到戰線上去工作。”
這是1935年1月21日《紅色中華》報第264期頭版頭條《列寧的教訓》中列寧的一段演說。
眼前這片殘破的報紙，縱23釐米，橫44釐米，只有整張報紙的三分之一，是《紅色中華》報在中央蘇區出版的最後一期報紙。
它是國家一級文物，靜靜地陳列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博物館裏。
在新華社慶祝九十華誕之際，翻閱這張報紙，追尋新華先輩的奮鬥與犧牲，讓人驚嘆崇敬、熱血沸騰。
瑞金尋訪《紅色中華》報，對我們而言，也是一次“鑄魂”之旅，更加領悟作為新一代新華人，為做好黨的新聞事業，應該幹什麼、怎樣幹。
不朽的報，紅泥土房勵後人
從瑞金市區向東，再往北拐個彎兒就是葉坪鎮，遠遠地望去，圓拱形大門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牌匾分外奪目。
踏上一段鵝卵石小路，閃現一座青磚黛瓦的客家建築，高峻的“四疊式”馬頭墻翹首碧空。90年前的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就誕生在這座有幾百年曆史的“謝氏宗祠”裏。同日，“紅色中華通訊社”（簡稱“紅中社”）宣告成立。
在一間紅泥土房前，“紅色中華通訊社舊址”的牌匾映入眼簾。
1931年12月11日，紅中社開始出版印刷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並成立了“紅中”編委會。
聽說我們一行來自新華社，為我們講解的工作人員黃露芬興奮地說：“新華社的前身就是紅中社啊！歡迎回家！”
民居不大，站在廳堂裏，透過天井上的天窗，悠悠的白雲不時飄過。如今，這裡布展最多的是《紅色中華》報。當年，這張報紙發行一度多達4萬份，超過國統區有名的《大公報》。
展廳裏，墻上展列著《紅色中華》報早期負責人、工作人員名單，一張張黑白照片上，王觀瀾、周以栗、李伯釗、錢希均、李一氓、楊尚昆、沙可夫、韓進、任質斌、瞿秋白、向仲華、廖承志……年輕的面龐，目光堅定。
1996年，楊尚昆回瑞金，來到已擺上陳列品的這個展廳，坐在“編委會”的辦公桌邊感慨萬千。當年他在這裡寫稿、辦報，“現在回來，拿起這個筆，我感到非常地親切，就好像是回到了當年。”
作為傳承《紅色中華》報紅色基因的新華社報紙——《新華每日電訊》的編輯記者，我們屏氣凝神，翻看眼前兩大本厚重的《紅色中華》報影印合集。一篇篇吹響號角的戰鬥檄文、一幅幅生動鮮活的插圖漫畫，仿佛把我們帶回那個烽火連天的歲月：一群心懷革命理想的年輕人，在艱苦又充滿希望的蘇區以筆為槍，書寫人民政權中央機關報的開端，開創真正屬於人民的新聞事業。
“贛南等原中央蘇區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治國理政試驗田，共產黨人的文韜武略都在這裡試驗過、預演過。”黃露芬向我們介紹說，“《紅色中華》報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紅色政權建設的記錄者、宣傳者、組織者，更是中國人民革命事業早期的見證者。”
90年前，《紅色中華》報在黨的指揮下，忠實記錄黨和紅軍胸懷救國救民理想、不屈不撓幹革命的歷史偉業；
90年前，《紅色中華》報滿懷激情宣傳黨的革命主張，一紙風行紅土地，喚起工農千百萬；
90年前，《紅色中華》報艱苦卓絕寫忠誠，孕育紅色基因，淬煉新華精神，成為一代代新華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力量之源。
為黨辦報，艱苦卓絕寫風華
