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洛西其人其事
【特別關注】
作者：刁大明（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研究員，當代政黨研究平臺研究員）
在美國這個霸權國家內部逐步崛起並掌權上位的，卻是佩洛西這種結黨營私、操弄權術、睚眥必報、權錢交易、利欲熏心，且固守“冷戰思維”與意識形態偏見的狹隘政客。這種“外霸內衰”的現狀註定了美國這個霸權國家的命運。
能夠產生佩洛西之流的政治制度與政治生態必然是腐敗的，而佩洛西之流主導的政府與政策則必然是失敗的。
盧重光繪
2022年8月2日，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不顧中方強烈反對和嚴正交涉，悍然竄訪中國臺灣地區。對此，中方堅決反對、嚴厲譴責，並將迎頭痛擊。
作為當今美國聯邦政治系統中的“第三號人物”，佩洛西冒天下之大不韙，只能說明其破壞中美兩國關係大局的惡意之強烈，對華立場的負面執念之極端，對兩國國家和人民共同利益的無視之嚴重。毫無疑問，佩洛西的竄臺行徑，必然連同她在美國政壇上玩弄權術、大搞黨爭惡鬥和權錢交易、攫取私利、為一己之私而頑固反華的種種劣跡一起，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政客世家
1940年3月，佩洛西出生於美國東海岸馬利蘭州一個民主黨政客家庭，其父親和兄長都曾代表民主黨參與選戰，父親曾長期擔任國會眾議員，父子兩人還先後出任過巴爾的摩市市長。按照佩洛西自己的回憶，她幾歲時就隨父親到過國會大廈，很早就開始接觸美國兩黨政治的爾虞我詐。1952年，12歲的佩洛西被帶到芝加哥，參加了當年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目睹了產生本黨總統候選人的全過程，這讓她對政治格外癡迷。在佩洛西幼年時，一個民意調查員曾給她一個大象玩具當作禮物，但佩洛西卻因大象代表共和黨而斷然拒絕。由此可見，佩洛西所有重要觀念的構建幾乎都是涇渭分明、勢如水火的黨爭性的，毫無妥協與和解可言。此外，為了讓佩洛西練習書寫，家裏很早讓她負責記錄家族在政壇上的各種活動，比如記錄哪些人有求於他們，以便將來索取回報。如此錙銖必較的早期經歷，塑造了佩洛西傾向於權力交易、利益交換的處事之道。按照她自己的話說，“必須清楚如何計算投票，要計算清楚哪些人會支援你，而且必須想辦法迫使這些人出來投票”。
從小耳聞目染黨爭的爾虞我詐，佩洛西在步入政壇後便慣於玩弄權術，利用政黨爭鬥來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1994年11月，持極端傾向的紐特·金裏奇帶領共和黨推動所謂“與美國締約”的保守議程，結束了民主黨在國會眾議院長達40年的多數優勢，此次政治變動也被認為徹底撕開了華盛頓驢象極化對決的大幕。面對金裏奇的咄咄逼人，當時身為國會眾議院道德委員會成員的佩洛西想盡一切辦法挖掘對手的“黑料”，對金裏奇展開各種“調查”，展開黨爭攻擊。很快，國會眾議院時任民主黨領袖迪克·格普哈特和戴維·伯尼爾等人就注意到了本黨內的這位“女版金裏奇”，並給予其高度重視和極大支援。2001年，在伯尼爾的全力提攜下，佩洛西很快就晉陞為眾議院民主黨黨團“二號人物”。次年，由於民主黨未能如願奪回眾議院多數，黨團“一號人物”格普哈特引咎辭職，佩洛西順勢接任。就這樣，在短短不到兩年內，佩洛西就完成了從普通議員到黨團領袖的快速躥升，而其背後的邏輯卻是美國兩黨在黨爭極化刺激下相繼表現出的價值扭曲與生態異化。
