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三農”工作 接續全面推進鄉村振興
編者按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離不開農業的現代化；促進共同富裕，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農業界、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界委員時強調，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把確保重要農產品特別是糧食供給作為首要任務，把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邁入新征程，穩住農業基本盤、做好“三農”工作，確保農業穩產增產、農民穩步增收、農村穩定安寧，成為當前各項工作的重中之重。為此，本版今日特刊發三篇文章，圍繞農業糧食生產、農村集體經濟、農民收入增長等兼具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的問題，為接續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建言獻策，以饗讀者。
守牢糧食安全底線 夯實國家安全基礎
作者：宋洪遠、江 帆（分別係華中農業大學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湖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華中農業大學分中心研究員，華中農業大學鄉村振興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2022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要牢牢守住保障國家糧食安全這條底線，全力抓好糧食生產和重要農產品供給。今年3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農業界、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界委員時的講話，深刻闡述了保障糧食和重要農產品供給的重要意義，明確提出保障糧食和重要農產品供給的關鍵舉措，為正確認識和把握糧食與重要農產品供給保障問題指明瞭方向，是新時代實施國家糧食安全戰略的行動指南。
中國的糧食安全形勢正處在歷史最好時期
“食為政首，糧安天下”。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是有效防範和抵禦各類風險挑戰、推動經濟持續發展、保持社會長期穩定的重要基礎。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世情國情農情，把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作為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高度重視糧食安全問題，始終把解決好人民吃飯問題作為治國安邦的首要任務，出臺實施了一系列重要政策舉措，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糧食安全之路，實現了從解決溫飽問題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從“誰來養活中國”到“中國人的飯碗裝中國糧”的歷史性變革，糧食安全取得舉世矚目的歷史性成就。
2021年，全國糧食播種面積為17.64億畝，比上年增加1295萬畝，增長0.7%，連續兩年實現穩定增長；全國糧食作物單產為387公斤/畝，比上年增加4.8公斤，增長1.2%；糧食總產量再創新高，達13657億斤，比上年增加267億斤，增長2.0%，連續18年增產豐收，連續7年保持在1.3萬億斤以上。2021年，我國每人平均糧食佔有量達483公斤，比上年增加9公斤，遠高於每人平均400公斤的國際安全標準線；我國穀物自給率始終保持在95%以上，保證了穀物的基本自給。糧食供給總量充足、庫存充裕，糧食價格保持基本穩定。事實表明，中國的糧食安全形勢正處在歷史最好時期，中國有能力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中國既是糧食生產大國，又是糧食消費大國。中國用佔世界9%的耕地、6%的淡水資源，養活了世界近20%的人口，不僅有力地保障了自身的糧食安全，也為世界的糧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貢獻。
保障糧食和重要農產品供給是一個重大戰略問題
悠悠萬事，吃飯為大。糧食既是人類賴以生存的重要物質基礎，也是人的全面發展的前提條件。糧食和重要農產品供給保障能力的強弱直接決定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成色和品質，保障糧食和重要農產品供給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安全底線。站在“兩個大局”的歷史高度，保障糧食和重要農產品供給是一個重大戰略問題，仍面臨來自內部和外部的雙重挑戰。