“紅色中華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機關報。他的任務是要發揮中央政府對於中國蘇維埃運動的積極領導作用……以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使革命在一省或者幾省首先勝利，以達到全國的勝利……”
這是刊登在1931年12月11日《紅色中華》報創刊號第一版的發刊詞。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一蘇大會”）在江西瑞金隆重開幕。
“一蘇大會”通過《黨的建設問題決議案》，依據當時中央革命根據地還沒有一份黨的機關報的情況，明確提出黨的重要任務之一是要“建立健全黨報”。
“12月11日，《紅色中華》報創刊。紅中社與《紅色中華》報社兩塊牌子一個機構，擔負播發新聞和出版報紙的任務。”對《紅色中華》報的歷史淵源，黃露芬如數家珍。
1931年12月18日出版的《紅色中華》報，刊登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任政府人員文告：“委任周以栗為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主筆……”
周以栗曾協助毛澤東創辦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一蘇大會”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擔任臨時中央政府內務人民委員，是《紅色中華》報初創時期的負責人兼主筆。1932年初，周以栗因患肺結核離開紅中社休養，1934年11月在轉移途中壯烈犧牲，年方37歲。
接替周以栗的是26歲的王觀瀾，他曾參與紅中社第一次文字新聞廣播編輯工作，他生前回憶說，“當時處於戰爭環境，條件簡陋，人員也很少，兩三個人，組稿、寫稿、校對，什麼都幹”。
1932年10月，29歲的李一氓接編報紙時，還住在瑞金城，編報在葉坪，相距約十里。那時報社的專職編輯很少，他後來回憶，“發病的時候，也得去葉坪，因為不去就沒有別的人去編了”。三個月的時間裏，除了編輯，署名“氓”的社論，他還寫了8篇。
當時20歲的李伯釗（楊尚昆夫人）是為數不多的女編輯，她後來在一篇文章中回憶，“……由於要出刊物、報紙，我被調到《紅色中華》當編輯兼校對……我每天要校對四版《紅色中華》，差不多有12000字，還要編輯蘇區的消息。點的是桐油燈，燈光很暗。這是我工作中比較艱苦的一段，那時蘇區工作都是很艱苦的。”
“《紅色中華》報定價很便宜，當時根據版面收取一到兩個銅板，讓每一位普通老百姓都能夠買得起。”黃露芬說，“它的語言風格非常貼近人民群眾，並且成立了大量讀報小組，鼓勵蘇區百姓讀報聽報。”
《紅色中華》報由中央印刷廠鉛字印刷，使用的紙張是蘇區自己生產的毛邊紙。
“目前見到的《紅色中華》報，出現過三種報頭。最初的報頭，被認為是周以栗題寫的；第221期開始使用美術字體；到達陜北後的《紅色中華》報，使用了毛澤東同志題寫的報頭。”黃露芬說。
1931年11月，在距瑞金不到100公里的寧都縣，正在“圍剿”紅軍的國民黨第26路軍接收到紅中社播發的“一蘇大會”召開的消息。一些高級軍官從中了解到中共和蘇維埃政府的革命主張，堅定了起義的決心。
“12月14日，趙博生、董振堂等率1.7萬人在寧都起義。起義部隊到達瑞金後，毛澤東特意帶趙博生、董振堂等人一同到紅中社和《紅色中華》報參觀。”黃露芬說，“這些曾被革命思想召喚的萬千起義將士，許多人後來慷慨赴死、血灑疆場。”
紅軍長征前，《紅色中華》報發行數最多時曾達到4萬份，成為中央革命根據地影響力最大的一份報紙。而紅中社有多少人呢？1934年7月12日，《紅色中華》報在第三版刊載關於蘇維埃政府中央機關收集被毯供給紅軍的消息時，提到“紅色中華社”時標注：“本社工作人員連新聞臺在內十二人”。
