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之子近一甲子“尋父”記：父親，你究竟是誰？
父親，你究竟是誰？
烈士之子近一甲子“尋父”記
每個人心中，幾乎都有父親的形象。
對於74歲的劉玉平老人來說，從小就幾乎沒有見過的父親的形象，是兒時記憶裏的那張照片，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更是自己成年後歷經數十載苦苦追尋終於弄清楚的身份：中國共產黨黨員，長期從事隱蔽戰線工作，為了實現祖國統一犧牲在寶島土地上，年僅37歲……
“遼沈戰役打響前，我的父親劉光典，以瀋陽太原街福生西藥房老闆的身份，在瀋陽做著醫藥生意。其實，那時父親一方面經營醫藥生意，用賺來的錢作革命經費；一方面從事地下工作，為當時的東北解放軍傳遞各種軍事情報……”
北京西北方向，西山國家森林公園無名英雄紀念廣場上，作為中共中央黨校黨建部兼職教授，這位滿頭白髮、精神矍鑠的老人向前來進行體驗式教學的黨校學員們，以及專程前來祭奠的人們，動情講述上世紀50年代在臺灣隱蔽戰線犧牲的無名英雄的故事，特別是父親劉光典烈士和母親王素蓮光榮而不平凡的一生，講述自己“尋找父親”的故事。犧牲烈士的故事和他“尋父”、為父正名的故事，感動、感染著無數人……
本報記者方立新、李斌、烏夢達
黃海波、邰思聰、張漫子
跨越近一甲子“再相見”，是怎樣的感受？共和國成立前一年即1948年誕生於瀋陽中共地下情報站的劉玉平，一歲多以後就沒有見過父親，“再相見”已是近一甲子後——2008年11月在臺灣見到父親的一壇骨灰。
上世紀80年代末，一份當初被派往臺灣的中共隱蔽戰線犧牲人名單從臺灣傳回大陸。其中，“劉光典，旅順人”短短六個字，揭開了一段塵封四十年的秘密。不久後，劉玉平才知道父親劉光典是中國共產黨隱蔽戰線一名“交通員”，自己的出生地就是一處中共情報站。
“父親，你究竟是誰？”“他是怎樣犧牲的？”……帶著無數謎團，此後漫長三十年時間裏，劉玉平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尋找父親。
隨著一個又一個謎團被揭開，真相終於水落石出：父親是一位為在隱蔽戰線開展工作不惜別親離子、奔赴水火直至在他鄉獻出生命的潛伏者；北平解放後為實現祖國統一奉命南下進入臺灣潛伏，後遭暴露、為躲避敵軍追殺不得不如野人般在深山洞穴隱居四年的逆行者；遭到國民黨反動派陷害背負無端罪名的“叛逆者”……其短暫、神秘的一生猶如電影般跌宕起伏。
2019年4月，懷著對父親的深愛和對歷史的責任，劉玉平老人滿懷深情地將父親從事革命工作、進行隱蔽戰線鬥爭的歷史及其犧牲前後的經過付諸筆端，出版了《尋找父親——劉光典烈士的紅色足跡》一書。
“這是一個兒子在找尋父親的蹤跡，他在努力拼湊起一個完整的父親的形象；同時，這也是一個共產黨員對另一個共產黨員表達的崇高敬意。”書前序言這樣寫道。
逆行
——這是一個真實的“潛伏”故事：1949年10月25日，新中國剛成立不久，人們還沉浸在喜悅中。他被中共情報部門一封信派往了臺灣。多年的中共隱蔽戰線情報工作，讓他變成了一枚行走在刀尖之上的地下工作者。為完成祖國統一的最後一次情報工作，為了新中國最終統一的勝利，他選擇與妻兒不告而別。
1954年2月底，位於北京市北新橋王大人衚同觀音寺21號院迎來了幾名新住戶。一位年輕的母親，帶著自己的3個孩子以及一位保姆，搬進小院東側的十平方米小屋。她叫王素蓮，是劉玉平的母親，劉光典的妻子。
此時新中國已成立近5年時間。觀音寺21號院的住處，已不知道是王素蓮一家第幾次搬進的新家。
上世紀40年代後期，逃至臺灣的國民黨集團，調動一切力量，大肆屠殺在臺共產黨員和反對他們的群眾。5年間，被殺、抓、關、教的涉案人員達10萬人以上。這其中，劉光典作為中國共產黨派去臺灣執行地下秘密任務的“交通員”，成為被通緝的主要對象之一。在臺灣旗山掘地為穴、堅持鬥爭的劉光典被叛徒出賣而被捕。
