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極端民族主義病毒的“超級傳播者”
【特別關注·俄烏局勢學者談】
從放縱白人至上主義、維護白人統治，到利用民族分裂主義瓦解蘇聯和南斯拉伕、奪取霸權，再到借助極端民族主義挑動俄烏衝突護持世界霸權，美國作為極端民族主義病毒的“超級傳播者”，不斷製造民族衝突“疫情”，其傳播速度之快、波及之廣、影響之遠世所罕見。美國口頭上自我標榜“民主導師”“人權衛士”“民族熔爐”等人設，行動上卻暴露“人權偽士”“民族烤爐”等本色。
放縱白人至上主義，維護白人統治
在維護白人統治方面，美國的自由派與保守派的分歧僅在於統治方式的隱性與顯性之別，即自由派主張通過白人文化實現白人統治，保守派主張直接由白人統治。
亨廷頓在《我們是誰》一書中強調，美國應恪守“瓦斯普”（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的文化統治。從清教本土主義到麥卡錫主義，再到茶黨運動、國會騷亂等右翼民粹民族主義，以排外與種族歧視為特徵的白人至上主義與系統性種族主義交織疊加，加劇美國的疫情、經濟和種族危機。特朗普主義是麥卡錫主義在當代的翻版，是極端民族主義、文化保守主義、階級仇恨主義、絕對主義與排外主義的糅合體。即使美國總統拜登也不得不承認，“美國已失去靈魂，系統性種族主義中毒太深”，但其政府用多元族群裝點門面，對特朗普主義的流毒甘之如飴，白人至上主義病毒的感染者日益增多，種族歧視、貧富差距等結構性矛盾積重難返。
白人精英不僅是迫害印第安人、非洲裔、拉美裔與亞裔等少數族群的主力軍，而且是種族主義病毒的“超級傳播者”。美國學者伊布拉姆·肯迪在《天生的標簽：美國種族主義思想的歷史》一書指出，美國種族主義思想可追溯至首代移民的“清教徒優越論”，是維護白人殖民統治的工具。美國白人至上主義綿延于史。1607年白人建立的詹姆士頓是首個北美殖民地，1619年該殖民地引入首批黑奴。1776年美國獨立時保留奴隸制，1876年實施的“吉姆·克勞法”使種族歧視合法化，1921年塔爾薩大屠殺中，白人暴徒血洗“黑人華爾街”。直到1963年馬丁·路德·金髮表《我有一個夢想》，領導民權運動，鼓勵少數族群拒做“沉默的羔羊”，變身奮起抗爭的“刀鋒戰士”。特朗普時期，白人至上主義抬頭，政治極化病毒、新冠病毒與系統性種族主義病毒“三毒合一”，“黑命貴”“反亞裔仇恨”等民權運動風起雲湧。
挑起俄烏衝突是美國轉移國內矛盾與治理失敗的障眼法、維護國內外霸權的工具。拜登政府借俄烏衝突推進其護持霸權目標：使歐洲與俄羅斯決裂並唯美國馬首是瞻，擠佔俄羅斯在歐天然氣市場，阻止東西方交流等。這種“外交成績”或可暫將民眾注意力從抗疫失敗、貧富差距擴大、經濟停滯不前等矛盾轉移開去，有利於拜登中期選舉選情，但中長期來看，“美國反對美國”的大戲還將續演，民粹主義、白人至上主義保守力量不會善罷甘休。
查閱美國歷史可見：其黷武基因與生俱來，極端民族主義病毒檢測呈陽性。米爾斯海默在《大國政治的悲劇》一書指出，極端民族主義是戰爭的強大動力。美國國徽上的“合眾為一”，其在內實為“合民眾為白人一統特權服務”，在外則是“合眾國為美國一統霸權服務”。
策動民族分裂主義，瓦解霸權對手
美國通過支援民族分裂與衝突，拉攏親美者，建立“親美者昌、逆美者亡”的“霸道規則”。
二戰後，美國與蘇聯展開爭霸，借鑒納粹德國學者格哈德·馮門德提出的“以族反蘇”戰略，策動極端民族主義、自由主義力量瓦解蘇聯，奪取世界霸權。1951年杜魯門設立“心理戰略委員會”，通過支援極端民族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等心理戰來瓦解蘇聯。1951年1月，美國情報機構成立全美蘇聯人民自由委員會，利用蘇聯僑民與中亞民族從事反蘇活動。1988年，布熱津斯基主張“更多關注利用蘇聯少數民族”。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稱，“應鼓勵蘇聯少數民族奪權”。美國向蘇聯傳播的極端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病毒帶來“和平演變”。20世紀80年代，美國總統與英國首相策動蘇聯地方民族分裂力量利用蘇聯憲法關於“脫盟權”的漏洞，裏應外合分裂瓦解蘇聯。1991年12月8日，美國支援葉利欽、克拉伕丘克、舒什科維奇等俄烏白領導人簽署《別洛韋日協定》，共同終結蘇聯，也為斯拉伕民族相互對抗埋下定時炸彈。
