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容忍》第五集《永遠在路上》
中國共產黨走過百年奮鬥歷程，有著9500多萬名黨員，在一個14億人口大國長期執政，面臨的執政環境錯綜複雜，“四大考驗”“四種危險”長期存在。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發揚自我革命精神，全面從嚴治黨的政治引領和政治保障作用充分發揮，管黨治黨寬鬆軟狀況得到根本扭轉，反腐敗鬥爭取得壓倒性勝利並全面鞏固。越是取得成績，越要保持冷靜清醒。習近平總書記反覆強調要居安思危，告誡全黨，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反腐敗鬥爭永遠在路上。
習近平：腐蝕和反腐蝕鬥爭長期存在，稍有鬆懈就可能前功盡棄，反腐敗沒有選擇，必須知難而進。
從黨的十九大以來查處的中管幹部案件看，不少人在黨的十八大乃至十九大之後，仍然不收斂不收手，充分說明瞭反腐敗鬥爭的長期性和艱巨性。黨員領導幹部如果沒有樹立起堅定的理想信念，就容易在複雜環境中迷失方向，在面對形形色色的誘惑和圍獵中敗下陣來，鑄成大錯。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書記）：我自己反思，理想信念是不能動搖的，初心不能忘記，要警鐘長鳴，這是我血的教訓。
周江勇，黨的十八大之後，曾在浙江省舟山市、溫州市、杭州市多地擔任一把手。2021年8月，在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書記任上被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立案審查調查。
曾克孝（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工作人員）：從周江勇的案子來看，確實是反腐敗永遠在路上。周江勇作為在十八大以後成長起來的高級幹部，在各個不同的崗位上擔任一把手的時間比較長之後，慢慢地就被權力腐蝕了，絕大部分金額是在十八大以後收受的。
浙江是市場經濟活躍地區，部分領導幹部存在搞“一家兩制”的問題，周江勇就是屬於這種情況。他和弟弟周健勇一個從政、一個經商，利用公權力為弟弟經商提供幫助。他的弟弟周健勇是上海理工大學教師，卻並不安於立德樹人本職，內心羨慕商界成功人士的生活。2006年，他就兼職辦起了一家化工企業，起步地點就選在了周江勇當時擔任一把手的寧波市象山縣，原因不言自明。
周健勇（周江勇弟弟）：想辦公司，就因為有周江勇，他有這個權力，我就找了周江勇。其實從這一天開始，就註定我要跟他發生關係了。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書記）：弟弟要經商辦企業，給他介紹一家企業去合作。就是因為我牽過那個線，然後就慢慢地……這是禍根。
曾克孝（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工作人員）：象山縣當時他（是）縣委書記，找了當地的（一家）民營企業，出資金、土地、設備，他弟弟就出這個技術，所謂的技術。
周江勇、周健勇兄弟攫取的第一桶金，就建立在權錢交易的基礎上。這家民營企業在周江勇授意下，和周健勇“合作”開辦了寧波翔潤石化科技有限公司。所謂“合作”其實只是幌子，很快翔潤石化公司變成周健勇獨立承包，但依然長期免費使用這家民營企業的土地、廠房和設備。通過免除租賃使用費的方式，多年來這家民營企業向周江勇兄弟輸送利益達700多萬元。與此對應，周江勇則利用職權為該公司在獲取土地等方面提供幫助。
周健勇（周江勇弟弟）：這個租金一直沒付過，有這個關係在，也就讓我用了，離開周江勇，他會嗎？人家不會的。
周健勇經商辦企業，其實既沒有資金基礎，也沒有技術優勢，更沒有經營才能，但他卻有恃無恐，一心認為能依靠哥哥做大做強。他繼而又和同鄉周文勇等人以“合作”名義開辦了第二家企業：永潤石化科技有限公司，周健勇佔股40%，實際上他應付的註冊資金和增資款共計1400多萬元，全是周文勇代他支付的。這些老闆之所以願意出鉅資和周健勇“合作”，目的也是想攀上周江勇這個靠山。