為此，臺灣國民黨集團故意製造劉光典叛變的假消息，混淆視聽，這也就有了王素蓮一家搬到更容易被監視的觀音寺21號院的一幕。
出生於遼寧旅順的劉光典自15歲便外出謀生，不僅做過醫藥生意，還接觸過煤礦財會工作，青年才俊，一表人才。出生在一個普通工人家庭的王素蓮，從小在淳樸的家庭教育中成長，又讀了山海關師範成了有識女性。二人經人介紹相識，互生情愫，很快便結為夫婦。
婚後，二人的生活越過越好。但王素蓮不知道的是，丈夫常年奔波于東北、華北一帶，其實一直利用自己的商人身份，暗中幫助和保護百姓、抗日人員。
1946年，劉光典在上海結識了老資格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東北老鄉洪國式。此時24歲的劉光典，不僅會英語、日語，還在醫藥生意場上輕車熟路。座上有嘉賓、家中有賢妻、膝下有兒女、手中有黃金，過著不錯的生活。
劉光典完全可以過更好的生活。但此時，黨急需能勝任隱蔽戰線工作的忠誠戰士。洪國式發現劉光典為人機警誠實，便向他宣傳革命的道理。在黨的教育、同志的幫助下，劉光典毅然做出第一個人生選擇：參加革命，從而樹立了共產黨人的初心，成為中國共產黨隱蔽戰線的戰士。“只要人民需要，我在所不辭，既然工作需要，我可以試試看。”就這樣，1947年年初，他成為中共東北社會部大連情報處的一名交通員。
為完成任務，劉光典經常離家外出，“以我母親的文化素質以及對丈夫的了解，她隱約覺得我父親在從事特殊的革命工作。”劉玉平說。因此，和大多數賢惠的妻子一樣，每次劉光典外出，王素蓮總是為他準備好行裝，臨行前細細叮嚀。
劉光典不在家的日子裏，三個孩子就交由王素蓮一人照看。雖然有保姆幫忙，組織上也經常來人照看，但由於患有心臟疾病，她的身體一直十分虛弱，能做的只有默默承受一切，期盼丈夫歸來。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劉光典迎來人生中的第二次重要選擇。5月，他離開北平，先赴武漢，配合武漢解放。後前往香港，準備根據組織安排，秘密進入臺灣島，取回派入臺灣的中共情報機構收集到的重要情報。
在祖國統一和個人、家庭的取捨中，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前者。為防止家人擔憂，他離開武漢時給妻子給家裏寫了一封信：我要到遙遠的地方做生意，最長一、二年就會回家。屆時如找不到，我會用劉芳這個名字在報上登出尋人啟事。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舉國歡慶，但王素蓮一家在歡慶之餘，沒有等到丈夫回來。
此時，王素蓮和孩子們並不知道的是，新中國成立不久，因中共地下黨組織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被捕叛變，不久，中共在臺灣的重要情報機構被國民黨特務機構破獲，劉光典的身份也隨之暴露。
某種程度上講，蔡孝乾的叛變不亞於當年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造成的嚴重後果。由於他的叛變行為，導致本就薄弱的我黨在臺情報網遭到毀滅性破壞，千余人遭逮捕和殺害，整個臺灣工委損失殆盡。吳石、陳寶倉、朱楓等地下工作者都被捕殺害。
此時，劉光典卻不知去向，國民黨特務機構發出通緝令：“重要在逃匪諜劉光典，化名劉先農，三十余歲，大連人，高等身材，平時喜穿棕色西裝及藍色中山裝。一經發現立即逮捕。”
得知自己已經暴露的劉光典，冒險通過當地郵局給組織發出：“俊弟得急性腦炎亡故”的報警。隨後，他找到另一位聯繫人王耀東，並從此與組織及家人失去了聯繫。而直到1955年去世，王素蓮也沒有等到丈夫劉光典的音訊。
追尋