從國內看，保障糧食和重要農產品供給面臨諸多挑戰。一是需求總量不斷增加。2021年，我國總人口為14.13億人，城鎮化率為64.72%。未來一個時期，隨著人口增長和城鎮化推進，糧食消費總量將繼續增加，糧食需求將保持剛性增長。二是品質要求不斷提升。隨著國民收入水準提高和居民膳食結構的變化、食物消費條件和消費環境的進一步改善，城鄉居民更加注重農產品品質安全，對食物品質的要求不斷提升。三是資源環境約束增強。我國每人平均水資源佔有量少、空間分佈不均勻，每人平均耕地數量少、耕地品質有待提高，總體上看，人增地減水緊的趨勢難以扭轉；農業勞動力短缺與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並存，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生產；化肥、農藥等的過量投入帶來一系列環境污染問題，限制了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生產的可持續發展。四是農民種糧收益較低。隨著農資價格上漲和種糧成本增加，農民的種糧收益空間收窄；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的比較效益存在較大差距，影響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五是農業自然災害頻發。近年來我國洪澇和乾旱、地質和海洋、低溫冷凍和冰雪等自然災害頻發，農業抗災防災減災能力有待提升，制約了農業生產的穩定發展。六是流通運輸壓力較大。當前，我國糧食生產逐漸向主產區集中，跨區域糧食流通量增加，糧食運輸成本和壓力加大，市場大幅波動的風險依然存在。
從國際看，保障糧食和重要農產品供給也面臨較大挑戰。一是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給糧食主產國帶來了勞動力短缺、農業生產資料供給不足等問題，農業生產動能減弱、糧食加工與運輸受限，糧食生產和供應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增加，影響了全球的糧食供給安全。二是國際經濟貿易形勢複雜。世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利益衝突加劇，嚴重影響了糧食的國際貿易；一些國家限制農業對外投資，糧食生產、加工、倉儲等建設受阻，嚴重影響了糧食的國際合作；俄烏衝突對全球穀物市場造成衝擊，小麥等農產品價格上漲。三是產業鏈供應鏈受損。當前整體低迷的全球經濟形勢對各國產業造成了實質性損害，糧食產業鏈供應鏈局部斷裂、運轉停滯，嚴重影響全球運輸消費網路的穩定性，使得一些國家和地區出現較為嚴重的糧食供給紊亂與短缺問題。四是極端氣候變化影響。全球氣候變暖對糧食等作物產量、品質及收成穩定性均產生一定負面影響，長期的溫度上升會使海平面升高，造成土地減少、土壤鹽漬化、風暴潮災害加劇等問題。五是貧困和不平等問題突出。2020年全球仍有7億多人口面臨饑餓威脅，近1/3的人口無法獲得充足的食物與營養，食物系統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全球糧食安全形勢不容樂觀。
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整優化農業結構和佈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糧食安全這個問題上不能有絲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綢繆，始終繃緊糧食安全這根弦”。為此，要切實抓好糧食生產，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一是穩定糧食面積和產量。全面落實糧食安全黨政同責，健全完善糧食安全責任制；穩定糧食播種面積，提高產量和品質；主產區要不斷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主銷區要穩定提高糧食自給率，產銷平衡區要確保糧食基本自給。二是保護耕地和基本農田。落實“長牙齒”的耕地保護硬措施，實行耕地保護黨政同責；不斷提高耕地品質，實施高標準農田建設工程和國家黑土地保護工程；加強耕地用途管制，永久基本農田重點用於發展糧食生產。三是加大農業科技支撐力度。大力推進種源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全面實施種業振興行動方案，實施農機購置與應用補貼政策。四是合理保障農民種糧收益。按照讓農民種糧有利可圖、讓主產區抓糧有積極性的要求，合理制定稻穀、小麥最低收購價，穩定玉米、大豆生產者補貼和稻穀補貼政策，擴大三大糧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險和種植收入保險覆蓋範圍；加大產糧大縣獎勵力度，創新糧食產銷區合作機制。五是提升糧食市場調控能力。深化糧食收儲制度改革，完善中央儲備糧管理體制；健全糧食儲備體系，保持合理儲備規模；加強糧食監測預警，健全多部門聯合分析機制和資訊發佈平臺；開展糧食節約行動，有效降低糧食損耗。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樹立大食物觀”“開發豐富多樣的食物品種，實現各類食物供求平衡”。為此，要保障重要農產品供給，提升居民食物營養健康水準。一是保障“菜籃子”產品供給。完善落實“菜籃子”市長負責制。健全生豬產業平穩有序發展長效機制，實施牛羊發展五年行動計劃，加強奶源基地建設，穩步發展家禽業；推進水產綠色健康養殖，穩步發展稻漁綜合種養、大水面生態漁業和鹽鹼水養殖；優化近海綠色養殖佈局，支援深遠海養殖業發展；穩定發展棉花、油料、糖料、蔬菜、茶葉生產，因地制宜發展林果業等特色產業。二是優化種植結構和區域佈局。加強水稻、小麥、玉米生產功能區建設，優先支援功能區內目標作物種植，深入實施優質糧食工程，推進國家糧食安全產業帶建設；加強大豆、油料等重要農產品生產保護區建設；加強特色經濟作物、園藝產品、畜產品、水產品、林特產品優勢區建設。