美國對南斯拉伕的政策從“聯南抗蘇”轉為“支援民族分裂搞文武演變”。1948年南斯拉伕與蘇聯決裂後，美國通過“南斯拉伕差別政策”，聯合具有獨立與民族主義傾向的國家分化瓦解蘇東陣營。1984年美國國家安全決策指引中的“美國對南斯拉伕政策”部分指出，“美國要擴大和推動和平演變，以推翻東歐的共產黨政權”。
蘇聯解體後，美國將肢解與顛覆南斯拉伕聯盟共和國作為首要任務，挑撥南聯盟境內阿爾巴尼亞族與塞爾維亞族矛盾、支援阿族分裂主義活動。美國“和平演變”與武力干涉並用，深度介入波黑戰爭、打擊塞族武裝、瓦解南聯盟。1999年美國帶領北約空襲南聯盟，3名中國記者罹難於被炸的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成為中國人民心頭之殤。美國軟硬兼施肢解南聯盟的圖謀得逞。
美國對非利益攸關地區的極端民族主義採取縱容與漠視的立場，而對利益攸關國家與地區的極端民族主義採取偏袒干預的立場。克林頓在自傳《我的生活》中寫道， 1998年3月，他會見盧安達大屠殺倖存者時承認美國未及時阻止屠殺。唐納德·瓦格納與加布裏埃爾·阿爾蒙德等學者指出，美國右翼保守勢力與以色列極端民族主義者沆瀣一氣，在巴勒斯坦實施種族清洗政策，將巴勒斯坦人趕出被佔家園。
然而，美國對英國、西班牙、加拿大、法國等國的獨立運動都持反分裂護統一的立場。美國對親美者與逆美者截然不同的立場體現其“馳名雙標”。
傳播極端民族主義病毒，加固霸權護欄
冷戰後，美國在歐亞地區繼續扶持極端民族主義力量，作為離岸制衡、維護霸權的護欄。美國支援俄羅斯車臣等地區極端民族主義與分裂主義，削弱俄羅斯國力。為防俄羅斯東山再起，美國帶領北約多次東擴，擠壓俄羅斯安全空間，挑起俄烏衝突。哈佛大學烏克蘭裔學者謝爾希·浦洛基稱烏克蘭為“歐洲之門”，但美國不願烏克蘭充當東西方交流的橋梁，而唆使其成為地緣對抗的前沿。美國利用歐洲對其“安全保護傘”的依賴，挑撥歐洲民族宗教衝突，通過導演科索沃戰爭、俄烏衝突等民族悲劇打擊歐洲謀求戰略自主的努力，以求裹挾盟友、合眾為一、獨步天下。
美國擴大東西烏克蘭民族宗教矛盾，縱容烏克蘭實施排他性語言文化政策。2012年烏政府通過《國家語言政策基本原則法》確立了包容性官方語言政策，但2014年烏克蘭“顏色革命”後，烏領導人實行“去俄化”語言政策，2019年7月頒布《關於確保烏克蘭語發揮國語作用法》取消俄語的官方語言地位，引發東烏克蘭俄語區的抗議。美國支援烏克蘭民粹主義與亞速營等極端力量，在頓巴斯支援武裝衝突長達八年，加劇俄烏安全赤字與創傷仇恨，也為俄烏全面衝突埋下種子。
美國把烏克蘭當作護持霸權大棋局的“卒子”，以支援烏克蘭“加盟入約”的空頭支票哄騙、煽動烏俄民族相鬥。為使衝突慢性化、延長戰爭紅利，美國向烏克蘭提供更多進攻性武器，火上澆油、隔岸觀火，唯恐衝突熄火。
烏克蘭作為“超級傳播者”的“密切接觸者”，付出血淚代價。美國還利用烏克蘭難民問題消耗歐洲國力。3月11日，拜登稱“將歡迎烏克蘭難民”，但俄烏衝突以來美國並未接收烏克蘭難民，300多萬烏克蘭難民多被歐洲接納。
美國策動相關國家對俄白兩個斯拉伕國家開展金融戰、能源戰、技術戰、輿論戰、認知戰、混合戰等非軍事攻擊。美國還拉幫結派，組建反俄聯盟，企圖成為俄白等逆美國家的“終結者”。
掃描美國“歷史行程碼”可知：一部美國社會歷史是白人壓迫少數族群、少數族群抗爭要權的“族群階級鬥爭史”，一部美國霸權奪取史是策動民族分裂主義瓦解蘇東的“權力轉移與和平演變史”，一部美國霸權護持史是傳播極端民族主義病毒、擴大西方勢力範圍的“離岸制衡與顏色革命史”。
要想走出烏克蘭困局，需阻斷病毒傳播鏈，及早發現、隔離、根治極端民族主義病毒。
（作者：程春華，係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