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民主情況
新華社北京12月5日電 外交部網站5日發佈《美國民主情況》報告。全文如下：
美國民主情況
目錄
序言
一、何為民主
二、美國民主的異化及三重弊害
（一）制度痼疾積重難返
1、美式民主淪為“金錢政治”
2、名為“一人一票”，實為“少數精英統治”
3、權力制衡變成“否決政治”
4、選舉規則缺陷損害公平正義
5、民主制度失靈引發信任危機
（二）民主實踐亂象叢生
1、國會暴亂震驚全球
2、種族歧視根深蒂固
3、疫情失控釀成慘劇
4、貧富分化不斷加劇
5、“言論自由”名不副實
（三）輸出所謂民主產生惡果
1、“顏色革命”危害地區和國家穩定
2、強推所謂民主造成人道悲劇
3、濫用制裁破壞國際規則
4、“民主燈塔”招致全球批評
結束語
序言
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是各國人民的權利，而不是哪個國家的專利。實現民主有多種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用單一的尺規衡量世界豐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單調的眼光審視人類五彩繽紛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每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應由這個國家的人民自主決定。
美國民主制度是美國一國實踐的結果，具有獨特性，不具普遍性，更遠非盡善盡美。但長期以來，美國無視自身民主制度的結構性缺陷與國內民主實踐的不足，自詡為“民主樣板”，頻頻打著民主的旗號肆意干涉他國內政、發動對外戰爭，引發地區動蕩和人道主義災難。
本報告旨在通過列舉事實和專家觀點，梳理美國民主制度的弊端，分析美國國內民主實踐的亂象和對外輸出民主的危害，希望美國完善自身民主制度和實踐，對外改弦易轍。這既有利於美國人民，也有利於世界人民。如果沒有哪個國家試圖壟斷民主標準，沒有哪個國家試圖把本國政治制度強加於人，沒有哪個國家試圖把民主當作工具打壓別國，各國各美其美、美美與共，這個世界會更美好。
一、何為民主
民主一詞源自古希臘語，本意是“人民統治”、“主權在民”。作為一種政體形式，民主迄今已有2500多年曆史，涵蓋了從古代雅典公民直接民主政府到現代代議制政府等多種形式，是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結果。
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宣傳品，而是要用來解決人民需要解決的問題的。一個國家民主不民主，關鍵在於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當家做主。要看人民有沒有投票權，更要看人民有沒有廣泛參與權；要看人民在選舉中得到了什麼口頭許諾，更要看選舉後這些承諾實現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規定了什麼樣的政治程式和政治規則，更要看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執行；要看權力運作規則和程式是否民主，更要看權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監督和制約。
一個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不僅要有完整的制度程式，而且要有完整的參與實踐，能夠做到過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式民主和實質民主、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國家意志的相統一。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後就進入休眠期，只有競選時聆聽天花亂墜的口號、競選後就毫無發言權，只有拉票時受寵、選舉後就被冷落，這樣的民主絕不是真正的民主。
一個國家是不是民主，應該由這個國家的人民來評判，而不是由外部少數人來指手畫腳。
世界上沒有哪一套民主制度是完美的，不存在適用於一切國家的政治制度模式。各國民主制度的建立和民主進程的發展都有其歷史性和民族性，都有自身獨特價值。國際社會應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基礎上就民主問題進行交流對話，共同為全人類進步作出更大貢獻。
二、美國民主的異化及三重弊害
歷史上，美國民主的發展有其進步性，政黨制、代議制、一人一票、三權分立等是對歐洲封建專制的否定和革新。法國著名思想家托克維爾在其《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也對此予以積極評價。《獨立宣言》、“權利法案”、廢奴運動、民權運動、平權運動等成為了美國民主進程中的亮點。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原則更是膾炙人口。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的民主制度逐漸異化和蛻變，已經越來越背離民主制度的內核和制度設計的初衷。金錢政治、身份政治、政黨對立、政治極化、社會撕裂、種族矛盾、貧富分化等問題愈演愈烈，民主制度的功能出現衰退。