周文勇（涉案商人）：周健勇來找我，希望的是我能夠幫他付這筆款子，還給了我承諾，以後萬一有什麼事情，周江勇也會幫忙的。這樣找一個靠山一樣的，那我就答應周健勇了。
周江勇也的確不遺餘力，為弟弟的關聯企業充當靠山。他不僅在企業經營方面提供幫助，甚至干預司法，幫助永潤公司在環境污染案中逃避刑事處罰。2014年，永潤公司為了節省成本，違規將煉油後的廢渣交給沒有資質的企業“處理”，實際就是運到山東傾倒在了農田裏。山東警方正式立案，追溯源頭查到了永潤公司。周江勇為了讓弟弟的公司獲得輕處理，於是利用職務影響力，搶奪案件管轄權，讓寧波當地警方立案調查。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書記）：也是利用我的權力幫了他，本省來處理好一點，不採取刑事措施，能夠採取行政罰款等等形式解決，等最後能夠把它大事化小，早點了結。
周健勇投身商海，也給了各路商人順理成章利用他圍獵周江勇的機會，一家建築公司老闆史時紅就是其中之一。
史時紅（涉案商人）：周江勇那時候剛剛調到舟山當市長，年輕有為。我們也是想通過周江勇幫我們解決一些工程上的問題，他後續官可能更大，能幫我們承攬一些工程項目。周健勇經常也是跟我們說說大話，感覺他哥哥前途無量。
史時紅主動找關係結識了周健勇，周健勇也就通過哥哥幫史時紅承攬工程，兄弟共同收受鉅額賄賂，再投入家族企業作為資本。從2013年到2017年期間，周江勇先後在涉及舟山、溫州的多個項目中，按照周健勇傳達的請托，為史時紅提供幫助。周健勇則先後八次以“借款”為名收受史時紅所送的錢財，總計金額達9000多萬元。
史時紅（涉案商人）：以借款形式借的，但是沒有借條。對我們來說呢，反正這個錢當好處費都給他了。關鍵還是周江勇，無非就是說，我通過周健勇把這個錢給他們兩兄弟，一個渠道而已。我其實是想給周江勇，那周健勇能起什麼作用？還不是周江勇在辦事情。
周健勇（周江勇弟弟）：他已經給我了9000多萬，這個錢他也沒叫我還過。實話講，我必須承認，我也沒想要還。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書記）：最終所犯下的錯誤和罪行都由我而起，沒有我的權力，他 （周健勇）什麼都不是，沒有我的牽線，他什麼也幹不了。
周江勇擔任舟山市委書記，已經是黨的十八大之後，他卻自認為能通過設置“防火牆”來規避監督。在收受史時紅賄賂的過程中，他本人和史時紅從不接觸，都是通過弟弟作為橋梁。史時紅的公司也不是直接拿項目，而是先和周健勇找到一些大型央企國企，承諾幫他們找周江勇拿項目，事成後將部分工程交給史時紅的公司做。周江勇為一些大型央企國企拿工程，也顯得名正言順。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書記）：我弟弟來打的招呼，也是央企、國企。順理成章地，這麼多的國企央企（我）都在見，見了以後，他再跟其他的企業去聯繫，從央企、國企那裏邊去分包、轉包這些（項目）。
曾克孝（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工作人員）：他覺得自己是有一個很好的幌子，我是推動經濟發展，我是關心支援大企業。完了之後，他實際上背地裏，他弟弟又在這裡通過這種方式拿好處，所以他認為不容易暴露。
進入數字經濟時代，周健勇也希望搭上這班車。2017年，他在寧波和人合資創辦優城聯合資訊技術發展有限公司。對外宣稱是一家聚焦“地鐵網際網路+”的高新科技公司，其實核心資源還是他哥哥周江勇的權力。通過周江勇打招呼，優城聯合與寧波地鐵進行合作，第一筆業務就拿到了寧波地鐵移動支付系統的統籌權。
周健勇（周江勇弟弟）：這是資源問題，技術也不那麼難。移動支付，就是外面買菜都已經能用了。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書記）：幫助批一批，這個是我打過招呼的。他之所以能拿就是因為我是領導幹部。
曾克孝（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工作人員）：移動支付業務的統籌權才是最關鍵的，至於相容的技術方案，完全不是所謂的高新技術。如果沒有他哥哥打招呼，他是絕對拿不到這個業務，他也不會享有這個統籌權。