展廳裏，一張標注“1933年10月3日，川陜革命根據地機關報《蘇維埃》刊登的紅中社有關中央蘇區政權建設和中央紅軍活動的報道”複印件，引起了記者的注意。
黃露芬介紹說，紅中社當年的電訊稿已無法搜尋，今天只能從保存下來的《紅色中華》報、以及少量其他根據地報刊上刊登的紅中社稿件，來分析當年紅中社的報道。
“‘紅中’的偉大進步是從艱苦的堅定的向一切困難作殘酷鬥爭而獲得的！
向敵人封鎖作艱苦的鬥爭，來克服印刷和原材的困難！
努力建立通訊網和發行網，克服發行和編輯的困難！
努力為適合蘇區群眾的文化水準而不斷改良編輯和內容！
……”
李富春在《“紅中”百期的戰鬥紀念》中稱讚說：“‘紅中’向困難作頑強鬥爭的精神，值得全蘇區的黨和蘇維埃工作同志學習！”
凝聚民心，喚起工農千百萬
“下肖區七堡鄉第三村有一家農民，他們共有弟兄八人，在這次動員中，他們八弟兄中，有一個很勇敢的報了名當紅軍。但是後來他們和鄰人談話的時候，卻聽見鄰人說：‘你們八弟兄只去了一個當紅軍，這倒也沒有什麼希奇（稀奇）。’所以他們便一怒而全體報名加入紅軍，日前他們已集中到補充師去了。”
這是1934年5月30日《紅色中華》報第195期第三版刊登的一則消息稿，題為《八弟兄一齊報名當紅軍》。新聞裏記述了瑞金下肖區七堡鄉第三村一家農民先後送8個兒子參加紅軍的故事，中縫還配了一幅漫畫，在當時的“擴紅”運動中引起轟動，掀起群眾參軍熱潮。
一家送8個兒子參軍，成為中央蘇區人民全力支援革命戰爭的一個縮影。當年，興國縣長岡鄉青壯年男子百人中，就有80人報名參軍；總人口才24萬的瑞金，有11.3萬人參戰支前，為革命捐軀的烈士有5萬餘人；贛南人口共有240萬，為革命犧牲了33.8萬人。
這種魚水情延續到了當代。2003年據此編排的大型贛南採茶歌舞劇《八子參軍》，一經推出就獲得極大成功。當演到八子先後血染沙場，許多觀眾潸然淚下，一位開國將軍流著淚激動地說：“當年，老區人民就是這樣支援我們的！”
“我小時候就聽過‘八子參軍’的故事。為什麼群眾會踴躍參軍參戰？因為紅軍是我們老百姓自己的隊伍！”瑞金沙洲壩94歲的楊世桃老人告訴記者，“以前的沙洲壩村1000多人，有300多人去參軍，每家每戶都有紅軍。紅軍家屬往往被照顧得很好，家家戶戶都分到了田地，有耕田隊幫助耕田，還能分到當時很難買到的海鹽。”
中央蘇區食鹽奇缺，緣自反動派的經濟封鎖。1930年，國民黨反動派在軍事“圍剿”的同時，還叫囂：不讓“一粒米、一撮鹽、一勺水，落入共產黨手裏”。為此，在蘇區不斷掀起的生產運動熱潮，也是《紅色中華》報的主要宣傳報道內容之一。
“中央政府為了鼓勵夏耕運動，在全蘇區內達到增加二成收穫的目的，特擇春耕最有成績的瑞金武陽區，舉行贈旗大會，大旗一面，小旗一面，大旗贈給武陽區全體群眾，小旗贈該區石水鄉群眾，題字是‘春耕模範’，特派毛主席親去贈旗……”
這是1933年6月4日《紅色中華》報第83期刊登的消息——《中央政府召開武陽區贈旗大會》。春耕生產贈旗大會是我黨領導召開的第一次關於農業工作的會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鄧小平等領導人集體出席會議，其規格之高、規模之大、效果之好，在建黨建政史上尚屬首次，開創了我黨農業發展新局面。
蘇區時期，瑞金武陽區被譽為“紅色糧倉”。當地有順口溜雲：“武陽是塊洲，三年兩不收，還有餘糧下贛州。”在青壯男子參加紅軍的情況下，武陽區發動婦女兒童的勞動積極性，組織犁牛合作社互幫互助，還大力開墾荒田，成為生產運動的模範區。當年瑞金下轄的8個區中，武陽區累計上繳糧食17.9萬斤，佔上繳總數的五分之一。