——這是一個近半個世紀後才得以真相大白的故事：隨著臺灣局勢日漸凶險，他在敵人的刺刀和通緝下一次又一次轉移，隱姓埋名，窩居洞穴，瘦骨嶙峋，鬍鬚和頭髮特別長，像個野人。但他一刻都沒有放棄，他在深山裏和臺胞一起勞作生活，把剩下的錢都給了當地百姓，他逢人便說：共產黨來了以後，一定給你們蓋一所房子，讓你們過上好日子。然而他做的一切鮮為人知，他犧牲許多年後，一名曾經入獄的地下黨帶回一份名單，才揭開了塵封幾十年的秘密……
小時候，劉玉平心中最大的問號莫過於“爸爸去哪兒了”，這個問題甚至貫穿了他的前半生。
終於，在他43歲那年的春節前夕，劉玉平姐弟三人被召集到一起，參加一席由上級組織安排的盛宴。當晚，劉玉平第一次得到關於父親的確切消息：劉光典，1949年奔赴臺灣從事地下工作，後被叛徒出賣，不幸被捕犧牲，年僅37歲。
劉玉平的姐姐劉玉芳泣不成聲。她一直相信父親還活著，盼望有一天父親能突然出現在面前。
有關工作人員告訴他們，這是有關部門根據一名在臺被捕入獄後來刑滿釋放的臺灣籍共產黨員帶回的一份名單得出的結論。名單記錄了在臺隱蔽戰線犧牲的同志，其中有“劉光典，旅順人”六個字。
不到一年，追認父親為烈士的手續已辦理妥當，他們的生活又歸於平靜。但劉玉平心中卻總有問號不斷閃現：父親是怎樣一個人？為何在革命即將勝利時離開優渥的生活、離開妻兒，奔赴無人知曉的“寂靜戰場”？他又是如何被捕犧牲的？
2008年9月，劉玉平的兒子劉新宇在網上搜尋爺爺的資訊。突然，一個以“tw”為尾碼的“奇摩”網頁上跳出《一個匪諜逃亡的故事》紫紅色的小冊子，小冊子旁邊有一張插畫，插畫下的一行小字讓他們大吃一驚：“劉光典是一名匪諜，他是匪中央政治局派臺地工負責人洪國式的交通員，擔負香港和臺灣的交通聯絡。”
看到此物正在被拍賣，劉玉平立即委託臺北友人不惜一切代價買下。這本小冊子2008年9月30日即轉交到他手中：它長7釐米、寬10.5釐米，封面正中央自上而下印有黑色楷書“一個匪諜逃亡的故事”，左下角印有“臺灣省保安司令編印 四十四年元月”字樣。其中《劉匪光典逃匿地區要圖》詳細記載了1950年3月1日起劉光典在臺灣長達4年的逃亡生涯。
第三頁上的一張插圖立馬吸引了劉玉平：一人身穿花格外衣、打著領帶，下著西褲，腳上穿著皮鞋，手中提一隻皮箱。另一人身穿粗布衣、挽著褲腿，在一台三輪車旁。
“這幅插圖題為《在臺北留宿三輪車夫家》，提皮箱的人就是我父親劉光典！這是自打我一歲多父親離我們而去後，我第一次看到他去臺灣後的形象！”直到現在，一談及再次“見到”父親那一刻的心情，劉玉平就難掩激動。
通過這本冊子，劉玉平獲知了父親曾在臺灣南部海拔1000多米的旗山上，找到一個洞口僅50釐米寬、60釐米高、深一米一、高一米七的小山洞，在洞裏度過了近4年缺衣少食、如同野人般的“原始生活”。
能得到這本小冊子真是一個奇跡！劉玉平重新燃起希望：一定還會有更多檔案，記錄父親在臺的日子。
功夫不負有心人，不斷搜尋到的資料，讓劉光典在臺灣的足跡日漸清晰起來。
在李敖主編的所謂《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中，劉玉平獲知，在戰友王耀東的精心安排下，父親南下逃亡過程中首先住進了臺灣農民賴正亮的家中。父親把一些菜金交到賴正亮手中，還跟他一起勞動，想要改變他捉襟見肘的生活。
然而危險不斷襲來。隨著敵人搜捕力度的加大，劉光典不得不離開賴家，住進王氏老夫妻家裏，想辦法離開臺灣、回到大陸。但由於臺灣嚴密封鎖，他不得不躲進深山。有時在山中掘地為穴，有時在林中搭個窩棚。最後，父親只能藏匿在小山洞中得以安身。
劉玉平說：“我常常想：從1950年春到1954年初，近4年的時間裏，我的父親在風聲鶴唳的大搜捕中風餐露宿啊，居然沒有一名臺灣民眾揭發他、舉報他！”
在30多年追尋路上不斷獲得的他人描述中，父親的形象也在劉玉平的腦海中清晰起來。
“儘管無法回到大陸，但他從來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讓臺灣同胞過上更好的生活。他所到之處都處處替臺胞考慮，維護他們的利益。當他看到幫助他的王氏老夫妻家房屋破舊、上漏下濕，就對他們講，共產黨解放臺灣後，一定給你們蓋一所房子，讓你們過上好日子。”劉玉平說。