2017年2月，周江勇調任溫州市委書記，2018年，周健勇通過他打招呼，優城聯合獲得了溫州地鐵移動支付系統的部分項目。2019年周江勇調任杭州市委書記，2019年11月，優城聯合公司又作為大股東，投資創立了杭鐵優城科技有限公司，打算在杭州進一步拓展業務。在這個過程中，周健勇也熱衷於結交各路老闆，表面是推銷高新科技概念，實際是兜售周江勇的權力。一些企業也希望通過周健勇綁定周江勇，於是就採取“低值高投”的方式，以明顯不合理的高價購入周健勇公司的部分股權。周江勇則為這些企業在獲取低價土地、優惠政策等方面提供幫助。
周健勇（周江勇弟弟）：從公司來入股的角度上，（股價）高肯定是高的。當時我心裏也有這樣想，你們一定也知道我是周江勇的弟弟，所以我開的價可想而知。你們利用我，我不反過來再利用你們嗎？
你利用我，我利用你，利益輸送背後的實質，是權力與資本的交易。領導幹部用公權謀私利，自然讓幹部群眾反感。巡視和信訪渠道都陸續收到了一些關於周江勇弟弟經商問題的反映，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由此展開核查。在嚴肅的審查調查面前，只要存在權錢交易行為，不管如何掩蓋，實際都難以遮蔽。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書記）：從我的這個案件來說，現在犯下了嚴重的錯誤和罪行，痛悔不已，這個是真的真的非常痛苦。
周江勇出身農家，在組織的培養和自身的努力下，一步步成為副省級幹部。本應珍惜難得的事業機遇、時代機遇，但遺憾的是，他卻在職務提升過程中，漸漸任性用權，背離了初心。擔任杭州市委書記期間，周江勇曾在一次會議上公開說：這是一個能幹事的時代，這是一座能幹成事的城市，能夠在這樣的時代，這樣的城市工作，是我們每個幹部的無上光榮，也是對我們每個幹部的重大考驗。而他自己，實際上卻沒能經受住考驗。
公權力姓公，也必須為公。一些人手握公權力，卻不用來為人民謀幸福，而是為自己謀私利 ，走上違法犯罪道路，不僅毀了自己的人生，也影響黨和國家事業。
中國共產黨清醒地意識到，黨全面領導、長期執政，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對權力的監督，必須不斷堅持和完善黨和國家監督體系，探索出一條黨長期執政條件下進行自我革命，實現自我凈化的有效途徑。深入推進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把監督對象從黨員、幹部，拓展到所有公職人員，體現的正是黨中央加強對公權力全面監督的決心。
2021年6月，一場司法拍賣引爆網路熱議。當時，安徽省滁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拍賣一樁貪污案件的涉案財物，其中有一張青眼白龍遊戲卡，它是一款網路遊戲的紀念品，沒有任何實際功能，但因為全球限量發行500張，市場價約10多萬元。沒想到開拍才半小時，競價就被抬到了8700萬元。雖然這只是網友抱著湊熱鬧心態胡亂出價的結果，無人真的買單，導致流拍。但這張遊戲卡和它曾經的主人張雨傑，卻由此吸引了社會高度關注。
張雨傑（安徽省滁州市不動產登記中心原工作人員）：贓款買的，當時我買的時候也是花了5萬多。小時候就關注這個東西，算是當時童心的一個念想，就買回來了。
張雨傑是安徽省滁州市不動產登記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員，2020年3月被留置。他的具體工作是在政務服務中心大廳窗口接待市民，收取買房託管資金，填寫託管協議，開具銀行存款憑證和資金託管憑證。經調查，他在2016年到2019年三年多時間裏，採取收款不入賬、偽造收款事實等方式，陸續侵吞公款竟達6900多萬元。
方揚清（滁州市紀委監委工作人員）：他感覺到，今天網路遊戲我買了一身裝備，我很瀟灑地在那上面打了一個通關，那我的人生價值就實現了。沒有把工作，沒有把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的理想。然後又把他放在一個輕而易舉可以得到錢財這樣一個崗位上去， 說不出問題那才怪。