三是推動農業綠色發展。提升農業標準化水準，強化農產品品質安全監管；持續推進化肥農藥減量增效，迴圈利用農業廢棄物，加強污染耕地治理；強化農業資源保護，統籌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統治理，推動農業農村減排固碳，推進重點區域生態環境保護。四是強化科技創新驅動。開展農業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完善農業科技領域基礎研究穩定支援機制，提升農業重大風險防控和產業安全保障能力；加強國家農業科技創新聯盟建設，支援農業企業牽頭建設農業科技創新聯合體或新型研發機構；加強大中型、智慧化、複合型農業機械研發應用，加快研發製造適合丘陵山區農業生產的高效專用農機和綠色智慧畜牧水產養殖裝備；健全農作物全程機械化生產體系，加大對智慧、高端、安全農機裝備支援力度，提升我國農機裝備水準。五是健全現代農業經營體系。實施家庭農場培育計劃和農民合作社規範提升行動，完善家庭農場名錄製度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金融保險、用地保障等政策；發展壯大農業專業化社會化服務組織，加快發展農業生產託管服務，開展農業社會化服務創新試點示範。六是提升農業抗風險能力。推動大江大河防洪達標提升，調整和建設蓄滯洪區，完成現有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強化農業氣象服務，健全動物防疫和農作物病蟲害防治體系，發揮農業保險災後減損作用；實施農產品進口多元化戰略，健全農產品進口管理機制，穩定大豆、食糖、棉花、天然橡膠、油料油脂、肉類、乳製品等農產品國際供應鏈。
三次分配製度協調聯動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作者：方向明、覃誠（分別係中國農業大學全球食物經濟與政策研究院教授、助理研究員）
當前，共同富裕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通過三次分配製度協調聯動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對於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
一
初次分配由市場主導，依據生產要素對國民收入的貢獻大小進行分配，是優化生產要素配置、提高生產效率行之有效的分配方式。但在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下，不同區域、行業、群體的資源稟賦和能力不同，必然會帶來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正視初次分配後的城鄉收入差距問題，須以農業高品質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壯大、農民高素質培養為引領，進一步提高農業農村發展水準。
農業高品質發展是改善農業生產效率、提高農民收益、促進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農業發展成就矚目，但農業大而不強、多而不優的問題仍然突出。推動農業高品質發展，需要跨界配置農業和現代產業要素，打造集約化、規模化、現代化農業發展模式，提高農業生產效能。促進農業與第二、第三產業深度融合，積極打造產業化聯合體，以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為依託，延長產業鏈，豐富鄉村業態，讓農民更多分享產業增值收益。
農村集體經濟優勢的發揮對推進鄉村振興和實現共同富裕至關重要。集體所有制涉及基本經濟制度、農民財產權益保障、農業農村現代化。2015年開始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目前在全國各省（市、區）基本完成清產核資，取得了階段性成就。進一步促進農村集體經濟優勢，應加強頂層設計，推動內部治理結構優化，完善人才激勵機制，建立建設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機制，完善成員利益分享機制與社會保障職能。
培育高素質農民有助於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當前農村地區人才匱乏，農民現代科技技能掌握不足，適應生產力發展和市場競爭的能力亟須提升。在促進共同富裕的過程中，要特別重視培養適應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高素質農民隊伍，協同推進學歷教育和技能培訓，開展現代農業技能培訓、農業農村創新創業培養和實用人才帶頭人示範培訓等行動。
二
再分配以政府為主導，通過轉移支付和提供公共服務等方式，提高特定地區、特定人群的收入和福利，改善全社會的收入分配結構。縮小城鄉差距，在二次分配過程中必須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在量力而行的原則下盡力而為，加大再分配環節的“三農”轉移支付力度，完善農業支援保護體系，促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探索建立有條件的現金轉移支付制度。
完善農業支援保護體系是提高農業競爭力和農民收入的必要舉措。中國系統性的農業支援保護政策起始於2004年逐漸廢除農業稅後，目前已覆蓋農業生產、流通、存儲與消費、貿易的全過程。促進農業高品質發展是農業支援保護體系的重要目標，需要進一步加大財政資金向農業農村生產基礎設施的傾斜力度，積極拓展資金來源渠道，適度超前提高基礎設施水準。統籌銜接農產品國際貿易、農業對外投資政策與農業國內支援政策，提升農業的國際競爭力。