“蘇區開墾出來的地，到現在我們還在受益。以前種紅薯，現在種臍橙，昔日的‘糧倉’變‘果鄉’了。”武陽村支部副書記鄒偉平告訴記者，“我們村3800多人口，每人平均就有3畝果，是贛南臍橙的‘萬畝村’，每年臍橙產值過億，成為鄉村振興的支柱產業。”
除了“八子參軍”“武陽春耕”，《紅色中華》報還刊登了村民爭先恐後打草鞋、節省糧食慰勞紅軍戰士等許多典型事例。在動員人民群眾為保衛革命根據地貢獻力量的過程中，《紅色中華》報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在今天位於于都縣的中央紅軍長征出發紀念館裏，有一整面墻特別醒目，是用數十隻草鞋拼出的中國版圖。
“中央各機關號召募集20萬雙草鞋慰勞紅軍——9月15日以前完成10萬雙！！！準備十月革命節的禮物。”中央紅軍長征出發紀念館副館長鐘敏指著墻上的展板說，“這是1934年9月8日刊發在《紅色中華》報上的報道，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募集草鞋的任務就完成了。《紅色中華》報發揮了‘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幹’的強大力量。紅軍也正是穿著這些草鞋踏上跨越萬水千山的長征路。”
“反圍剿，鼓鏗鏘；
鬧革命，歌豪邁。
白色恐怖喑萬馬，
紅色中華震九垓。
喚起工農千百萬，
誓把乾坤扭轉來。”
10月14日，在北京宣武門新華社大院裏，舉辦紀念新華社建社90週年文藝演出，歌聲慷慨激昂盪氣迴腸，唱出了當年《紅色中華》報激勵蘇區人民群眾踴躍參軍、保衛紅色政權的豪邁氣概。
開門辦報，培養工農通訊員
“同志們，我們每年都有選舉，今年的選舉同去年的選舉有什麼不同沒有呢？有，有很大的不同，今年的選舉將建立更加鞏固的蘇維埃！這個最重要的階級武器。我們要拿了這個武器去更大的增進群眾福利，去粉碎敵人新的‘圍剿’，反對帝國主義的瓜分政策，擴大蘇維埃運動於全中國，同志們，這就是今年選舉的意義……”
這是摘自1933年9月6日《紅色中華》報第108期，第一版刊登的毛澤東署名文章《今年的選舉》中的一段文字。
一頁頁翻過《紅色中華》報影印版，一些文章的署名是那麼熟悉。比如，毛澤東發表的《依據農村中階級鬥爭的發展狀態的差別去開展查田運動》，周恩來發表的《今年的“二七”紀念與中國工人階級的中心任務》，張聞天、朱德等領導同志的文章也時常見諸報端……
《紅色中華》報從創刊起，就經常刊登毛澤東、周恩來、項英等蘇維埃中央政府領導人論述建設健全蘇維埃政權重要性的文章，指導基層蘇維埃政權建設工作的開展。其中，毛澤東同志發表的署名文章和以其名義簽發的政策文件約有200篇。
“創辦初期，蘇區中央局和蘇維埃中央政府對《紅色中華》非常重視。其中項英曾管過一段時期報紙的工作，毛澤東、博古（秦邦憲）、張聞天、周恩來等都經常指導和過問報社的工作，為《紅色中華》撰寫社論、專論。”在任質斌的一篇回憶文章中，清晰地記錄著這段歷史。
然而，作者隊伍除了報紙的主編或編輯外，大部分為機關幹部，無法適應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為了豐富報紙內容，迫切需要廣大黨員幹部和群眾的參與。
在1933年7月11日的《紅色中華》報第93期上，刊登了《紅色中華報社編輯就寫作致通訊員的信》，每一句鼓勵的話都體現了編輯的良苦用心：
“同志們，寫通訊是一點也不困難的呀！
“為什麼呢？因為寫通訊用不到精密的思想，也用不到深奧的理論的基礎。只要你用質樸的字句把你所知道的新聞事實有條理的寫下去，那就保你寫得括括叫，而且成為一個很好的工農通訊員。
“但是寫通訊首先要找到適當的材料，尤其是必須要寫的材料……”
1933年8月10日《紅色中華》報創辦100期時，李一氓發表署名“氓”的文章《論目前“紅中”的任務》，更是鮮明地提出“如何培養新聞幹部，開拓蘇維埃政府的新聞事業”：