和傳統腐敗案件相比，這一案件的涉案財物顯得很特別，有許多遊戲裝備，而他之所以產生侵吞公款的念頭，就和玩網遊有關。2016年的一天，一名買房人帶著幾萬元現金來辦理資金託管。由於按規定只能刷卡付款，張雨傑就先為他辦理了手續，將現金存到自己卡裏，打算第二天幫他刷卡支付。誰知當晚打遊戲時，由於充值買裝備，控制不住把這幾萬元全花光了。
張雨傑（安徽省滁州市不動產登記中心原工作人員）：充著充著充著，充到卡顯示餘額不足了。剛開始是屬於最害怕的一個時間，那我就慢慢攢一下，我先還，當時是這樣想的，結果一直就沒人發現。這個時候就開始覺得，一直沒人發現，那我再弄一點兒，應該也沒事兒。後面就是真的就跟雪崩一樣，根本停不下來。
讓張雨傑欲罷不能的，是充值後完全不一樣的遊戲體驗。在網遊世界裏，只要肯花錢，就能成為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強者。
張雨傑（安徽省滁州市不動產登記中心原工作人員）：一直以來也沒覺得自己比別人強過，自己比別人有能力，或者厲害過。這個時候一旦第一次出現了這麼一個情緒之後，就會發現這感覺讓人上癮，現實中體驗不到的一個虛榮心以及攀比心。
張雨傑靠不斷充值買頂級裝備，登上了一款網遊某賽區的排行榜榜首。他沉醉於在虛擬世界裏用金錢買到的成就感，繼而發展到在現實世界裏，也用金錢來滿足各種慾望。
張雨傑（安徽省滁州市不動產登記中心原工作人員）：一個就是玩遊戲，這是一部分，然後更大的一部分，基本花在了自己跟女朋友消費上面。開始消費之後，我發現是控制不住自己這個消費慾望，後面那個金額你都還不上了。這個時候破罐子破摔的心態就又出來了，就覺得反正沒被發現，那就先這樣吧。
調查發現，張雨傑貪污的近7000萬元，到案發時幾乎揮霍一空，花在遊戲上的還是少數，大多數用在了各種高端消費上。他先後結交了三位女友，為她們購買各種奢侈品牌的服飾、手錶、首飾，到各地旅遊，一起體驗各種奢華享受。海南一家酒店最貴的豪華海底套房10萬元一晚，張雨傑和一名女友在這裡就連住了四晚。他自然不會告訴女友，錢到底是怎麼來的。
張雨傑（安徽省滁州市不動產登記中心原工作人員）：就是說我是從事房地產方面工作的，也不算說岔了什麼的，因為確實在房地產方面工作。
黃安明（滁州市紀委監委工作人員）：很長一段時間，你看他白天在滁州上班，他其實住在上海。每天晚上下班之後，從滁州坐高鐵到上海。（在上海）租了一套房子，租金是3萬8一個月。早上再坐最早的一班高鐵到滁州來，到單位上班。（想到）上海的整個繁華，他就不考慮單位的這些事情了，也不考慮貪污這個錢的事情了。
只要沒錢花了，張雨傑就再次向公款伸手，三年中總計貪污公款400多次。他並非沒有想過有一天會暴露，但卻無法自控。
張雨傑（安徽省滁州市不動產登記中心原工作人員）：心裏面一直都是不安的，但是花錢的時候，那個屬於慾望吧，把不安給它壓住了。經常性地夢見自己坐警車上，然後前面幾個人盯著你，一醒來發現沒什麼事兒，繼續用消費麻痹自己。
在近年查處的公職人員違紀違法案件中，財務人員是易發高發人群之一。他們雖然級別不高，但經手大額資金，如果自身又受到享樂主義、拜金主義等不良思想影響，就容易抵擋不住誘惑，引發違紀違法行為。這個時候，單位的管理責任就顯得至關重要。如果監督制約到位，沒有可乘之機，也能避免或減少問題的發生。但遺憾的是，在張雨傑案件中，單位的監督管理卻層層失守，暴露出多方面的問題。
方揚清（滁州市紀委監委工作人員）：暴露出來的相關人員失職、 瀆職的問題，確實是令人觸目驚心。如果有人給他拉一把，或者說有人發現過，“哎？小張，你今天填的這個小票是怎麼回事兒”哪怕給他提一個醒，他可能後面就沒有了。但是很遺憾這些因素都沒有出現。
經調查，滁州市從市房產交易主管部門到不動產登記中心、交易管理科，都存在失職失責。按照滁州市2011年出臺的相關制度，資金託管窗口必須崗位分設，一人收件、一人審核、一人辦理憑證，相互監督。但不動產登記中心卻從未按制度執行，從主要領導到科長，甚至沒有一個人知道有這項制度。
周立凱（時任滁州市不動產登記中心主任受到留黨察看二年、撤職處分）：我不知道這個制度，後期查的時候查到過，但是這個相關東西從來在中心裏面 ，在單位裏面沒有執行過。
資金託管機構的職能，是為二手房買賣雙方提供一個中間的第三方資金託管平臺，保障交易安全。買房人將房款交到資金託管機構，進入資金池，經審核交易手續完備，再從資金池放款到賣房人賬戶。收款、審核、辦理憑證，全是張雨傑一個人一條龍操作，給了他可乘之機。他的貪污手法其實極為簡單。