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推進共用發展、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然選擇。當前城鄉間基本公共服務資源配置不均衡，需要進一步推進城鄉基礎教育和醫療條件均衡化發展，逐漸建立全民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實現社保事項便捷“一網通辦”，縮小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差距。推動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發展，實現城鄉道路、水電、通信、燃氣等同網同規。完善城鄉基本公共服務銜接，切實保障農民工隨遷子女平等接受教育。
我國目前施行的社會救助政策，如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都是無條件以貧困家庭為瞄準對象的保護性減貧政策，低保的瞄準精度和福利依賴問題一直備受關注。探索建立有條件的現金轉移支付制度，就是要通過科學設計的積分制度綜合測量家庭社會經濟狀況，精準識別貧困家庭，破解瞄準偏誤問題，條件設置重點向兒童教育和健康等人力資本項目傾斜，防止出現退出即返貧的現象。
三
第三次分配鼓勵企業和個人在自願的基礎上，以募集、捐贈、資助、義工等慈善公益方式對所屬資源和財富進行分配，有利於改善現有的收入結構和財富分配格局，促進共同富裕。慈善與鄉村振興有著內在親和性，當前發展“三農”慈善公益事業，應鼓勵企業和非政府組織積極參與鄉村慈善，培育農民的慈善意識。
鼓勵企業和非政府組織積極參與是擴大鄉村慈善服務範圍的重點。第三次分配主要依靠社會主導，重在充分發揮企業和非政府組織的積極作用。鼓勵企業回鄉參與鄉村慈善，開展扶貧助力行動，把更多就業崗位和收益留在鄉村、留給農民。優化非政府組織外部制度環境，充分發揮其在人才、專業技術方面的優勢，拓寬其提供農村公共產品的範圍。2016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規定，“城鄉社區組織、單位可以在本社區、單位內部開展群眾性互助互濟活動”，這為鄉村社區慈善提供了法理依據。未來應探索編制鄉村慈善社區創建地方標準，豐富公益慈善參與渠道，廣泛動員社會力量參與社區慈善，加強公益項目的資訊公開和反饋。
鄉村慈善事業的發展離不開廣大農民群眾的積極參與，應將傳統互幫互助的優良傳統與現代慈善理念相結合，注重宣傳引導，培育農民公益慈善意識，進一步調動他們從事公益慈善事業的積極性。不斷拓展慈善捐贈途徑，鼓勵村民參與慈善活動，但必須充分尊重個人意願。
（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21AJL015〕階段性成果）
發展壯大農村新型集體經濟助力鄉村振興
作者：程世勇（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首都師範大學副教授）
農村集體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要“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再次明確提出鞏固提升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成果，探索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路徑。自2016年推進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以來，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與脫貧攻堅相互促進，不僅鞏固了脫貧攻堅成果，而且實現了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為紮實推進共同富裕打下了良好基礎。
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助力新型集體經濟發展
農村土地資源是集體經濟的首要資源。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之前，國家就出臺了《關於農村土地徵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簡稱“‘三塊地’改革試點”）。從2015年開始，在全國33個縣市區進行了為期5年的“三塊地”改革試點。在前期農地承包權“三權分置”的基礎上，探索提高農民集體土地徵地拆遷補償標準，擴大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範圍。在“三塊地”改革試點經驗的基礎上，我國對《土地管理法》進行了重新修訂，完善了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用益物權制度。由此，作為集體經濟核心要素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與城市國有建設用地具有同等用益物權。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同地同權的制度架構基本形成，集體經濟土地資產的財富效應日益顯現。