美國還以民主為名頻頻干涉他國內政，引發地區國家政局動蕩和民不聊生，破壞世界和平穩定和各國社會安定。美國和世界上的許多人都在問，美國還是一個“民主國家”嗎？世界需要對美國的民主情況作深入檢視，美國自己也需要好好反躬自省。
（一）制度痼疾積重難返
美國一貫以“山巔之城”、“民主燈塔”自稱，標榜其自誕生之初就設計了一套為保障民主自由而生的政治體制。然而，民主這一理念同今天的美國已經貌合神離。從金錢政治到精英統治，從政治極化到制度失靈，美式民主已身染沉疴。
1、美式民主淪為“金錢政治”
美式民主是建立在資本基礎上的“富人遊戲”，與人民民主有著本質區別。
100多年前，美國俄亥俄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馬克·漢納這樣形容美國政治：“在政界，有兩樣東西很重要，第一是金錢，第二個我就不記得了。”100多年後再看，金錢依舊是美國政治的“硬通貨”，而且作用更無可替代。以2020年美國總統和國會選舉為例，此次選舉總支出高達140億美元，是2016年的2倍和2008年的3倍，被稱為“史上最燒錢的大選”。其中，總統選舉花費再創歷史紀錄，達到66億美元；國會選舉花銷超過70億美元。
美國民眾不得不面對的事實是，金錢政治貫穿美國選舉、立法、施政的所有環節，實際上限制了民眾的參政權利，經濟地位的不平等已經轉變為政治地位的不平等，只有口袋裏有足夠多資本的人才能享受憲法規定的民主權利。金錢政治越來越成為美國社會難以根除的一顆“毒瘤”，成為美國民主的莫大諷刺。
一位美國聯邦參議員一針見血地指出：“有些人認為美國國會控制著華爾街，然而真相是華爾街控制著美國國會”。據統計，91%的美國國會選舉都是由獲得最多資金支援的候選人贏得，而大企業、少數富人以及利益集團出手更加闊綽，成為選舉資金的主要來源。這些所謂“民意代表”成功當選後，往往為其背後的金主服務，化身既得利益的代言人，而不是為普通民眾發聲。
2020年3月，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美國前勞工部長羅伯特·萊克出版《系統：誰操縱它，我們如何修復它》一書。該書認為，過去40多年，美國的政治系統被極少一部分人操控。政治獻金幾乎被視為“合法的賄賂”，讓富人擁有了更強大的政治影響力。2018年中期選舉中，鉅額政治獻金佔到了競選資金的40%以上，這些鉅額資金主要來自佔美國總人口0.01%的富豪。金錢政治和遊說團體正在扭曲美國普通民眾發聲的渠道，絕大多數人表達真實意願的聲音都被少數利益集團蓋過了。這些寡頭又用手中的權力來充實自己的財富，而普通民眾的利益則被拋諸腦後。
2020年9月23日，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馬修·史蒂芬森在接受“今日哈佛法律”採訪時表示，美國在廉政方面絕不是世界領袖，遊說、政治獻金等做法在其他國家被認為是腐敗，但在美國不僅被允許，還受憲法法律保護。
2、名為“一人一票”，實為“少數精英統治”
美國是一個典型的由精英階層主導的國家，“多元政治”只是一種表面現象，精英們把持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統治地位，操控國家機器，制定規章制度，把握輿論風向，主導商業公司，行使各種特權，等等。特別是自19世紀60年代以來，民主、共和兩黨輪流“坐莊”分享國家權力，多黨制名存實亡。普通選民把選票投給第三黨或獨立候選人等於浪費投票機會，只能在兩黨推出的候選人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
在“驢象之爭”背景下，兩黨始終將大眾政治參與限定在狹小範圍。對於普通選民而言，選舉時召之即來，選舉後揮之即去，大多數人都只是選舉遊戲的“群眾演員”，“民治”在美國政治實踐中很難有所體現。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政治評論家與社會活動家諾姆·喬姆斯基指出，美國是“真實存在的資本主義民主”，美國人對政策制定的影響力與他們的財富水準之間呈正相關性，約70%的美國人對政策制定沒有任何影響，他們在收入水準、財富等方面處於劣勢，相當於被剝奪了參政權利。
美國馬薩諸塞州大學教授賈拉拉賈在《大西洋月刊》發表文章表示，美國目前的民主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而不是實質民主。總統選舉的全國範圍初選完全受富人、名人、媒體和利益集團的操縱，民眾投票支援的總統參選人往往不真正代表民意。
3、權力制衡變成“否決政治”
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專著《政治秩序與政治衰退》中指出，美國存在根深蒂固的政治癱瘓現象，美國的政治體制中有太多的制衡，以致集體行動的成本大大增加，有時甚至寸步難行。這是一種可被稱為“否決制”的體制。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的“否決制”變成了通往政治僵局的“靈丹妙藥”。
美國民主程式分散、冗長，存在大量否決點，個別否決行為即可影響體系行動，所謂“相互制衡蘊涵糾偏能力”的預設在實際操作中日益走樣。美國政治極化加劇，兩黨訴求大相徑庭，共識不斷壓縮，甚至出現“最自由的共和黨人也比最保守的民主黨人大大右傾”的極端狀況，對立制約已成家常便飯，“否決政治”成為政治生態，“我辦不成事也不能讓你辦成”蔚然成風。