方揚清（滁州市紀委監委工作人員）：張雨傑整個貪污的手段，就是用虛開憑證，這個錢實際上沒有打到我們規定的二手房的池子裏面，是打到他的賬戶上去了。
由於滁州市每年二手房交易量不小，資金池裏常年有進有出，張雨傑從中侵吞一部分，缺口不那麼容易顯現。但其實，只要將進賬和出賬認真比對，並不難發現問題。
張雨傑（安徽省滁州市不動產登記中心原工作人員）：這個漏洞說白了其實很好堵，只要你真的想對的話，基本上不用半個小時你就對出來了。
然而，不論是科室會計，還是各級負有管理職責的人員，都全無風險意識，麻痹大意，連基本的對賬都沒有認真做過。此外，按照制度，放款之前，全套資料必須經房產交易管理科的副科長、科長，不動產登記中心分管副主任三級審核、三級簽字，但實際也變成了只簽字不審核。
趙元（時任滁州市不動產登記中心交易管理科副科長 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 緩刑五年）：我們沒有核對進賬這一塊，也就是個形式上面看一看，還是工作的責任心，那個時候，我們確實也沒怎麼太多想。
方揚清（滁州市紀委監委工作人員）：不動產登記中心的副主任，甚至就自己主動講，我不審，而且要求交易管理科的科長，你也不要審了。他認為這種審核沒有意義，自己就把規定給否定掉了。就因為你制度不執行，給張雨傑留了這麼大一個空子給他鑽。
案發後，滁州市監委在調查中發現，資金託管賬戶財務管理極其混亂，大量原始資金憑證、會計資料都已丟失，歷史賬目極不健全，一個管理大量資金的部門竟然是這種情況，令人震驚。早在2016年8月，國家住建部、發改委等七部委就聯合發文要求各地主管部門對二手房資金的監管情況、監管制度要進行檢查評估，滁州市主管部門卻只是下發文件要求各單位自查。
范恒軍（滁州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局長 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沒有去到下屬單位檢查評估，賬目不健全，或者崗位分設的制度執行不到位，都沒有及時發現，沒有及時督促整改。如果按照要求去做，這個問題應該及時就暴露出來了，也不會至於造成這麼大的問題。
也正是因為看到了單位管理的極度缺失，張雨傑才敢於一再鋌而走險。2019年，他打算結婚，便以女友名義購買了一套二手別墅，沒交一分錢房款，利用職務之便虛開了一套資金託管手續，購房款就從資金池裏支付了。隨後，他就從單位辭職了，幻想或許能就此逍遙法外。他沒有想到，人算不如天算，竟然是因為新冠疫情的暴發，使得他的行為迅速暴露了出來。
黃安明（滁州市紀委監委工作人員）：2020年3月份，疫情最嚴重的時候，交易全部停止了。本來那個資金池是一邊進一邊出，疫情來的時候只出不進了，不停地出到最後，然後銀行的賬戶就沒有錢了。
資金池空了，卻還有近7000萬元待支付的資金缺口。經調查，很快就鎖定了張雨傑。2020年11月，張雨傑被判處無期徒刑。
張雨傑（安徽省滁州市不動產登記中心原工作人員）：聯想一下自己，我信任別人，那麼別人辜負我的時候，那種受傷感是什麼樣的，所以這個時候，我是意識到給老百姓以及給政府的形象帶來了什麼，恨自己，為什麼抵不住誘惑，也都是我的過錯，挺對不起的。
而需要深刻反思的，絕不僅僅是他個人。被揮霍的鉅額資金大部分難以追回，給國家造成巨大損失。調查認定，各級共19名黨員領導幹部、公職人員負有不同程度責任，都被追責問責，其中交易管理科科長、副科長更是已構成玩忽職守罪，被判處有期徒刑。
方揚清（滁州市紀委監委工作人員）：他個人付出了慘痛的代價，組織上更是付出了慘痛的代價，這個損失是非常巨大的，教訓非常慘痛。
腐敗問題不是朝夕形成，激濁揚清也絕非一日之功，只有堅持不懈，持之以恒，不斷深化改革創新，強化黨和國家自我監督，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新的政治生態和社會生態才能漸漸培育養成。隨著紀檢監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監督之網越織越密，懲腐之劍越磨越利。黨的十九大以來，截至2021年10月，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對205.6萬名黨員作出黨紀處分，對54萬名公職人員作出政務處分，其中移送司法機關公職人員5.6萬人。