宅基地是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城市化進程中部分村落自然消亡及鄉村建設的推進，相當數量農村宅基地將通過“轉權讓利”的形式擴充到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中來。新修訂的《土地管理法》逐步確立了集體經濟組織對宅基地使用權配置的雙層模式。第一個層面是集體經濟在農村建設用地一級市場上的主導模式，即國家允許進城落戶的村民依法自願有償退出宅基地。第二個層面是在農村建設用地二級市場上，鼓勵集體組織可以盤活利用閒置宅基地和閒置住宅。改革開放初期，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主要集中在農地層面，現在已拓展至集體建設用地層面。集體所有權人通過規劃控制，引導存量優化後的農村建設用地就地入市、整合入市、調整入市，促成城鄉建設用地雙向集約利用。
新型集體經濟高品質發展的著力點
農村集體經濟須秉持新發展理念，抓住以下重點實現高品質發展：
一是能人領辦農村新型集體經濟。鄉村能人領辦集體經濟，不僅能聚集資源實現創新，而且還能在金融資本短缺的農村深度整合鄉村社會資本實現資本積聚。202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快推進鄉村人才振興的意見》，指出要把鄉村人力資本開發放在首要位置，吸引各類人才在鄉村振興中建功立業。近年來，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興起培育了一批鄉村能人，部分城市農民工返鄉也成為創業能人。
二是以差異化戰略構築錯位競爭優勢。在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統籌銜接過程中，部分集體經濟已不同程度出現產業同構與同質化競爭現象。在農村集體經濟商流、物流與城市園區經濟相比不具有比較優勢的前提下，必須強調差異化發展戰略，實現新產品的差異化、新生產方法的差異化、新市場的差異化、新資源的差異化、新產業組織的差異化。差異化發展的重點，其一是突出綠色生態優勢，實施基於原產地可追溯和品質標識的產品差異化戰略；其二是培育智慧財產權和品牌優勢的差異化；其三是數字化和產業組織模式的差異化。
三是與縣域經濟協同發展提升區位優勢。集體經濟與縣域經濟協同發展能增強集體經濟的產業融合度、產業鏈長度、新興產業帶動度和要素整合度，是打破城鄉分割、加速城鄉融合的有效路徑，諸如“社社聯合”、龍頭企業+合作社、集體經濟向二、三產業融合的縣域經濟協同發展模式，必須在今後縣域經濟發展的總量和品質方面都有所體現。
四是實現治理機制創新。在集體經濟的市場化進程中，依然要充分挖掘和發揮集體所有制下統分結合治理模式的各自優勢。微觀治理要強調“分”，這是市場競爭的內在要求；宏觀治理要強調“統”，強化農村基層黨組織的監管。集體組織作為所有權代理人須保證資產增值，通過集體公積金、公益金等形式實現集體組織的收益分配權。集體經濟的治理路徑就是責、權、利明晰，集體資產增值與收益分配實現動態平衡。而高效的集體經濟治理也有助於集體經濟強化外部市場分工，實現多渠道、多類型、多元化發展。
發展新型集體經濟，促進城鄉共同富裕
我國涵蓋9億人的集體經濟，核心職能之一就是在再分配環節築牢底線公平。農村大量的留守老人、留守兒童及城鄉公共服務巨大差距的現實，需要集體經濟發揮財政再分配的補充效應；農村日益增長的公共服務需求也急需集體經濟補齊農村社會福利短板。集體經營性資產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環節為集體成員提供的收益與福利保障，共同構築了共同富裕的底線公平。在築牢底線公平的基礎上進一步促進城鄉共同富裕，還須重視通過市場機制縮小初次分配環節的收入差距。一是處理好農戶個體經營與集體經濟的統分關係，夯實家庭承包制制度基礎；二是處理好集體經濟與外部多种經濟成分的關係，促進個體經濟、民營經濟、股份制經濟共同向農村積聚發力；三是拓展農戶住房財產權，盤活利用閒置宅基地和閒置住宅。
在農村集體經濟清產核資與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同步推進的大背景下，作為集體經濟核心資產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資產屬性顯著增強。土地入股和土地抵押中的股權、債權清償風險增加，集體經濟的資產保全、債務預警就顯得至關重要。雖然國家已建了集體資產平臺，但集體經濟債權債務核銷全過程監管仍不可或缺。我國城鄉建設用地指標配置西多東少、集體經濟東強西弱，客觀上提高了城市群、都市圈等發達地區集體經濟的土地租值，擠壓了中西部地區的土地級差收益。因而，中西部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應遵從客觀規律，規避債務陷阱。同時，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與級差收益的空間置換，客觀上能使集體在短期獲得巨大收益，但集體建設用地存量的減少可能會制約集體經濟的長遠發展，應統籌兼顧。
現階段集體經濟股份合作制改革，為了防止外部資本的侵佔，必須堅持底線：一是改革的範圍嚴格限定在集體經濟組織內部；二是股權的流轉不得突破集體經濟組織範圍。因為集體經濟涉及集體土地所有權和成員權益，而後續隨著鄉村振興全面推進和城市化進程加速，集體經濟股份的繼承、抵押、轉讓、退出、參股、控股等問題也必將接踵而來，必須在謹慎應對的同時實現集體資產保值增值、股份收益保值增值。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0BZZ076〕階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