華盛頓的政客關注的是保住黨派利益，國家發展的宏圖偉略早已拋諸腦後。否決對手會加強自身陣營身份認同，身份認同的加強又迅速鞏固自身陣營支援力量，美國兩黨癡迷于“否決”，陷入難以自拔的惡性迴圈，其結果必然是政府效能被弱化、公正法治被踐踏、發展進步被遲滯、社會分裂被放大。當今美國，“我是美國人”正漸次被“我是共和黨人”“我是民主黨人”所替代，“身份政治”“部落政治”向美社會各層面惡性傳導加劇“否決政治”。
2021年10月美國智庫皮尤研究中心對美國、德國、韓國等17個發達經濟體所做調查結果顯示，美國被視為政治極化最嚴重國家，90%的美國受訪者認為不同黨派的支援者之間存在嚴重分歧，近六成美國受訪者認為民眾不僅在政策領域意見相左，在基本事實方面也難以達成共識。
韓國慶熙大學政治學教授徐正健指出，美國政治兩極化愈演愈烈，依靠選舉推進改革的民主主義自凈程式無法正常運作。美國國會參議院陷入“冗長辯論”議事程式陷阱，不能發揮立法應對社會變化的代議機構作用。
4、選舉規則缺陷損害公平正義
美國總統選舉遵循古老的選舉人團制度，總統和副總統並非由選民直接選出，而是由選舉人團投票決定。美國現有選舉人票538張，贏得超過一半選舉人票（270張）的候選人即當選總統。這種選舉制度弊端十分明顯：一是當選總統可能無法贏得多數普選票，代表性不足；二是具體選舉規則由各州自行決定，易發生亂象；三是“贏者通吃”制度加劇各州地位不平等、各黨地位不平等，造成巨大選票浪費並抑制投票率，深藍州、深紅州選民往往遭忽視，搖擺州獲得相對非對稱重要性，成為兩黨競相拉攏的對象。
美國歷史上出現過5次贏得了全國普選票卻輸掉總統選舉的情況。最近的一次是，2016年大選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獲得6298萬多張普選票，得票率45.9%。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裏·克林頓獲得6585萬多張普選票，得票率48%。特朗普雖然輸掉普選票，但贏得304張選舉人票，希拉裏僅獲得227張選舉人票，特朗普以選舉人票數優勢當選總統。
美國民眾公認的選舉制度另一大弊病是“傑利蠑螈”。1812年，馬薩諸塞州州長傑利為謀求本黨利益，簽署法案將州內一個選區劃成類似蠑螈的極不規則形狀。這種做法後被稱為“傑利蠑螈”，即指通過不公平的選區劃分，幫助本黨贏得盡可能多的議席，鞏固優勢地位。美國每10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然後按“各選區人口大致相等”原則並結合人口變化情況重新劃分選區。美國憲法將劃分選區的權力賦予各州立法機構，為州議會多數黨“傑利蠑螈”提供操作空間。“傑利蠑螈”主要靠兩種操作，一是“集中”，即盡可能將反對黨選民集中劃入少數特定選區，犧牲這些選區以換取其他選區絕對安全；二是“打散”，即將反對黨選民相對集中的地區拆分劃入周邊不同選區，從而稀釋反對黨選票。
民主黨主政的俄勒岡州于2021年9月27日在全美率先完成選區重新劃分，民主黨牢牢控制的選區由原來的2個增至4個，“搖擺選區”由2個減至1個，這意味著該黨可憑藉57%的實際選民佔比，控制該州83%的國會選區。反之，共和黨控制的得克薩斯州於今年10月25日確定新的選區劃分，牢牢控制的選區由原來的22個增至24個，“搖擺選區”由原來的6個減為1個，共和黨可憑藉52.1%的實際選民佔比，佔據該州65%的國會眾議院席位。
2021年8月YouGov輿觀調查網民調顯示，僅16%選民認為本州能夠公平劃分選區，44%認為不能，其餘40%表示不確定。隨著美政治極化加劇，兩黨均竭力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傑利蠑螈”成為不二選擇。
民主黨的“超級代表”制度也阻礙選舉公平。“超級代表”由民主黨主要領袖、全國委員會成員、參議院和眾議院所有民主黨議員、民主黨現任州長組成，提前“內定”產生，其投票意向完全根據個人喜好和黨內高層意志，無法反映民意。《國會山報》政治專家馬克·普洛特金撰文表示，美國總統選舉民主黨黨內初選中的“超級代表”制度既不公正也非民主。這樣的“精英做法”應該立即被廢除。
5、民主制度失靈引發信任危機
美式民主如同好萊塢刻意佈置的場景，展現的都是精心打造的人設，臺前大喊人民、背後大搞交易，黨同伐異、金錢政治、否決政治根本不能帶來民眾所希望的高品質治理。美國民眾對美國政治愈發反感，對美式民主愈發消極。
2020年10月，美國蓋洛普民調公司調查顯示，對總統選舉非常有信心的美國受訪者比例僅有19%，創下自2004年以來該調查的最低紀錄。11月，《華爾街日報》網站指出，在2020年大選中，人們對美國民主制度的信心下降到20年來最低點。
根據美聯社－NORC公共事務研究中心的一項民意調查，只有16%的美國人表示民主運作良好或非常好，45%的美國人認為民主運作不正常，而另外38%的美國人認為民主運作得不太良好。美國皮尤研究中心調查顯示，僅有20%的美國人一直或多數時候都信任聯邦政府。
2021年5月，布魯金斯學會網站撰文指出，在2020年大選結束後，美國全部50個州認證選舉結果，但仍有77%的共和黨選民以選票欺詐為由質疑拜登當選總統的合法性。這是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第一次。9月，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民調顯示，56%的美國民眾認為美國民主“正在遭受攻擊”，52%認為選舉沒有或很少反映民意，51%認為未來幾年美國官員可能因本黨敗選而推翻選舉結果。