“現在參加在‘新聞工作’中的同志是很少的，這其中大多數還是偏于‘雜誌’性（應為‘型’）的工作者，真正的‘新聞工人’，就更少更少……‘紅中’應建立自己能夠指揮和訓練的通訊員，及自己整個的通訊網……另外我們用函授方法，來教他們的新聞學，如何做社論，如何寫消息……要這樣來創造蘇維埃的新聞幹部……《紅色中華》不僅是報紙，而且是學校，從事這一部門工作的幹部的需要，已經放在了我們新聞政策的議事日程之上。”
瞿秋白在上海時，也發表過《關於〈紅色中華〉報的意見》一文，提出了“開展工農兵通訊員運動”的設想。他到達蘇區後，紅中社成立了通訊部，規定按期把編輯部需要稿件告訴通訊員，隨時對通訊員寫稿進行指導。
“《紅色中華》報在培養作者隊伍方面有成功的經驗，例如讓骨幹通訊員參與編輯活動，舉辦通訊員培訓班，給通訊員發送學習材料，包括怎樣寫稿、組稿、審稿，怎樣從群眾中發現素材。”瑞金市委黨史辦專家曹春榮說。
1934年，《紅色中華》報通訊員隊伍不斷擴大，已由初創時期的200多人發展到近千人，他們絕大部分是一線的工農群眾，成為報紙鮮活的資訊源。為了更好地開展業務交流，編輯部還專門編發了一個內部刊物《工農通訊員》。
曹春榮認為，《紅色中華》報依靠群眾開門辦報，是中國共產黨根據蘇區實踐形成的，是對“政治家辦報”的補充，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辦報思想進一步成熟的體現。
“它（《紅色中華》報）開始組織了一些通訊員在它的周圍……發揮了群眾的積極性……在編輯方面也比較更活潑更有生氣。因此報紙讀者的數量，有了很大的增加，報紙的銷路（意為‘銷量’）從不到一萬增加到了四萬。”
1933年12月1日，洛甫（張聞天）在蘇區黨中央局機關刊物《鬥爭》上發表的《關於我們的報紙》一文，高度評價《紅色中華》報的辦報思路。
興文育人，“紅色群眾”看得懂
“我們早就計劃要登刊紅中的文藝副刊，但因為種種事實上的困難（第一就是印刷機器不敷應用），所以直到如今才能實現……這次我們規定了副刊的稱號，《赤焰》。我們比較充分的準備了副刊的內容；不過因為篇幅有限以及其他的關係，我們也還是不能認為這是美滿的文藝副刊……”
這是1933年4月23日《紅色中華》報第72期文藝副刊《赤焰》的發刊詞。
一直以來，中央蘇區對《紅色中華》報的要求是“反圍剿的戰爭動員”和“蘇區建設”的組織者、宣傳者。中央蘇區大多地處偏遠山區，群眾普遍文化水準低，為讓“每一個紅色群眾都能聽懂、看懂”，編輯人員付諸一切努力，力求文字淺顯生動、版面圖文並茂。
1934年2月，瞿秋白從上海到達瑞金。他主持紅中社工作後，在稿件組織和版面安排上，做了一系列改進，力求用最樸素的報紙版面語言宣傳黨的輿論政策。
為了讓通訊員能夠把蘇區工農群眾生活的實際和人物事跡，以正確的政治觀點與立場用文藝的形式錶現出來，編委們很早就計劃創辦一個像樣的文藝副刊。
1933年1月28日第48期的《紅色中華》報上，署名為“鬥人”的讀者也建議，《紅色中華》應該有個副刊：
“紅中應該有個副刊，它的主要任務：（一）應用革命的藝術，文藝力量，作宣傳，鼓動。（二）提高工農群眾的藝術興趣，創造蘇區工農文藝，開始培植真正無產階級藝術的幹部……”
經過醞釀，1933年3月3日推出《紅色中華副刊·三八特刊》；1933年4月23日，該刊又更名為《赤焰》。按當時“紅中”編委的看法，《赤焰》是“我黨黨報文藝副刊的‘第一朵紅花’”。
當年為《赤焰》撰稿的作者，有沙可夫、韓進等“紅中”編委會成員，有李一氓、李伯釗等蘇區各文藝機關的領導，還有許雷、思凡、津島等蘇區本地的通訊員和寫作者。他們的作品反映了工農革命群眾的英勇鬥爭事跡，宣傳了蘇區革命文化觀念，豐富了蘇區百姓的文化生活。