一次劉光典了解到一名臺灣籍地下黨員由於拖家帶口、生活無法維持，萌生投降的想法，於是劉光典馬上找到他，把應急的200台幣全部留給他：“你買點兒吃的，渡過難關，我們一起堅持下去。臺灣一定能夠解放。”事實上，那時的劉光典已經沒有生活費，只能以編竹器換點零錢。
劉玉平說，父親的為人讓許多臺胞都印象深刻。直到多年後，已移居美國的臺灣老兵張家林，依然把與父親在獄中的短暫相識經歷寫進了一篇回憶錄式的散文裏：
“我突然被調去8號，那裏關的是劉光典，旅順人。我們初見面，他就自報姓名，這點令我對他生出好感……劉光典長得高大英武，頭髮鬍子都留得很長，像個野人……漸漸我發現他很能幹，不但會說閩南話，還會說日本話。他絕口不跟我談他所涉的案子，但是相處熟了，常常聊天。有一天談到他父親。他說‘我爸是瀋陽火車站的調車工人。’我隨嘴問出‘那麼你幹嗎來臺灣？’他說‘我奉命！’”
“我奉命”這三個字，張家林記了一輩子，他始終忘不掉劉光典說這句話時眼神裏的篤定：“聽他這麼說，我感到這個人有種。當然，我知道他是真正的共產黨了，可是不跟任何人說……”
被捕後的劉光典十分從容，面對嚴刑逼供毫不畏懼，始終沒有透露一點組織的秘密，被秘密關押了近5年的時間。
5年的牢獄生涯，沒有改變劉光典的信仰，但讓臺灣保密局徹底失去了耐心。在臺灣當局當時編纂的“剿匪”手冊中，這樣評價劉光典：“匿居山間，掘地為穴，過著長年類似原始生活，仍執迷不悟，繼續從事反動宣傳，由此可見其思想受毒之深。”
劉玉平說，這是敵人給予一個普通共產黨員的最高評價。
1959年2月4日，失去耐心的臺灣保密局在臺北新店安坑刑場殺害了劉光典。
正名
——這不是“一個人”的故事：在隱蔽戰線上，有這樣一群行走在刀尖上的人，生於黑暗，卻追尋光明。他們戰鬥在無人知曉的寂靜戰場，出生入死，卻甘於無名；勝利了不能宣揚，失敗了不能解釋，也許只有他們自己清楚，自己堅守的是什麼。他們歸來時，沒有鮮花、掌聲；他們犧牲時，甚至來不及給兒女留下什麼。也許只有歷史知道，他們是如何用生命改寫春秋，換回今天的幸福生活。
2019年，劉玉平撰寫的作品——國內首部經審批公開發行的反映在臺隱蔽戰線人員生活和鬥爭的著作《尋找父親——劉光典烈士的紅色足跡》，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真實的隱蔽戰線鬥爭比影視作品中殘酷和複雜千百倍，那些情報人員每天都遊走在死亡邊緣，承擔著巨大的心理壓力，甚至要一生背負罵名。
一個個歷史細節被查了出來，劉光典等英烈的事跡也被更多人所週知。
2009年，劉玉平跟兩位臺灣籍中共黨員一起，向中央有關部門建議，希望能建一處紀念場所，專門紀念隱蔽戰線上的英雄。當時，全國各地有很多英雄紀念館，但還沒有單獨為在臺犧牲的烈士們設立的大型紀念場所。
很快，他們的請求得到了回應。2013年，在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裏，一座無名英雄紀念廣場落成，專為上世紀在臺灣犧牲的英烈所建。
沿著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的景觀墻左右臺階拾級而上，兩邊的花崗岩墻壁上鐫刻著烈士姓名，中間有許多留白和空格，以便未來發現新的英烈名字，可以隨時增補上去。二層廣場中央矗立著長14米、寬4米的紀念碑，正面是五組浮雕，背面鐫刻紀念碑主碑文。廣場各顯著位置上還設有5段精製銅版銘文，主題分別是“忠魂”“光影”“家國”“信義”“追夢”。
就在這裡，作為中央黨校的兼職教授，劉玉平經常向在中央黨校學習的學員講述英雄及他父親的故事。在講解結束時，很多人會摘下眼鏡，揉揉發紅流淚的眼睛。