2021年，皮尤對16個發達經濟體的1.6萬人和2500名美國人的調查結果顯示，57%的國際受訪者和72%的美國人認為美國已經不是可供他國效倣的“民主典範”。
（二）民主實踐亂象叢生
美國民主的異化不僅表現在制度設計等結構性層面，更體現在其實踐中。美國不是民主的優等生，更遑論“民主典範”。國會山的槍聲與鬧劇徹底揭開美式民主的華麗外衣。黑人弗洛伊德之死揭露了美國社會長期存在的系統性種族歧視，激起全美乃至全世界此起彼伏的抗議浪潮。新冠疫情持續失控，是否戴口罩、打疫苗成為社會分裂和對立的新導火索。經濟發展紅利分配不均，普通民眾收入長期停滯。美式民主難以有效維護公序良俗，無法充分提供公共福祉。
1、國會暴亂震驚全球
2021年1月6日下午，數千名美國民眾聚集在華盛頓國會山並強行闖入國會大廈，以阻止美國國會聯席會議確認美國新當選總統。事件導致美總統權力過渡進程中斷並造成5人死亡，140多人受傷。此次事件是自1814年白宮遭英軍縱火焚燒以來華盛頓最嚴重的暴力事件，200餘年來國會大廈首次被佔領。美國國會參議院共和黨領袖將這一事件稱為“失敗的叛亂”。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學者驚呼，美國不像許多美國人想的那樣與眾不同，國會暴亂事件應給“美國例外論”和“山巔之城”的說法畫上句號。
衝闖國會事件動搖了美式民主制度三大基石。一是所謂“民主”並不民主。美國一些政客拒絕承認選舉結果，其支援者暴力衝闖國會大廈，重挫美國民主“公信力”。二是所謂“自由”並不自由。推特、臉書等社交媒體凍結美國一些政客的個人賬號，宣佈其“社交性死亡”，戳破美“言論自由”的假像。三是所謂“法治”並不法治。美執法部門對待“黑人的命也是命”示威抗議和衝闖國會事件態度一嚴一寬，不同執法尺度再次暴露美“法治”的雙標本性。
衝闖國會事件震驚了國際社會，“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英國首相約翰遜發推特表示，美國國會發生的事件非常可恥。法國總統馬克龍講話稱，在世界最古老民主國家之一的美國，“一人一票”的普世價值正遭受重創。南非總統拉馬福薩表示，這動搖了美國民主的基礎。印尼前總統蘇西洛發推特表示，美國政治鬧劇值得深思，沒有完美的民主制度，民主實踐更不完美。
2、種族歧視根深蒂固
種族主義問題是美國民主無法磨滅的恥辱烙印。美國的開國元勳一邊說著“人人生而平等”，一邊卻在1789年施行的憲法中保留了蓄奴制度。時至今日，美國雖然表面上廢除了種族隔離制度，但白人至上主義甚囂塵上，對黑人等少數族裔的歧視依然系統性存在。
美國的種族問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復發”。2020年5月25日，明尼蘇達州警察暴力執法導致黑人弗洛伊德不治身亡。弗洛伊德死前“我無法呼吸”的絕望哀求點燃了洶湧民憤，全美50個州上百個城市隨後爆發遊行示威，為弗洛伊德伸張正義，抗議種族歧視問題。直到事件發生百餘天后，有關遊行仍在持續。
弗洛伊德的遭遇只是美國黑人百年來悲慘境遇的縮影。正如美國心理學會主席舒爾曼所說，美國始終處於一場種族主義的大流行病中，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的夢想至今並未實現。印度主流媒體《印度快報》發表社論稱，美國的種族主義顛覆了美民主制度。
2021年2月，斯坦福大學新聞網發表文章檢視美各領域系統性種族歧視：在教育領域，有色人種兒童在學校受到更為密切的監視；在司法領域，有色人種尤其是黑人更容易成為被針對的目標；在經濟和就業領域，從應聘職位到獲取貸款，黑人等其他少數族裔群體在職場和整體經濟環境中受到歧視。美國華盛頓大學研究報告顯示，1980年至2018年間，美國約有30800人因警察暴力死亡，這一數字比官方公佈的人數多出約17100人，其中非洲裔因警察暴力死亡的可能性是白人的3.5倍。
美各地爆發的憤怒不只來自黑人，已跨越種族界限。以色列《耶路撒冷郵報》網站刊文指出，美國猶太人對白人至上主義團體驅動的右翼反猶主義和暴力行為感到擔憂。美國猶太人委員會年度民調顯示，2020年43%的在美猶太人認為其安全感比上一年更低，2017年有41%的人認為反猶主義在美國是一個嚴重問題，該比率遠高於2016年的21%、2015年的21%和2013年的14%。
美國國內對亞裔群體的欺淩也在不斷加劇。新冠疫情暴發以來，亞裔美國人在公共場合遭受羞辱甚至攻擊的事件此起彼伏。美國聯邦調查局公佈的數據顯示，2020年全美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案件數量上升76%。從2020年3月到2021年6月，“停止仇恨亞裔美國人”組織接到了9000多起投訴報告。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網站一項針對美國亞裔年輕人的調查顯示，在過去1年中，四分之一的美國亞裔年輕人成為種族欺淩目標，近一半受訪者對自身所處境遇表示悲觀，四分之一的受訪者對自己及家人所處的境遇表示恐懼。
3、疫情失控釀成慘劇
美國號稱具有世界上最豐富的醫療資源，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卻一片混亂，成為世界上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
