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固守冷戰思維加劇全球動蕩
【特別關注·俄烏局勢學者談】
二戰後美蘇的持續對抗之所以被定義為“冷戰”，主要依據便是集團對抗與意識形態對立這兩項關鍵特徵。自2017年特朗普政府做出大國競爭重回國際政治的戰略判斷以來，美國重新挑起集團對抗與意識形態對立的戰略意圖日益明顯，冷戰思維正悄然在美國“復活”，而俄烏衝突作為北約東擴的產物正是美國固守集團對抗思維的直接結果。
俄烏衝突：美國重新“激活”北約的工具
由於特朗普主義“美國優先”與“單邊主義”的行事風格，拜登執政前北約似乎正在面臨一次嚴重的“存續危機”。與前任不同，拜登高度重視美國同盟體系在國家安全戰略中的重要性，因此，重新“激活”瀕臨“腦死亡”的北約自然而然就成為拜登政府對歐關係的重點。
根據國際關係經典理論“威脅平衡說”的觀點，共有威脅是決定一個軍事同盟存續、強化的關鍵因素。北約作為曾與華約對抗的軍事集團，在華約解散後本就失去了繼續存在的正當理由，是波黑戰爭與科索沃戰爭使北約的存續之爭漸漸退出了歷史舞臺。此後，儘管趁著俄羅斯衰落，美國用持續東擴的方式成功使北約延續至今，但一個體量繼續萎縮的俄羅斯顯然無法使美國成功“說服”歐洲盟友將北約恢復至冷戰時期水準，無法實現其利用北約進一步削弱俄羅斯、壓制歐洲等盤算。因此，不斷刺激俄羅斯使其被迫做出反擊，再以重塑的“俄羅斯威脅”推動歐洲盟友更順從美國這一想法，成為拜登政府歐洲戰略的深層邏輯。
正是在此背景下，俄烏衝突最終爆發。衝突爆發後，俄羅斯多次強調北約的持續東擴是致使局勢惡化的根本原因，這一點得到了包括中、印、巴、南等金磚國家在內的國際社會的普遍理解。在各方為和平不斷努力、為人道主義捐款捐物的同時，美國卻夥同北約盟友不斷向烏克蘭政府運送武器，戰爭的持續使俄烏談判一直未有實質進展。對此，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一針見血地指出，烏克蘭當局缺乏獨立性是俄烏談判一直不能取得進展的根源。而美國選擇讓俄烏衝突暫時持續下去的理由也非常清晰，即來自俄羅斯的“威脅”使美國嘗到了“甜頭”，而這種“甜頭”目前還不能夠讓美國滿足。
俄烏衝突爆發不到一週，德國即宣佈了向烏克蘭運送武器、緊急撥款1000億歐元重整軍備以及將國防預算提高至GDP的2%以上等一系列重磅政策，此舉被視為德國對外政策30多年來發生根本轉折的標誌。回想從前特朗普因為軍費問題“鬧脾氣”要退出北約的往事，拜登似乎輕而易舉就實現了目標，倘若再將德國已宣佈暫停的“北溪-2號”計算在內，美國可謂獲利頗豐。著名美國戰略學者赫爾·布讓茲等人更是毫不避諱地將俄烏衝突形容為美國動員盟友的“天賜良機”。
美國挑動意識形態對立的多重目的
拜登在競選時曾多次批評特朗普背離了美國的“民主”價值觀，並承諾當選後將立即採取措施恢復美國對“民主”的承諾。上任一年來，言及對外戰略拜登幾乎必談“民主”“威權”“專制”，意識形態已經成為美國推行大國戰略競爭的工具。作為極富冷戰標識意義的話題，拜登政府積極挑動意識形態對立的背後存在精明的算計。
其一，佔據新一輪大國競爭的道德制高點。自2017年年底美國做出大國競爭重回國際政治的重大戰略判斷以來，大國競爭已成為美國對外戰略的基本指針，而污名化對手則是美國推行大國競爭的慣用策略。冷戰期間美國曾千方百計地妖魔化蘇聯，甚至20世紀美日經濟競爭激烈時，美國也曾一定程度上污名化盟友日本。美國現在想方設法對俄羅斯和中國的污名化也正是上述邏輯的延續，其目的是通過污名化對手使美國提前佔據道德高地併為順利推行大國競爭戰略尋找道德依據。
其二，彌合國內分裂。自2016年美國大選以來，美國社會日益分裂，精英與大眾、民主黨與共和黨、民主黨左翼與溫和派、共和黨右翼與溫和派互不信任，相互攻訐。尤其是2021年1月6日“國會山淪陷”事件後，就連對美國民主制度堅信不疑的拜登，也不得不承認美國的民主正在衰退。當國內政策無法有效彌合分歧，拜登政府自然將矛頭調轉。正如普林斯頓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教授弗裏德伯格對拜登政府這一邏輯的解釋，“地緣政治的抽象概念與經濟統計數據可能很重要，但從歷史上看，鼓動美國人民的是一種認識，即說服他們美國的民主價值觀原則正在受到威脅，如此才能塑造他們的意識形態激情。”
其三，為“說服”盟友參與大國競爭提供理由。與挑動地區熱點相同，污名化對手、刻意突出中俄等國與美西方意識形態的差異也有利於推行美國重構全球同盟體系進行大國競爭的戰略目的。因此，美國正不遺餘力地通過重新挑起意識形態與政治制度的對立來“喚起”盟友的恐懼，以便“說服”他們與美國更快地“站在一起”。
冷戰思維終將不得人心
美國挑動意識形態對立與地區熱點，以重新激活並重構同盟體系的冷戰思維正在加劇全球的分裂與不安。俄烏衝突已經使飽受疫情衝擊的全球經濟雪上加霜，能源安全、糧食安全更是引起全球各國的普遍擔憂。以意識形態劃線的險惡用心有可能將國際關係重新推至衝突頻發、經濟聯繫割裂、人文交流中斷的黑暗，更有可能將世界帶回到核大戰陰霾籠罩的時代。
對美國政府一味追求意識形態與集團對抗的冷戰政策，尤其是對拜登政府所謂的“民主價值觀”戰略，美國國內的有識之士紛紛提出批評。美國學者格萊澤認為，美國將自己和盟友塑造為民主的化身可能會讓他們佔據道德制高點，但以這種方式處理國際關係是幼稚而危險的。拜登政府決定以意識形態為基礎制定其外交政策，註定會讓美國人民走上一條失去繁榮且不安的道路。卡托研究所國防和外交政策高級研究員卡彭特略帶諷刺地指出，現在獲得美國民主認證的標準早已不是民主，而是在對外政策上對美國是否服從。美國國家利益雜誌特約編輯保羅·皮勒針對拜登民主戰略的虛偽性則直接批評，民主標準應該適用於每個人，而不僅僅是強者用來教訓弱者的工具。
除美國國內有識之士的批評外，國際社會也早已洞悉了美國所謂“民主價值觀”戰略的虛偽性。正如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所精確指出的，現在個別國家打著“民主”旗號歪曲民主要義、亂設民主標準、把民主當成服務一己私利的政治工具，這種做法已成為世界分裂與不安的最大威脅。美國蓄意製造意識形態對立對抗，開歷史倒車以維持自身絕對霸主地位的做法正遭到越來越多的批評——21世紀的“冷戰陰謀家”註定不得人心，失道寡助。
（作者：黃釗龍，係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助理研究員、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南開大學基地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