黨爭推手
眾所週知，美國政治衰敗的深層次根源與最關鍵表徵是黨爭極化，這導致當今美國重大內外政策無法及時快速有效地規劃與落實。事實上，美國當今的黨爭極化正是在20世紀90年代抬頭的，其最初表現恰好是國會兩黨爭鬥以及府會衝突。令人玩味的是，美國政壇的極化加劇恰恰與佩洛西逐步爬上高位在時間段上高度重合。換言之，佩洛西正是美國黨爭極化、惡鬥持續升級的直接推手和產物。
在2007年成為美國首位女性國會眾議院議長、掌握美國立法機構最高權力之後，佩洛西可謂大權獨攬，她驅動國會內本黨與共和黨乃至直接與總統展開高烈度爭鬥。反對反恐戰爭、強推奧巴馬醫改，都是佩洛西自我標榜的所謂政績。在面對共和黨總統小布希時，佩洛西就曾極度情緒化地公開指責其為“無能的領導者”“不合格的總統”“說謊者”“沒有穿衣服的皇帝”，毫無政治分寸可言。
2019年1月，佩洛西二度出任議長之際，她面對的黨爭對手是反建制派總統特朗普。這兩個睚眥必報的極端立場者之間上演了一場毫無底線的惡鬥，將華府搞得更加烏煙瘴氣。事實上，在2018年中期選舉民主黨勝選之後，還未接過權杖的佩洛西就與特朗普爆發了歇斯底里般的衝突。雙方在新財年聯邦財政支出問題上僵持不下，直接釀成了2018年12月22日到2019年1月25日長達35天的聯邦政府部分機構停擺。創造歷史紀錄的政府“關門”直接導致了聯邦50億美元的損失，而對美國經濟所造成的折損被認為超過了110億美元。這些美國普通納稅人真金白銀的巨大損耗，卻絲毫無法叫停佩洛西的“任性”。
2020年2月4日晚間，特朗普發表完《國情咨文》之後，在共和黨人的掌聲與喝彩之中，坐在其身後的佩洛西站起來將《國情咨文》的文稿一張張撕碎。佩洛西只為表達她對特朗普極其個人化的厭惡，就上演了如此刻意的戲劇性橋段，無疑將美國兩黨政治的崩壞全然暴露在世人面前。
更為嚴重的是，就在“手撕”《國情咨文》後不久，佩洛西主導的國會眾議院正式以“濫用職權”與“妨礙國會”為由，開啟了對特朗普的首次彈劾，但共和黨佔據多數的國會參議院並未同意對總統定罪，佩洛西只得作罷。2021年1月13日，也就是在特朗普即將卸任的前一週，佩洛西主導的國會眾議院再次通過對特朗普的彈劾。她明知，國會參議院不可能在特朗普卸任之前對該起訴進行審議，此舉完全是以極化黨爭，甚至就是以宣泄私人恩怨為目標，她就是要盡可能最大化地削弱特朗普未來的政治影響力。佩洛西的這種舉動完全是將國會所具有的憲法權力“黨爭工具化”，甚至是“個人工具化”。在此之後，彈劾再也不是針對某總統不當行為的懲戒或徹底糾正，而成為任何一黨（只要控制國會眾議院就可以）對另一黨總統任意發起的“政治追殺”。
同理，今年6月初到7月底，佩洛西主導的國會眾議院連續安排了九場關於“國會山騷亂事件”調查聽證會的政治“大秀”。其中八場公開聽證會所揭露的大量內幕令人大跌眼鏡，再次驗證了美國政治的羸弱與衰敗。然而，對於佩洛西而言，目的當然不是充分反思，而是繼續將國會調查權“黨爭工具化”，以便盡可能降低特朗普“回歸”的可能性，打壓得到特朗普背書、要參與2022年中期選舉的共和黨人。
必須看到，近年來，佩洛西一手策劃下的國會權力“黨爭工具化”甚至“個人工具化”濫用，最終將引發國會權力對總統制衡與牽制的徹底缺位，飲鴆止渴式地加劇著美國政治的失序與混亂。但對於佩洛西而言，她想要的只是在極化對峙下無所不用其極地黨同伐異，實現本黨的政黨私利，以最終維護自身的權勢及其背後的利益。
籌款機器
金錢是美國政治的母乳。在選舉和利益集團等因素的催化下，金錢政治已成為美國政府與政治運作的最內核邏輯，加劇著美國國家治理的失能，固化著特殊利益的隱形主導地位。從佩洛西的政治發跡史觀察，金錢政治毫無疑問就是這位滿口“價值觀”的政客的真正“信仰”，不但是其鑽營爬升的關鍵工具，更是其混跡政壇的終極追求。