李克農上將的孫子李凱城及劉光典的孫子劉新宇經過認真研究後介紹說，他們仔細梳理赴臺隱蔽戰線先烈們這個群體，發現他們原本大都衣食無憂、受過高等教育，有著不錯的社會地位。陳寶倉將軍、吳石將軍是軍隊高官；朱楓烈士出身於浙江富商家庭；蕭明華烈士畢業于北平師院，在學術領域已經有相當的造詣；汪聲和烈士畢業于齊魯大學經濟係，在民航局有著體面優渥的工作；而劉光典畢業于北平輔仁大學經濟係……身處亂世本可以過著相對安穩富足生活的他們，卻選擇了加入黨的組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這個人生軌跡，爺爺不是孤例和個案。”劉新宇說，那麼多受過高等教育、可以“獨善其身”的戰友們，都選擇了這條路，說明中國共產黨這個組織確實有先進性，這個組織的理論和實踐確實能夠實現他們的理想。
《潛伏》原著作者龍一在《尋找父親——劉光典烈士的紅色足跡》一書的序中寫道：“像光典先生這樣的數以萬計的地下工作者，其實都是普通人……他們之所以被稱為英雄，既因為他們堅強的信念、崇高的信仰，也因為在為偉大理想努力工作的同時，他們仍需要經受每一個普通人都必須得經受的生存、家庭、健康、人情世故、社會關係所帶來的困擾與折磨。”
一個個普通人，用自己的選擇成為英雄。這些無名英雄名字不為人知，他們的事跡卻並未被遺忘。
就在不久前，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中央軍委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加強新時代烈士褒揚工作的意見》中指出：英雄烈士是民族的脊梁、時代的先鋒，英烈事跡和精神是中華民族的共同歷史記憶和寶貴精神財富，是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不懈奮鬥的力量源泉。
清明前後，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上，每天都會有很多人前來祭奠英雄。人們會在廣場的碑文上看到這樣一句話：“長河為咽，青山為證；豈曰無聲？河山即名！”
人們緬懷崇敬烈士，而烈士的後人想念他們的親人。
經過數十年的苦苦追尋，劉玉平已頭髮斑白，歲月在他臉上留下道道皺紋。60歲退休那年，為了紀念父親劉光典，他專門請了一位雕塑家，對照父親20歲時的照片，為父親用青銅鑄造一尊銅像。
劉玉平把銅像安放好，並寫下了這樣一句話：60歲的兒子，終日陪伴著20歲的父親。
1991年父親被追認為烈士後，劉玉平等烈士後代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安置了一個空骨灰盒，“走上了尋找父親遺體的漫漫長路”。
經過多方找尋，2003年4月，臺灣友人還真的在臺灣六張犁墓地靈骨塔內發現了寫有“劉光典”名字的骨灰壇。2008年11月9日下午，劉玉平等人乘坐的飛機在臺北桃園機場徐徐降落。按事先安排，臺灣友人等待他們的到來，共同上車奔向六張犁墓地。
友人陪他們進入骨灰廳，廳內放置著存放骨灰的木製骨灰架，架子是由一個個關閉的小木櫃組成。友人打開了其中一個放置骨灰壇的木櫃，一個高約30釐米，直徑約15釐米的淺黃色瓷質骨灰壇，只見壇體上貼有一個用正楷書寫著“劉光典”三個字的字條。
至此，時隔近一個甲子之後，劉玉平和姐姐、哥哥終於又“見到”了父親。“60年一甲子，彈指一揮間。誰能體會我是怎樣度過這兩萬一千多個漫漫日夜的煎熬，體會我找到一絲絲有關父親的線索的激動，直至基本搞清父親情況的欣喜。”劉玉平說。
他們取回了劉光典烈士一半的骨灰，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另一半，依舊放在臺灣六張犁墓地靈骨塔。
劉玉平說，祖國還沒有統一，等統一的那天，再將父親的骨灰合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