其中，沙可夫參與創作的《我們自己的事》《我——紅軍》等大型話劇深受好評。《我們自己的事》刊登在第一期《赤焰》的頭版，講述了鐵路工人在共產黨員領導下，策動國民黨軍士兵參加紅軍、掉轉槍口去打國民黨軍閥的故事。
“由於讀者群體絕大部分是文化程度偏低的工農兵大眾，《紅色中華》報文字簡單直白、通俗易懂，少用生僻字詞，多用民間口語。”瑞金市黨史專家嚴帆說，“當年物資供應短缺，報紙在印刷設計上存在種種局限，但編輯們努力把版面做得好看。除了運用‘變化字體大小’‘用幾何圖形代替文字’等編輯手段外，還增加了豐富宣傳語言的插圖和漫畫。”
那一時期的蘇區，涌現出一批優秀的漫畫插圖作者。除了之前設計過報頭的錢壯飛，代表人物還有黃亞光、趙品三、胡烈等。《整師整師的加入到紅軍中去》《國民黨出賣華北平津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等等，一張張帶有強烈戰鬥色彩的漫畫，線條簡約、主題明確。
如今，翻看一頁頁《紅色中華》報，感覺他們不僅僅是扛槍打仗的紅軍戰士，還是一群多才多藝的文藝青年。
中國共產黨情報戰線上的傳奇人物錢壯飛，當過醫生，擅長書法、繪畫和無線電技術，經常上臺演戲的他，還設計了紅軍烈士紀念塔、紅軍烈士紀念亭、“二蘇大會”禮堂等革命建築。兼職創作漫畫的趙品三時任中國工農紅軍學校俱樂部主任，1932年他主持設計了紅軍軍裝，我們熟悉的紅軍“小八角”、列寧帽、灰布軍裝即出自這位漫畫家之手。
“這是1934年9月29日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前的圖表分析，橫軸上排列19個中央蘇區縣，縱軸為截至9月27日各縣完成擴紅計劃的百分數。”嚴帆指著《紅色中華》報上一則數據圖表新聞報道說。
儘管條件艱苦，沒有攝影圖片，《紅色中華》報從創辦之初的純文字版面，到後來漫畫、插圖、圖表、數據新聞等一應俱全，編輯人員“玩轉”各類報道形式，不斷改進創新版面編排。
在1933年8月22日《紅色紅華》報第104期上，一處富有創意的標題排版引人注目——《雩都縣列寧街的怪現象》（“雩都”今作“于都”）一文中，編輯將“雩”和“怪”字，都變成四個小字，成“?”字形排列後與其他大字單個字體排列，突顯“雩”和“怪”，讓今天的讀者看來，編輯似乎表現出某種“新媒體特徵”的匠心。
“以《赤焰》為代表的《紅色中華》報，具有‘革命性’和‘大眾化’兩種特色。一方面向蘇區群眾宣傳黨和紅軍的革命理念，提高了他們的政治認識；一方面側重刊登群眾喜聞樂見的小劇本、歌謠、漫畫等，極具感染力和傳播性，極大地鼓舞了工農群眾的革命熱情。”曹春榮說。
1933年4月23日《紅色中華》報《赤焰》副刊上，發表了署名“思凡”的詩《到處是赤焰》——
“不是一小顆火星，
不是一點子曙光，
這是漫山遍野，
勢如燎原，
到處都是的赤焰！
這將要照徹全世界的機構內部，
把一切朽腐毒物，
燒成灰燼，
讓出一條唯一光明之路。
……”
碧血丹心，留守辦報譜壯歌
“瑞金城通訊：國民黨白匪佔領瑞金城以後，對工農群眾施行殘（慘）無人道的屠殺，和卑鄙無恥的欺騙，這樣恢復地主資產階級的剝削統治。以前逃跑出去的地主豪紳，都跟著白匪回來，在許多地方建立民團辦事處，保甲，來更加殘酷的剝削群眾……”
這也是摘自1935年1月21日《紅色中華》報，第二版頭條文章《瑞金城群眾開展反國民黨鬥爭》的一段文字。
新中國成立後，由江西會昌縣群眾捐出的這張報紙，已被戰火燒掉一部分，留下的僅有不規則的三分之一。這張報紙一經發現，就引起了史學界的極大關注，因為原來人們一直認為，中央蘇區出版的《紅色中華》報停在紅軍長征前的第240期。
這份第264期是目前能見到的、在中央蘇區出版的最後一期報紙。這意味著紅軍長征後，中央蘇區至少又堅持出版了24期《紅色中華》報。