佩洛西曾回憶道，她從父母那裏學到了“經濟公平”，並特意強調“經濟公平”是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最大區別。令人深感諷刺的是，當佩洛西跟隨也是大學校友的丈夫保羅·佩洛西從東海岸遷居加州舊金山後，她極其自然地將所謂“經濟公平”完全拋之腦後。丈夫成了左右逢源的金融投資商，她本人也很快當上了非常成功的地產投資商。總之，佩洛西一家快速聚集了鉅額財富，在加州等地還配置了多處房產。
當然，對佩洛西而言，爆炸式積累的財富很快就變成了她在政壇上的敲門磚和通行證。她開始利用夫婦倆的商業關係盡可能攀附加州各界權貴，利用關係網為加州民主黨人募集到了數量驚人的政治獻金，並憑藉金錢政治很快在加州走上了從政之路。1977年，小有名氣的佩洛西出任北加州地區民主黨組織主席，隨後她繼續遊走在政商兩界，幫助更多民主黨人進入了加州州議會。
商業與政治的“成功結盟”逐漸喚醒了佩洛西心中隱藏著的更大野心。1984年，在佩洛西的全力籌款推動下，舊金山市獲得了當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舉辦權。雖然當年獲得民主黨大選提名的蒙代爾最終白宮夢斷，但佩洛西卻在民主黨內贏得了“籌款機器”的口碑。次年，佩洛西就迫不及待地直接角逐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的職位，但最終敗北。不過，不到兩年之後的1987年，佩洛西終於抓住了進軍華盛頓的最佳時機，來到了國會眾議院的議事廳。
躋身華盛頓政壇之後，除了伺機等待具有爆炸性的議題抓手之外，佩洛西繼續向她的民主黨同僚們施展難以抵擋的金錢政治誘惑。20世紀80年代末的加州正轉變為民主黨在選舉意義上的票倉和在金錢政治意義上的“糧倉”，而佩洛西則是最懂得該如何收割的民主黨人。
於是，來自加州的一筆筆政治捐款源源不斷地通過這個名為佩洛西的中間樞紐輸送到華盛頓，輸送到各地因競選而需要燒錢的民主黨人手中。需要燒錢競選的同僚都需要佩洛西，而這種被需要讓佩洛西在黨團內部被追隨。據不完全統計，從2002年即佩洛西躥升為國會眾議院民主黨黨團“一號人物”到現今近20年中，佩洛西為民主黨組織、為民主黨同僚至少籌集到了16億美元，而這僅僅是所謂合法的公開數字。就在今年4月19日晚，佩洛西在舊金山以個人名義舉辦了一次籌款活動，共籌集到440萬美元，再次刷新了民主黨歷史上單次活動籌款金額的最新紀錄。面對2022年民主黨極其不佳的中期選舉選情，佩洛西竭力籌款找錢：在今年第一季度就籌到約4570萬美元。
頗為嘲諷的是，作為民主黨黨內當之無愧的最強“募款機器”，佩洛西的黨內領導地位還是面臨反對聲音：更多年青一代的民主黨人並不希望佩洛西繼續領導。為此，佩洛西曾承諾不會在2023年之後繼續留在黨團領導層。但必須看到的是，在民主黨內無人能敵佩洛西的籌款能力的現實情況下，金錢政治的大氣氛使得佩洛西的無形影響仍會籠罩民主黨。
權錢交易
如果說佩洛西給政黨組織或本黨同僚募款找錢是為了維持並強化自身權勢與影響力的話，這些權勢和影響力對她而言當然也必須能直接“變現”獲利。
一方面，按照金錢政治的一般玩法，組織化的特殊利益群體或集團捐錢給佩洛西必有所圖，他們看中的便是佩洛西作為議長和黨團領袖可以推進政策議程的特權。參照美國“公開秘密”網站公佈的數據，2021年到2022年給佩洛西捐款最多的產業或群體依序包括退休群體、律師諮詢、教育、醫療、地產、娛樂等。這些行業或群體的利益訴求，很容易在佩洛西主導的國會眾議院所處理的內外政策議程中找到專門回應。甚至，按照美國媒體的報道，2020年以來美國國會通過的多項針對小企業的紓困救助支出項目事實上早已被瓜分，其中不少獲得巨大利益的企業都與佩洛西夫婦存在某種關聯。由此可見，在金錢政治的世界中，國會眾議院民主黨“一號人物”佩洛西儼然就是民主黨權錢交易的“一號掮客”。