反腐敗高壓態勢下，腐敗手段也在變異，隱蔽性進一步升級，為正風反腐工作帶來新挑戰，這些都考驗著正風反腐工作的決心與意志。反腐敗鬥爭不能退，也無處可退，必須不斷地、永遠地吹衝鋒號，堅定不移向縱深推進。
韓晉萍（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案件監督管理室副主任）：有一些人心存僥倖，認為自己一些行為不會被發現，但事實上方式不管再怎麼翻新，只要是腐敗行為，都逃不出恢恢法網。
2020年3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宣佈，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書記張琦嚴重違反黨的多項紀律，構成嚴重職務違法並涉嫌受賄犯罪，予以開除黨籍和公職處分，移送司法機關。2020年12月，法院判處張琦無期徒刑。經查，他利用職權為他人在土地開發、項目承攬、工程推進等事項上提供幫助，受賄達1.07億余元。張琦收受這些錢物時，就試圖通過看似合法的手段和繁複的花樣來逃避監管。
張琦（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書記）：我非常地後悔，我覺得在這一些問題上不能僥倖。我自己沒想到，我會落到這麼一個下場。
張琦是1988年在“十萬人才下海南”的號召下，辭去安徽老家的工作來海南發展的，當年20多歲的他也曾滿懷激情，希望在這裡幹出一番事業。他從基層做起，幾十年裏一步步晉陞，歷任儋州、三亞、海口多地市委書記，卻也在權力增長的過程中，漸漸丟失了當年闖海南的初心。
劉立鋒（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工作人員）：他的（受賄）金額是1.07億元，發生在他任省部級幹部之後，就是2014年之後的，大約是1.01億元。從他的從政經歷來看，也曾經是一個有為青年。當了省部級幹部以後，大權在握，這個時候完完全全忘了我是誰？為了誰？
黨的十八大之後，張琦明知中央正風反腐的堅決態度，卻克制不住權力套現的慾望，試圖通過週密設計來規避監管。在權錢交易對象上，張琦專門篩選那些企業不太大，跟他交往時間長的老闆，認為這樣能降低風險。在權錢交易途徑上，張琦受賄的1億余元中，本人直接收受的不到200萬元，其餘都是通過妻子兒子來收受的，而且拿“經營投資”當幌子，張琦的妻子錢玲早年就下海經商，黨的十八大之後，中央明令禁止領導幹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其管轄範圍內經商辦企業，張琦安排妻子錶面上和公司撇清關係，實際上藏身幕後控制。
張琦（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書記）：我讓她不要辦公司了，實際上她是轉給別人，她還在操作。
趙軍偉（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工作人員）：張琦的妻子錢玲與張琦，可以說是典型的前店後廠。（他）為老闆、開發商謀取利益之後，找合適的機會，把他的家人介紹給老闆，然後老闆也是心知肚明，給他進行利益輸送。
在權錢交易具體手段上，張琦則用各種貌似合法的外殼來包裝。他擔任三亞市委書記期間，啟動一條主幹道的景觀提升工程，這個標的額數億元的工程，中標企業董事長張海林，正是和張琦有利益往來的關係戶。一方面，張琦讓妻子在“炒股”、“理財”等貌似合法經濟行為包裝下，從張海林的企業收受上千萬元賄賂；另一方面，他則通過表面合規的招投標程式，來掩蓋收錢為張海林批項目的實質。
張琦（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書記）：我在那兒，他就做兩個項目，一個東岸濕地公園，一個是這個路的改造。表面上是招投標的，實際上張海林有一次，來找我老婆，要約我吃飯，來講的這個事。我就跟他說你去找誰，招投標，走個形式。
除了妻子，張琦還將兒子張岩也拉進了權錢交易之中。張岩早年留學加拿大。2012年，張琦出國，參加了兒子大學畢業典禮，並讓兒子首次收受了陪同前往的一名老闆送上的“生活費”。