截至2021年11月底，根據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統計數據，美國累計報告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超過4800萬例，累計死亡逾77萬例，兩項數據均名列世界第一。今年1月8日，美國單日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300777例，達到疫情在美暴發以來最高；1月13日，4170名美國人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遠超“9·11”恐怖襲擊事件喪生人數。11月末，美國日均新增確診病例數量超過7萬例，新增死亡病例逾700例，美國平均每500人就有1人死於新冠肺炎。截至目前，美國新冠病亡人數已超越1919年大流感病亡人數，也超過美在一戰、二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死亡人數之和。如果美國能夠科學應對，很多人不必付出生命代價。美國流行病學家、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原負責人威廉·福格認為“這是一場屠殺”。
疫情重創美國經濟。美國企業倒閉和失業潮發生速度及規模超乎想像，大量民眾長期失業，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等加劇了美國人的焦慮感和無力感。美國預算與政策優先事項中心2021年7月29日的《新冠困境報告》顯示，儘管情況比2020年12月有所改善，但2021年上半年美國人生活困難情況依舊十分普遍，仍有2000萬成年人所在家庭沒有足夠食物，1140萬成年租房者無法按時交納房租，面臨被趕出租屋的風險。美國人口普查局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7月5日，有未成年人的家庭中至少有一人失去收入來源的比例仍高達22%。美民眾消費信心大幅下滑，就業市場復蘇放緩。高盛、摩根士丹利、牛津經濟研究院等機構紛紛顯著下調美經濟增長預期。同時，疫情、三輪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等因素疊加導致美港口擁堵和供應短缺，進而推升美通貨膨脹率。今年10月，美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6.2%，連續6個月同比上漲幅度達到或超過5%，創2008年來最大漲幅。
疫情在美延宕，癥結並非在於美國沒有科學，而是不信科學、不用科學。美國一些政客為了選舉，將黨派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將抗疫問題政治化，一門心思對外“甩鍋”推責。美聯邦與各州一盤散沙，不僅形不成合力，反而彼此爭鬥。在這個大背景下，抗疫舉措已被嚴重政治化，疫苗打與不打、口罩戴與不戴都成為了政黨、民眾爭執的焦點，反智主義甚囂塵上。
法國《世界報》報道指出，新冠疫情危機揭示了美國民主制度的脆弱性。美國把昂貴的醫療衛生體系留給富人，放任貧窮者被剝奪社會保障，使美國這一世界上最發達國家因社會不公而變得落伍，這是民主偏差導致無法有效管控疫情的經典案例。斯坦福大學新聞網指出，在醫療衛生領域，新冠疫情對有色人種造成了更嚴重的影響，凸顯了白人和有色人種之間健康水準差距。
4、貧富分化不斷加劇
美國是貧富分化最嚴重的西方國家。2021年美國基尼系數升至0.48，幾乎是半個世紀以來的新高。美國智庫政策研究院報告稱，1990年至2021年，美國億萬富翁的總體財富增長了19倍，而同期美國中位數財富只增加了5.37%。這揭示了美國“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殘酷現實。
美聯儲2021年10月統計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美國收入在中間60%的“中產階級”擁有的財富在國家總財富中佔比已經跌至26.6%，創過去30年來新低，而收入前1%的富人卻擁有27%的國家財富，超過了“中產階級”。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家伊曼努爾·薩茲發表的統計數據顯示，美國前10%富人每人平均年收入是後90%人口的9倍多，前1%富人每人平均年收入是後90%人口的40倍，而前0.1%富人每人平均年收入是後90%人口的196倍之多。
新冠疫情暴發以來，美國實施“大水漫灌”政策，在推高股市的同時也進一步拉大了貧富差距。美國億萬富翁擁有的總資產增加了1.763萬億美元，漲幅高達59.8%。排名前10%的美國富人持有89%的美國股票，創下歷史新高。
美國的貧富分化是由美國政治制度及其政府所代表的資本利益所決定的。從“佔領華爾街”運動，到近期的“大猩猩”對視華爾街銅牛事件，美國民眾對貧富分化的聲討從未停止，但現狀毫無改變。美國治理者放任貧富差距擴大，疫情之下，資本優先、富人先行的社會規則更加橫行。
5、“言論自由”名不副實
在美國，媒體被稱為與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並立的“第四權力”，記者更是被譽為“無冕之王”。美國媒體雖然標榜獨立於政治、為自由和真相服務，但早已服務於金錢和黨派政治。