這24期《紅色中華》報因為印發數量不多，加之在特殊的戰爭環境中，截至目前國內只保存有5期的內容，其中實物第264期殘報被列為國家一級文物。
“其中第243期（1934年10月20日出版），就是當年‘圍剿’中央蘇區的國民黨北路軍總指揮陳誠從中央蘇區蒐集到的。”瑞金市委黨史辦工作人員彭小青說，“那個時候，《紅色中華》報也是國民黨了解中央蘇區的重要資訊來源。”
彭小青介紹，當年陳誠在佔領瑞金後，曾下過一道命令：任何從蘇區得到的文字資料，哪怕是只字片言，也要上繳。他將一些珍貴資料收入他的“石叟資料”（即陳誠文庫）中，最後贈與了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
談起這24期《紅色中華》報的出版背景，嚴帆告訴記者：“當年，紅軍是在絕密情況下轉移的，為保證8萬大軍安全衝破敵人包圍圈，中央給留下的中共中央分局任務很艱巨。中央規定：首先他們要牽制敵人、掩護紅軍主力部隊轉移；大軍走後要保衛蘇區老百姓，並在蘇區周圍開展遊擊戰；等大軍打回來，要配合野戰軍反擊，恢復被敵人佔領的地方，重建蘇區。”
“許多共產黨領導人都是自願留下準備犧牲自己的。”嚴帆說，當時留下的各路人馬達1.6萬人，除工作需要留下的幹部，還有走不動的老弱和需要臥床休養的病人。顯然，要完成如此艱巨的任務，沒有一批富有黨性和鬥爭經驗並與當地群眾有密切聯繫的骨幹人員是辦不到的。
時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員、中央分局宣傳部部長的瞿秋白，兼任紅中社社長和《紅色中華》報編委會主任，他以過硬的政治素質和深厚的理論修養，臨危受命，在非常艱難的條件下繼續辦報。
“中央機關主要的領導人全部都隨主力紅軍走了，但這件事是保密的，不能讓國民黨知道，所以在外表上還要保持現狀，以便迷惑敵人。這樣，《紅色中華》報還要繼續出版。”曾任《紅色中華》報編委的韓進曾在一篇回憶文章中這樣寫道，“編委會就只留下瞿秋白和我兩人了，繼續堅持出版《紅色中華》報，表示中央還在這裡。”
為了保守紅軍撤離蘇區的秘密，《紅色中華》報不報道長征紅軍的行動情況，內容仍以擴紅、徵糧、動員群眾堅壁清野、開展遊擊鬥爭、保衛蘇區等為主，號召蘇區人民同敵人進行浴血奮戰。起初，報紙每週出版三期，後由於環境惡化，改為每週兩期，最後只能每週一期。數量也越印越少，最後僅兩三千份。
“那是《紅色中華》報最艱難的時期，編輯部嚴重缺人，通訊員隊伍不復存在，組稿、編稿、排版、校對等各個環節都困難重重，報紙還要照常出版發行。”曹春榮說，“此時身兼多職的瞿秋白患有嚴重的肺病，常常拖著病體堅持工作。”
事實證明，直到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後近一個月，國民黨軍隊才敢放膽靠近“收復”中央蘇區核心區域。
“這24期《紅色中華》報，在穩定蘇區人心、迷惑敵人視聽、遲滯敵人行動、掩護主力紅軍轉移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嚴帆說，當年的紅中社留守人員發揚革命理想主義精神，懷著對黨的新聞事業的無限忠誠，掩護了中央主力紅軍突圍轉移，並持續激勵留守蘇區的廣大軍民，是中國革命新聞史上永遠值得銘記的悲壯歷程。
“白匪進了蘇區門，
戰爭形勢更加緊，
為了保衛蘇維埃，
保洪報名當紅軍，
（大姑送他的老公當紅軍，叫他努力工作。）
勇敢殺敵，不要念家庭，
呀都咦都呀！
……”
這是《紅色中華》報第264期第二、三版中縫“文學工場”《王大姑》的唱詞片段。那時，距離中央紅軍突圍長征，已整整過去了三個月。
賡續血脈，先輩精神永傳承