張琦（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書記）：我對家裏管得也很少，特別是對我那孩子有愧疚心理，我就說要幫他一下，跟我一塊出訪的一個老闆就主動提出來說給他10萬加元。我當時還自欺欺人地說，跟兒子說，你將來還給他，工作了以後還給他。
劉立鋒（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工作人員）：這個老闆當著他的面，給了他兒子10萬加幣。在他兒子心目中的形象，你是公職人員，應該和這個老闆保持這種親清的政商關係。他自己用自己的行動，實際上就破碎了兒子對他的這種期望。
在兒子大學畢業走向社會的十字路口，張琦用自己的“示範”，給兒子上了人生第一堂貪腐課，也由此將兒子帶上了一條違紀違法的不歸路。張岩回國後提出想做生意，張琦就介紹各路老闆給他認識，並再次向老闆“借款”給兒子作為本錢。海南建豐旅業開發公司實際控制人羅海強就“借”給了張岩3000萬元。作為回報，張琦為羅海強的企業在推進徵地拆遷上提供幫助。這些所謂的借款，自然都沒有還。張岩很快就習慣了倚仗父親不勞而獲，也開始主動向老闆索要。他往返于中國、加拿大之間，過著奢侈享樂的生活。
張琦（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書記）：妻子也好，兒子也好，始作俑者都是我，管家治家的失敗，也是失教。
劉立鋒（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工作人員）：他兒子也是有樣學樣，在加拿大生活期間，跟老闆索要錢財， 要幾十萬加幣購買豪車，沒幾天這個車撞了，又去跟人家要十幾萬加幣去修車。
張琦還讓海南恒瑞實業開發有限公司老闆陳學輝出資，在海口和深圳為兒子購買了兩套房產。深圳的這套海景房，購買價格就達到3500萬元。張琦則利用職權，幫陳學輝的公司在承攬項目、解決土地糾紛等方面提供幫助。為了掩人耳目 ，房產一直放在陳學輝公司名下不辦理過戶。2019年，張琦感到組織在調查自己，又安排陳學輝多方進行掩蓋。
馬偉（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工作人員）：這個房產的鑰匙，是掌握在（張琦）兒子手裏面。他為了躲避調查，就把這個門鎖就讓陳學輝換掉了，另一方面要求陳學輝，要求把這個房子重新裝修，安排陳學輝的下屬住進去。這樣的話，就證實這個房子不是他的。
張琦和一些老闆長期結成深度利益捆綁關係，形成共腐圈。他並不急於在當下兌現全部利益，而是精心佈局，為自己退休後的生活，乃至為自己的下一代作長遠打算。
馬偉（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工作人員）：他（張琦）說老闆的錢，放在他口袋裏和放在我口袋裏是一樣的，那就是我花錢的時候不缺錢就可以。等我將來退下來之後，我相信他們還會認可我的。
劉立鋒（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工作人員）：張琦還是利用手中的這個權力，為（老闆的）第二代謀取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身份。實際上是為他兒子將來的發展鋪路搭橋，更好地密切他兒子和這些老闆，和老闆的二代之間的關係。他的目的是為了權力和財富繼續在二代之間的傳承。
利益共同體的定律，從來就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2019年，和張琦關係密切的一名老闆被留置。張琦預感到可能會牽出自己，開始想方設法對抗組織調查。
劉立鋒（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工作人員）：他得知情況以後，第二天就安排他的兒子、兒媳出逃加拿大，還企圖切割他和錢玲之間的關係，就是保自己，給多名與他有不正當經濟往來的私營企業主聯繫，要求這些人出境躲避。
種種徒勞之舉，都無法改寫結局。2019年9月，張琦被立案審查調查並採取留置措施。由於他兒子涉案金額巨大，中國向全球發出了紅色通緝令，張琦這才深感後悔。