少數傳媒集團壟斷美國新聞業，成為一手遮天的政治力量。1996年美國頒布了《電信法》，要求聯邦政府放鬆媒體所有權監管，由此掀起史無前例的兼併狂潮，對美國媒體的多樣性和獨立性造成毀滅性打擊。隨著美國媒體數量銳減，少數幾家公司不斷做大，形成壟斷巨頭。今天的美國，少數幾家企業控制90%以上的媒體，年收益甚至超過某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總量。這些媒體“巨無霸”一邊大肆擴張商業版圖，一邊將觸手伸向美國政壇，通過遊說公關和競選獻金左右政治進程。
被壟斷的美國媒體成為公民政治權利的“隱形殺手”。美國傳播政治經濟學派代表人物、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教授羅伯特·麥克切斯尼在《富媒體窮民主》一書中指出，出於追逐利潤的本性，媒體公司將民眾封鎖在娛樂節目的世界中，使民眾失去獲取多元化資訊的渠道、關心公共問題的興趣以及明辨是非的能力，在社會政策制定過程中逐漸失聲。民主政治文化在媒體高度發達的美國社會變得極度萎縮，“政治疏離”導致民主成為一種“沒有公民”的政治遊戲。邁阿密《新先驅報》報道稱，在精英和財團控制的媒體誘導下，民眾已無法辨別哪些是事實真相，哪些是政治宣傳。
美國媒體不再是民主的“守門員”。媒體行業的“左右之爭”無形中加深了美國兩黨之間、精英與平民之間的隔閡與分歧，造成“左的更左”、“右的更右”，並導致極端思想和民粹主義在美國登堂入室。
韓國智庫世宗研究所刊文指出，超過80%的美國保守派選民將《紐約時報》等主流媒體報道視為虛假消息，對媒體的信任呈偏向性。選民只聽信特定媒體，無視國家層面溝通，大喊大叫、消極黨爭代替了冷靜討論和共識。牛津大學－路透社新聞研究所發佈《2021全球數字新聞洞察報告》指出，在對46個國家的92000名新聞消費者調查後發現，美國民眾對媒體的信任度排名墊底，受調查人群中僅有29%的民眾信任媒體。
在傳統媒體衰落的資訊時代，社交媒體一躍成為公眾“新寵”，但也免不了複製傳統媒體被大資本和利益集團控制的老路。社交媒體公司為了賺取流量，利用演算法為用戶編織起“資訊繭房”，對提供的極端內容不加管控，從而導致使用者日益自我固化，身份政治和民意撕裂更加嚴重。
2021年10月，前臉書公司員工豪根公佈了數萬份關於臉書公司內部運作的爆炸性文件。豪根向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透露，臉書公司為了保持用戶粘度，不惜犧牲公眾利益而攫取利潤。臉書平臺是社會極端分子的主要陣地，充斥著仇恨言論、虛假資訊和錯誤資訊，而只有3%至5%的仇恨以及約0.6%的暴力和煽動性言論得到管控。
（三）輸出所謂民主產生惡果
美國政府不顧世界上不同國家和地區在經濟發展水準和歷史文化方面存在的巨大差異，將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價值理念強加於人，推行“民主改造”，策劃“顏色革命”，肆意干涉他國內政，甚至顛覆他國政權，造成災難性後果。美國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其他國家、“輸出民主”的行為本身就不民主，從根本上違背了民主的核心價值理念。美式民主嫁接之地，不但沒有產生“化學反應”，反而引發“水土不服”，導致許多地區和國家深陷動蕩、衝突和戰爭泥潭。
1、“顏色革命”危害地區和國家穩定
美國慣於打著所謂“民主價值”的旗號，大肆干涉別國內政、甚至策動政權更疊、扶持親美政府。前美國中央情報局高官曾宣稱“把人們塑造成為我們需要的樣子，讓他們聽我們的。只要把腦子弄亂，我們就能不知不覺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並迫使他們相信一种經過偷換的價值觀念”。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曾公開表示：“我曾擔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我們撒謊、我們欺騙、我們偷竊。我們還有一門課程專門來教這些。這才是美國不斷探索進取的榮耀。”
美國已形成了一整套實施“和平演變”的套路：首先借所謂“文化交流”、經濟援助、控制輿論等方式，為發動“顏色革命”製造輿論氛圍，儘量誇大現政權的錯誤、弊端，以激起群眾的不滿和反政府情緒；同時，向民眾灌輸美國的價值觀，使人們認同美國的經濟政治制度；培養大量非政府組織，全方位培訓反對派領導人，抓住重要選舉或突發事件的時機，通過各種街頭政治活動，推翻當地政權。
歷史上，美國借“推廣民主”之名在拉美推行“新門羅主義”，在歐亞地區煽動“顏色革命”，在西亞北非國家遙控“阿拉伯之春”，給多國帶來混亂和災難，嚴重損害世界和平、穩定和發展。
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美式民主”的美顏濾鏡早已破碎，美國“民主典範”的自我表演充滿了尷尬。1823年，美國發表“門羅宣言”，宣稱“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鼓噪“汎美主義”。此後，美國無數次打著“傳播民主”的旗號，對拉美和加勒比地區進行政治干涉、軍事介入和政權顛覆。無論是敵視封鎖社會主義古巴近60年，還是顛覆智利阿連德政府等，都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權行徑。
