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約：維護與擴張霸權的暴力工具
北約是冷戰的產物。冷戰結束後，北約不但沒有因對手的消失而解散，反而經過短暫調整後迅速轉變為全球最大軍事同盟，成為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用以維護霸權、擴展影響力的工具。具體來看，為維持其霸權，美西方通過北約追求在國際社會的絕對安全，實施各種地緣政治競爭方案，維護和擴展西式自由主義國際秩序。
追求“絕對安全”的理念
2022年3月，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在北約渥太華安全與防務會議上宣稱，“我們向北約盟國提供絕對安全保障，這就是我們一再發出的資訊”。通過其發言可知，在全球複雜局勢下，北約的重要目標是追求成員的“絕對安全”。
歷史地看，冷戰隨著柏林墻倒塌而終結後，作為北約對手的華約很快壽終正寢。為適應冷戰後環境，1991年5月，北約國防部長會議決定將之前的“前沿防禦戰略”調整為“全方位應對危機戰略”，即從過去主要防範以蘇聯為首的華約轉向“預防衝突和危機處理”。2004年，北約《伊斯坦布爾宣言》強調“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是對北美和歐洲的潛在威脅，北約“致力於打擊恐怖主義，加強世界許多地區的安全和建立穩定”。由此，北約在冷戰結束後不但沒有消失，而是維持其組織架構並進行適度改革，以適應形勢變化，這意味著北約在冷戰後提升了能力並拓寬了所涉領域。
然而，作為軍事集團，冷戰結束後北約維持自我存續並壯大的理由十分牽強。一方面，北約擴大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干預並非國際社會必需。在非傳統安全領域，有大量其他可應對這些問題的現存國際組織，包括最權威的聯合國及其各附屬機構，它們具有高度的專業性並廣泛為非西方國家所認可。另外，北約是軍事聯盟而不是治理聯盟或普通國際組織，本質上是一個集集體防禦與進攻于一體的暴力機器。如果在傳統安全領域的軍事能力廣泛增長，它帶給國際社會尤其是非成員國的並非安全，而是強大的威脅。
基於此，北約在冷戰後的轉型及軍事能力擴張表明，作為美國和西方國家所主導的軍事同盟機制，北約並非致力於全球共同安全或真正提升全球治理能力。儘管北約在維和等領域作出過貢獻，但在沒有任何力量可與之匹敵的條件下，其根本目的只能說是為了維護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絕對和持久的安全優勢，謀求對任何潛在威脅其安全的外部力量的壓倒性威懾力。
不斷膨脹的體量與野心
為追求絕對安全，在冷戰結束後北約進行了多輪快速擴員，不斷干預國際地區熱點事務，並通過實施地區政策，加速對亞非等地區安全介入。
第一，實施東擴。冷戰結束後，在美國的推動下，北約前後進行了多輪東擴，包括1999年吸收波蘭、捷克和匈牙利，2004年吸收保加利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和斯洛維尼亞，2009年吸收阿爾巴尼亞和克羅埃西亞，2017年吸收黑山，2020年吸收北馬其頓等。通過上述幾輪東擴，北約成員國從12個創始國擴張至30個成員國，幾乎將蘇東集團的中東歐部分都囊括進來，僅波黑、烏克蘭等少數國家未被納入，不過北約也與其中一些國家及哈薩克等中亞國家建有夥伴關係。通過上述東擴，北約將地緣政治中東歐這一“破碎地帶”整合進“歐美”同盟，以達到西方控制廣闊歐亞地帶的地緣政治目標。由於種種原因，俄羅斯最終未能加入北約，北約地緣政治攻勢遂演變成如今針對俄羅斯的軍事威懾。
第二，積極干預國際熱點事務。冷戰結束後，為推動南斯拉伕聯盟解體，1999年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聯軍在未經聯合國授權的情況下，悍然發動了對貝爾格萊德的空襲。21世紀以來，北約又參與了幾乎所有最重要的地區熱點武裝衝突，包括2001年阿富汗戰爭、2003年伊拉克戰爭、2011年利比亞戰爭和敘利亞戰爭等。作為國際組織，北約沒有在上述案例中全部或部分直接參戰，主要是以成員國聯軍形式展開。這主要因為在有些案例中，北約內部對參戰的態度不同，如針對伊拉克戰爭，北約成員德國和法國並不贊同美國的主張。然而，成員國是在北約內部協調下開展對外軍事干預和侵略行動的。北約在上述西方國家發動對外侵略戰爭與干預的不同階段，也以各種不同方式介入這些國家內部事務或給予成員支援，包括參與“阿富汗多國安全部隊”，為阿富汗國民軍提供訓練，甚至直接參與對塔利班等組織的作戰行動，如2015年北約啟動問題解決支援任務（RSM），實施對阿富汗安全部隊的培訓、提供建議等。總之，北約通過直接和間接軍事介入，其活動範圍大大超出歐洲地理範疇。正如2002年北約布拉格峰會上時任北約秘書長羅伯遜勳爵所言，“北約應阻止、防禦和保護來自任何地方的威脅。我們的部隊必須能夠去任何需要他們執行任務的地方”。