張琦（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書記）：我特別後悔這件事，也是希望對我兒子說，他現在還年輕，不要自暴自棄，能儘快地回國來投案自首。
馬偉（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工作人員）：他到後期實際上非常後悔讓兒子出逃，他是希望在他接受審查期間，能夠把兒子勸回來。他給他兒子發了幾十條微信，但他兒子始終沒回，他感到比較傷心。
張岩至今背負紅通在海外東躲西藏，在張琦授意下外逃的多名老闆卻很快認清了形勢，紛紛主動回國配合調查。當權錢交易一筆筆被查清，張琦才反思，自己給妻子兒子帶來的究竟是什麼，自己的父母又是如何要求自己的。
張琦（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書記）：對不起我93歲的老父親和87歲的老母親。我媽媽特別講不能拿人家錢，不能要人家錢，不能要人家東西。有一次我老婆去一個商場買東西，拿著那購物卡。她陪我媽媽一塊購物，我媽媽看到以後，就問她這購物卡哪來的，我老婆說人家送的，我媽媽當時扭頭就走，讓退回去。
別人的東西不能拿，這是最簡單的做人道理。然而，當張琦身陷貪慾之中，忙於設計各種複雜的貪腐手段，卻恰恰忘了這最簡單的道理。
張琦（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書記）：是我毀了這個家庭，本來是一個上有老下有小，一個美滿的四代同堂的家庭，現在支離破碎。作為一個男人，對吧，要忠孝吧？我現在不僅不能為國家盡忠，而且成了國家的罪人，盡孝也盡不了。
反腐敗鬥爭取得壓倒性勝利並全面鞏固，但形勢依然嚴峻複雜，這是黨中央從政治大局和工作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判斷。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決不能滋生已經嚴到位、嚴到底的情緒，反腐敗鬥爭必須一刻也不放鬆抓，持之以恒抓。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決定了黨與腐敗水火不容，堅決防治腐敗是黨自我革命，必須長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務。
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決議》指出，勇於自我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區別於其他政黨的顯著標誌。黨的偉大不在於不犯錯誤，而在於從不諱疾忌醫，積極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敢於直面問題，勇於自我革命。
我們黨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沒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這是敢於自我革命的勇氣之源，底氣所在。過去一百年，黨向人民，向歷史交出了一份優異的答卷；現在，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又踏上了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新的趕考之路。在新征程上，我們黨也必須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堅持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堅定不移推進反腐敗鬥爭，以新時代黨的偉大自我革命，引領新的偉大社會革命，和十四億人民一起，不懼一切風險和挑戰，在通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堅定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