2003年起，東歐、中亞地區接連發生喬治亞“玫瑰革命”、烏克蘭“橙色革命”和吉爾吉斯斯坦“鬱金香革命”。美國國務院公開承認在這些“政權更疊”中發揮了“中心作用”。2020年10月，俄羅斯對外情報局披露美國計劃在摩爾多瓦掀起“顏色革命”。
始於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造成整個中東地區的強烈震蕩，而美國在其中扮演著幕後“操盤手”的重要角色。2011年《紐約時報》披露，少數由美國政府資助的核心組織正在“專制的”阿拉伯國家推廣民主。參與“阿拉伯之春”的若干組織和個人曾從美國“國際共和研究所”“國際事務民主協會”和“自由之家”獲得培訓和資助。衣索比亞非洲和國際事務專家穆斯塔法·阿哈馬迪在“金字塔線上”網站發表文章《應許之地》指出，埃及人民在奧巴馬“現在就意味著現在”的口號煽動下推翻了穆巴拉克，但埃及人民也因政局變動付出了沉重代價。美國的所作所為使阿拉伯人民認識到，美國希望將一種刻板的民主模式強加於阿拉伯人，而不管他們的意願如何。
環顧被美國強行“推銷”價值觀的國家，真正的民主、自由、人權不見蹤跡，持久混亂、發展停滯和人道主義災難卻隨處可見。美國對多國的價值觀輸出，阻斷了這些國家正常的發展進程，阻礙了這些國家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和模式，給當地帶來政治、經濟、社會的強烈動蕩，毀滅了一個個曾經美好的家園，滋生恐怖主義等長期後患，威脅和破壞地區乃至全球安全。正如法國《大晚報》所指出的，“民主”在美國手中早已成為對異見國家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美國在評價國內外民主方面秉持不同標準，是褒是貶由美國自說自話、隨心所欲。2021年1月6日，美國發生衝闖國會山事件後，有位美國政客將其比作“9·11”恐怖襲擊，聲稱這是對美國國會、憲法和民主“可恥的攻擊”。但諷刺的是，2019年6月，此人卻將發生在香港立法會的暴力示威活動描繪成“一道美麗的風景線”，並對暴徒展現出的“勇氣”大加讚賞，暴露出赤裸裸的“雙重標準”。
2、強推所謂民主造成人道悲劇
美國強制輸出所謂民主，釀成多國人道災難。美國發動長達20年的阿富汗戰爭讓阿富汗滿目瘡痍，民生凋敝。據統計，總共47245名阿富汗平民以及6.6萬至6.9萬名與“9·11”事件無關的阿富汗軍人和警察在美軍行動中喪生，1000多萬人流離失所。阿富汗戰爭毀壞阿經濟發展基礎，讓阿富汗人民一貧如洗。
2003年，美國以所謂伊拉克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由，對伊拉克發動軍事打擊。戰爭導致的平民死亡人數有20萬至25萬人，其中美軍直接致死的超過16000人，並造成100多萬人無家可歸。美軍還嚴重違反國際人道主義原則，頻頻製造“虐囚”事件。時至今日，美國也拿不出所謂“伊拉克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證據。
2016年至2019年，敘利亞有記載死於戰亂的平民達33584人。其中，美國領導的聯軍轟炸直接致死3833人，有半數是婦女和兒童。美國公共電視網2018年11月9日報道，僅美軍對拉卡市發動的所謂“史上最精確的空襲”，就導致1600名敘平民被炸死。
2018年，美國以“阻止敘利亞政府使用化學武器”為由，再次對敘展開空中打擊。但後來所謂敘利亞政府使用化學武器的證據，被證明只不過是美國等國情報部門資助的“白頭盔”組織自編自演的擺拍視頻而已。
3、濫用制裁破壞國際規則
單邊制裁是美國的對外大棒。長期以來，美國濫用自身金融霸權和技術優勢，頻頻採取單邊霸淩行徑。美國制訂了《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以制裁反擊美國敵人法》等國內惡法並炮製了一系列行政令直接對特定國家、組織或個人進行制裁，以“最低聯繫原則”“效果原則”等模棱兩可的規則任意擴大美國內法管轄範圍，還濫用國內司法訴訟渠道對其他國家實體和個人搞“長臂管轄”，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阿爾斯通案”和“孟晚舟案”。據統計，特朗普政府累計實施逾3900項制裁措施，相當於平均每天揮舞3次“制裁大棒”。截至2021財年，美凈制裁實體和個人高達9421個，較2000財年增長933%。美實施非法單邊制裁與“長臂管轄”，嚴重損害他國主權安全，嚴重影響有關國家國計民生，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2021年以來，美對外制裁沒有收手。美國政府聯合歐洲盟國加大對俄羅斯遏制打壓，以納瓦爾內事件、俄對美網路攻擊、干預美大選等為由對俄實施全面制裁，併發動外交戰，驅逐俄外交人員。在“北溪-2”天然氣管道項目和數字稅等問題上，美國制裁歐洲盟友也毫不客氣。自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生效以來，美國不斷對華採取打壓遏制措施，將940多個中國實體和個人列入各類限制清單。根據美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數據，截至10月19日，美制裁含香港、澳門在內的中國實體和個人數量達391個。