另一方面，佩洛西夫婦“政商聯姻”至少35年，必然製造著鉅額的私人化利益。雖然佩洛西自己填報的個人資產只包括少量房產和一個最多只有1.5萬美元的銀行賬戶，但很多公開資料都證明了其丈夫持有迪士尼、谷歌、臉書、網飛、特斯拉等大公司的不菲股份，還擁有位於加州、華盛頓特區等地的大量地產與資產。按照不同的統計來源與口徑，佩洛西能夠控制的實際資產很可能已從2004年的4100萬美元瘋狂增長到目前的1.16億美元，令她穩居國會眾議院富人榜前十名。2004年以來的18年中，佩洛西累計出任議長8年、民主黨領袖10年，竟然獲得了如此之快的資產增值。可見，政治才是佩洛西的最大生意。
最近一段時間，美國各大媒體質疑佩洛西丈夫利用國會內部資訊和佩洛西的權勢進行股票內幕交易。當然，這不是什麼驚天秘聞，對於某些民主黨人而言還一直是“公開的秘密”。事實上，在佩洛西的支援下，2012年通過的《禁止國會內部資訊交易法》僅限制了國會議員和政府僱員個人利用內部消息的交易，但未限制她丈夫這樣的關聯人，留下了極大的“運作”空間。
近年來，特別是在2020年年初三位共和黨籍國會參議員被曝出利用有關新冠肺炎疫情的內部資訊進行交易並獲利的醜聞之後，要求立法禁止國會議員及其配偶、子女等直接關聯人進行股票交易的呼聲此起彼伏、漸成主流。面對黨內特別是來自新生代越來越大的呼聲，佩洛西卻長期以所謂“保護自由市場”“保護個人自由權利”為由不予理睬，直到最近才迫於壓力而態度有所鬆動。
顯然，面對這種“與虎謀皮”的立法努力，篤信金錢政治的佩洛西當然不會真心予以推動，而華盛頓各個角落裏政商之間私相授受、損公肥私還會繼續沆瀣下去。
反華急先鋒
長期以來，美國國會在中美關係互動中總體上更多扮演著負面角色。從1979年國會通過所謂《與臺灣關係法》，到新世紀初國會兩院設置所謂“臺灣連線”，再到國會議員越過“紅線”竄訪中國臺灣地區，都是議員個體具體實施的。
這些國會議員在範圍和人員上相對固定，逐漸形成了一個專門以負面炒作中國議題為業、以此提升自身所謂知名度與影響力的“反華派”群體。佩洛西就屬於這一類美國政客中最極端、最瘋狂、最惡劣的分子，可謂是“反華急先鋒”。
佩洛西“反華執念”的根源應該與其成長過程中親歷美蘇冷戰的全程直接相關。1957年蘇聯首先發射人造衛星引發美國重大政策調整，正在就讀高中的佩洛西深有感觸。她在大學主修的政治學專業也加深了其對冷戰的刻板認知。佩洛西在自傳中回憶，朝鮮戰爭是她們在大學裏經常討論甚至深入研究的話題，一個具體的問題就是“美軍當時該不該跨過鴨綠江、直接進入中國境內”。這凸顯了佩洛西具有侵略性的霸權思維和基於當時國際背景塑造出的對共產主義的強烈敵意。20世紀50、60年代，美國民主黨內部涌起了所謂民權、女權等理念，這也在佩洛西心中交織共振，使得她偏執地對所謂“人權”抱持著固化的意識形態偏見，這些思想歷程為她日後面對相關議題的固執和極端反應埋下了伏筆。
1987年，佩洛西補選為國會眾議員後，並未很快找到足以引發全美關注、令其權勢擴大的“爆款”議題，她只是涉足一些美國的社會福利、教育議題，在美對外事務上著墨寥寥。80年代末期，中美關係發生波折，佩洛西覺得機會來了，她公開拋出負面涉華“立法”，直接抨擊老布希政府對華政策“軟弱”。通過挑起激烈黨爭，她快速躥紅，一躍成為與共和黨白宮分庭抗禮的民主黨“議題領袖”。