“（甲）分局應在中央蘇區及其鄰近蘇區堅持遊擊戰爭。目前的困難是能夠克服的，鬥爭的前途是有利的。對這一基本原則不可有任何動搖。（乙）要立即改變你們的組織方式與鬥爭方式，與遊擊戰爭的環境相適應，而目前許多龐大的後方機關部隊組織及許多老的鬥爭方式是不適應的……”
1935年2月5日，留守蘇區的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辦事處被敵人重兵圍困，危急關頭接到中央發來的“萬萬火急”電報。
中央分局依據指示組織留守紅軍分九路突圍，《紅色中華》報社的工作人員將印刷機等疏散埋藏，停止了出版工作。行前，在於都井塘村的小山窩裏，瞿秋白還主持了中央蘇區的最後一場文藝演出，史稱“井塘會演”。
2月10日，瞿秋白等人由一個排的紅軍護送從井塘村出發，經瑞金、武陽往福建方向突圍。24日，當他們行至福建省長汀縣水口附近，被國民黨民團發現，在激戰中何叔衡犧牲，鄧子恢突圍，瞿秋白等被俘。
“在獄中，瞿秋白與敵人展開了機智的鬥爭。後因叛徒出賣，他的身份暴露，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瞿秋白始終沒有屈服，保持了一名共產黨員的高風亮節。”新華社研究院高級編輯萬京華說，“6月18日，瞿秋白沿途唱著《國際歌》和紅軍軍歌在福建長汀西門外從容就義，年僅36歲。”
1935年11月25日，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後，紅中社恢復新聞文字廣播，《紅色中華》報在陜北瓦窯堡復刊。因為當時並不知道瞿秋白在蘇區繼續出版《紅色中華》報，因而復刊號接續長征前的期碼。初到陜北條件更加艱苦，這一時期的《紅色中華》報由在蘇區的鉛印改為了手寫油印。
1937年1月，隨著紅中社更名為“新中華社”（簡稱“新華社”），《紅色中華》報也改名為《新中華報》，1941年和同為新華社主辦的《今日新聞》合併為《解放日報》。《解放日報》是抗日民主根據地出版的第一個大型日報。
回望90年前，《紅色中華》報是新華社辦報的起點，它舉起的紅色旗幟，成為無數新華人前赴後繼的前進方向；它淬煉的“新華精神”，成為無數新華人接續奮鬥的力量源泉。回顧光輝歷史，追念革命先輩，更增添了新華人建設國際一流的新型世界性通訊社的勇氣、“把地球管起來”的豪氣。
今天，賡續《紅色中華》報紅色血脈，新華社編輯出版的報刊有全國性時政綜合大報《新華每日電訊》，有發行量長期穩居全國日報前列的《參考消息》，有全國發行量最大的時政刊物《半月談》，有新中國最早的新聞週刊《瞭望》，有新中國第一份綜合性經濟報紙《經濟參考報》等。
如今，在井塘村的那個小山窩裏，“井塘會演”的舞臺被重新搭起，不時有村民走上舞臺放歌一曲，伴隨著臺下附和聲，人們唱著笑著……遠處是綿延的丘陵，一棵棵茂密的果樹上，結滿了待採的金色臍橙。
這一幕幕歡歌笑語，讓我們仿佛又看到86年前會演的那個夜晚，話劇、舞劇等節目精彩紛呈，群眾聯唱歌聲一浪高過一浪，一個面容秀氣又有幾分蒼白的書生上臺帶頭振臂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
鏡頭轉向更遠處，這位共產黨人唱著自己早年翻譯的《國際歌》，在福建長汀西門外脫去長衫，泰然自行至刑場，席地而坐，令敵開槍，無所畏懼。
相片中的瞿秋白依然年輕，他年已百歲的女兒瞿獨伊喃喃地說：“我始終不明白，儒雅的書生和壯烈的革命者，哪一個是我的父親……”
賡續九十載紅色血脈，書寫新時代奮鬥華章。在《紅色中華》報中，我們看見了，一批批如他那般同樣年輕的面孔；我們也讀懂了，他們“只要能為社會的前進照亮一步之路，就毅然舉全身而自燃”的堅定信仰和初心。（記者盧剛、強曉玲、易艷剛、胡錦武、張博令、鄔慧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