第三，實施地區政策，加強在全球範圍內的廣泛介入。北約歐洲外的地區政策主要著眼亞洲和非洲。在其“2030議程”基礎上，北約確立了在亞太地區的四大夥伴國，即澳大利亞、日本、韓國和紐西蘭，並定期與這些亞太夥伴國會面，討論共同關心的安全話題。2020年12月，北約與上述四個亞太夥伴首次召開外長會，討論全球力量平衡的轉變和中國崛起。近年來，該會議還討論了包括朝鮮半島安全局勢和海洋航行安全等問題。隨著中國的崛起，北約日益將目光聚焦中國。2022年4月，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在一次新聞發佈會上大肆渲染“中國威脅”，以中國拒絕譴責俄羅斯為藉口，宣稱北約的新戰略將“首次考慮中國的影響力”，並將加強與上述亞太夥伴的合作。
除通過與亞太夥伴合作積極介入亞太事務外，北約還加緊了對非洲地區的干預。2010年11月，北約召開裏斯本峰會，強調北約要發展新的行動能力和加強夥伴關係，重申加強與非洲等地區聯繫的必要性。然而就像學者沃爾特·羅德尼所揭示的那樣，北約在很多情況下被視作西方對非洲進行殖民主義的開拓力量。在1950年代，當大多數非洲國家仍是殖民地時，幾乎整個北非都是北約針對蘇聯發動行動的勢力範圍，而今天這裡再次成為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控制非洲的工具。
事實上，美國通過非洲司令部（AFRICOM）控制非洲及監控外部力量在非洲的活動，鞏固北約在非洲的軍事進攻和維和行動能力。另外，法國等北約國家在非洲的軍事干預（如在馬利等薩赫勒地區）也為北約介入該地區提供了機會。在法國干預馬利反恐行動近10年後，法國軍事力量將退出該國，而北約表示法國如提出要求將提供支援，北約不少歐洲成員也表達了在法國撤退後介入非洲的意願。除成員國外，北約也直接參與非洲事務。自成立以來，北約在非洲及附近地區執行了八次行動，其中包括支援非洲聯盟（非盟）的維和行動。實際上，北約與非盟建立了機制化聯繫，從早期在非盟應允下向蘇丹地區提供後勤，到後來培訓非盟官員，北約通過機制化聯繫強化了在非洲的軍事干預。
霸權維持與擴張的工具
西方普遍認為北約是所謂“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支柱”。這具有兩層含義：一是它對內集中了世界上所謂“自由、民主”國家的主體部分，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民主國家”組成的安全同盟；二是它對外通過軍事行動，維繫和推動所謂“自由民主國際秩序”。
就西方內部而言，北約的存在在冷戰時代制約了德國這樣的二戰戰敗國的軍事重新崛起，並在為西歐國家提供安全保障基礎上，為歐洲持續的一體化解除了後顧之憂，同時為歐洲專注于塑造自身所謂的“規範強權”——強調自身價值觀優勢和對外推廣西方價值觀和行業規範的國際力量提供了基礎。冷戰結束後，雖然德國在法律意義上不再是主權受限國家，但在長期北約框架下，德國等歐洲軍事強權已放棄在歐洲內開展軍事競爭和爭霸，即使德國等在如今俄烏軍事衝突後宣佈引人矚目的軍備強化措施，但其軍事能力和意願仍將受到北約框架的限制。因此，北約的存在成為維繫歐美跨大西洋同盟關係的最主要力量。從結果上看，北約將所謂西方最主要的“自由民主國家”黏合到了一起。
就對外戰略而言，冷戰後，北約存續的目的不僅僅是保障內部“自由民主國家”的團結，而是積極對外維護和推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2022年4月，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在一次講話中號召“民主國家”團結起來捍衛西方價值觀。他污衊中國的崛起“對北約的安全和民主制度構成系統性挑戰”，並認為“這是北約首次需要考慮中國在國際舞臺上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因此，北約的對外戰略與行動和維護及擴張西方的國際秩序存在直接相關性，後者也成為北約的重要使命之一。而建立和推廣西方自由主義國家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為了維護其在國際社會經濟產業鏈上的優勢和主導地位、在道德上的“教師爺”地位，及在政治上的議程引領者地位，而這些地位是西方霸權的具體體現與構成。
除上述功能外，西方還利用該軍事集團影響力，在一些治理領域積極尋求對外合作。比如北約制定了六項環境保護標準（STANAGs），將氣候變化治理納入2010年峰會宣言，採用“綠色防禦框架”等等。同時，北約通過維和、直接武力干涉等方式為西方對外投資保駕護航，成為西方在各領域維護和擴展霸權地位，增進主導權的重要工具。
可以預見，俄烏軍事衝突結束後，歐美同盟關係會在北約框架內變得更緊密，西方會更注重北約在傳統和非傳統安全領域的能力提升，強化對歐洲外地區的安全威懾，加強在包括氣變等功能性治理領域的介入，使之成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擴展影響力和主導地位，維護西方作為一個整體國際霸權的有力武器。
（作者：簡軍波，係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中歐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