美國塔夫茨大學教授、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丹尼爾·德雷茲納今年9月在《外交》雜誌發表文章，批評美國歷屆政府將制裁作為解決外交問題的首選方案，非但起不到效果，還造成人道主義災難，稱“美利堅合眾國”已成為“制裁合眾國”。
美國實施單方面制裁，持續嚴重侵犯本國及他國人民的人權。其中最惡劣的例子就是對古巴持續實施封鎖。60多年來，美國罔顧聯合國大會的多項決議，基於通過禁運政策和《托裏切利法》《赫爾姆斯-伯頓法》等國內法構築起針對古巴的全面封鎖體系，實施了現代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程度最嚴厲的系統性貿易禁運、經濟封鎖和金融制裁，嚴重損害古經濟社會發展，令古蒙受直接經濟損失逾千億美元。
自上世紀70年代末，美國對伊朗開始了長期封鎖和制裁。40多年來，美單邊制裁力度和頻度不斷加大，逐步形成以金融、貿易、能源和實體個人等多領域制裁為主要手段的嚴密體系，對伊朗施加全方位、多管齊下的制裁壓力。2018年5月，美國政府單方面退出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隨後重啟並新增一系列對伊制裁。許多國家和相關實體被迫放棄與伊合作，大批國外石油企業陸續撤出伊，伊製造業難以正常運作，經濟增速下滑，同時造成通脹高企、貨幣大幅貶值。
美國還對白俄羅斯、敘利亞、辛巴威等國實施多年制裁，加大對朝鮮、委內瑞拉等國“極限施壓”。
4、“民主燈塔”招致全球批評
全球民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對於美國民主存在的種種缺陷、美國輸出“民主價值觀”的虛偽性以及美借民主之名在全球橫行霸道看得一清二楚。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指出，美國早已習慣於自詡為“世界民主燈塔”，要求別國人道對待和平請願，但在自己國內卻採取截然相反的做法，美國根本不是照亮民主的燈塔。美國政府首先應傾聽本國民眾呼聲，不要一邊在國內搞“獵巫行動”，一邊還道貌岸然地大談別國人權問題。美國在人權和公民自由問題上根本沒資格對別國指手畫腳。
2021年5月，德國民調機構拉塔納和由北約前秘書長、丹麥前首相拉斯穆森創建的民主國家聯盟基金會在53個國家對5萬多人進行的“2021年民主認知指數”調查結果顯示，44%的受訪者擔心美國對本國民主構成威脅，50%的美國受訪者擔心美國是非民主國家，59%的美國受訪者認為美國政府只代表少數集團利益。
2021年6月，英國倫敦大學政治學副教授克拉斯在《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美國民主失靈令世界震驚》。文章援引的皮尤民調顯示，美國不再是“山巔之城”，美多數盟友將美國民主視為“破碎的過往”，紐西蘭、澳大利亞、加拿大、瑞典、荷蘭和英國分別有69%、65%、60%、59%、56%和53%的民眾認為美國政治體制運作得不太好或者很不好。法國、德國、紐西蘭、希臘、比利時、瑞典等國均有超過四分之一的民眾認為“美國從來都不是民主典範”。
民調機構“歐盟觀點”發佈的報告顯示，歐盟對美國制度的信心下滑，52%的人認為美國民主制度無效，這一比例在法國和德國分別為65%和61%。
2021年9月，英國知名學者馬丁·沃爾夫在《金融時報》發表文章《美國民主的奇異消亡》指出，美國的政治環境已走到快無法挽回的程度，民主共和國進一步向專制主義轉變。
2021年11月，瑞典智庫“國際民主及選舉協助研究所”發佈年度報告《2021年全球民主現狀》，將美國首次列入“退步的民主國家名單”。該組織秘書長表示，美國民主狀況明顯惡化，體現為對可信的選舉結果提出質疑的趨勢愈發明顯、對參與選舉的壓制以及日益嚴重的極化現象。
印度政治活動家亞達夫指出，美國並非“民主典範”，世界認識到美式民主急需自我反思，美國需向其他民主國家學習。墨西哥《進程》雜誌評論稱，在看似民主自由的表像下，美國民主制度存在巨大缺陷。南非比勒陀利亞大學政治學系高級講師姆貝特在《郵衛報》上撰文稱，自由和公平選舉的許多標誌，比如普遍的選民名冊、集中的選舉管理、統一的規則和條例，其實在美國系統中是缺失的。非洲人所接受民主培訓中的良好選舉行為在美國從未存在。
結束語
山巔之城的美國，燈塔效應不再。
——《以色列時報》
當下的美國，對內應切實保障民眾的民主權利、完善自身民主制度，對外應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而不是對內只講程式民主、形式民主而忽視實質民主和結果民主，對外將美式民主強加於人，以價值觀為手段劃分陣營，打著民主的旗號行干涉、顛覆、侵略之實。
當前，國際社會正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經濟增長放緩、氣候變化危機等全球性緊迫挑戰。面對這些風險和挑戰，誰都無法獨善其身，團結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把民主一元化、絕對化、工具化、武器化，人為製造集團政治和陣營對立，這與同舟共濟的精神背道而馳。
各國應該超越不同制度分歧，摒棄零和博弈思維，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相互尊重、求同存異、合作共贏，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