1991年，佩洛西再次炒作所謂“人權”議題，要求將所謂“人權”與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掛鉤”，成為將中美正常合作交流等地政治議題意識形態化的始作俑者。1993年之後，佩洛西對同為民主黨的克林頓政府火力不減，再度反覆叫囂所謂“人權”與最惠國待遇“掛鉤”，展現出一幅與白宮爭奪對華政策“方向盤”、至少是作為“圈內人”主導塑造白宮對華政策選擇的架勢。
必須看到，對佩洛西而言，負面涉華行為完全是她在政壇崛起的橋梁或者階梯。佩洛西通過大肆炒作負面涉華議題，攫取了更多資源與更大曝光度，爭得了更多話語權；而這些權勢反過來又助長她繼續搞黨爭極化和金錢政治等各種操弄，陷入了美國政治衰敗的典型惡性迴圈。
按照美國國會官方網站數據庫的檢索結果，在2007年佩洛西出任國會眾議院議長之前的十屆國會中，她提出或聯署負面涉華“法案”共138件，平均每屆13.8件；2007年到2011年，即佩洛西首次出任議長的兩屆國會中，她提出或聯署5件，平均每屆2.5件；2011年到2019年，即佩洛西轉任民主黨領袖的四屆國會中，她提出或聯署11件，平均每屆2.75件；而自2019年再次出任議長以來，佩洛西提出或聯署負面涉華“法案”2件。這些數字可以初步驗證：在出任議長之前，佩洛西頻繁炒作負面涉華議題，企圖以此上位；出任議長後，她多少有所收手，凸顯了她炒作涉華議題的“工具性”定位。
而在2018年特朗普政府開啟所謂對華“戰略競爭”的重大轉向之後，佩洛西很快故態複萌，高調介入，狂炒負面涉華議題，借此與白宮及共和黨陣營進行黨爭博弈，爭奪對華“戰略競爭”的話語主導權。
自美國展開對華“戰略競爭”以來，佩洛西利用議長權力大肆放行負面涉華“立法”，竄訪相關敏感地區，甚至為某些“反華”分子赴美大開方便之門。2019年之後，在總統的放任之下，佩洛西推動國會眾議院在臺灣問題、涉疆、涉港、涉藏議題上推出了內容極端惡劣的多項所謂“立法”，給中美關係的穩定與發展挖坑埋雷、製造風險障礙。2019年6月，佩洛西公然將中國香港的暴力示威活動描述為“美麗的風景線”，公開聲援“反華亂港”分子的暴行。2021年5月，曾公然挑唆抵制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的佩洛西再次煽風點火，要求美國政府乃至美國盟國共同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面對民主黨今年不理想的選情以及自己將在2023年卸任黨團領袖的政治承諾，即將告別議長職位的佩洛西妄圖通過竄訪中國臺灣地區來為自己的所謂“反華事業”留下最後的“驚人”一筆，鑄定其充斥著價值觀執念與意識形態偏見的所謂“政治遺產”。
佩洛西綜合徵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媒體已挖出佩洛西此次竄臺背後“穿針引線”的關鍵聯絡人——佩洛西之前的民主黨領袖格普哈特。這個來自密蘇裏州的民主黨人多年前就已搖身變為“職業說客”。自2013年以來，格普哈特簽約為臺灣在美做遊說服務，每月賺取2.2萬美元的酬勞。有美國媒體公開報道稱，為了促成佩洛西竄臺“鬧劇”，格普哈特等人代表島內“臺獨”勢力與佩洛西前後溝通了34次之多，其中的討價還價與權錢交易可見一斑。
對佩洛西而言，既有“提攜之恩”的前輩從中聯絡，又必然隱含著見不得光的天價利益輸送，還能為自己塑造“政治遺產”，這些因素的疊加完全可以讓她放棄甚至犧牲美國國家與民眾利益，於是就有了她此次竄訪中國臺灣地區的嘩眾取寵和一意孤行。
隨著佩洛西竄臺“鬧劇”的落幕，這位美國政壇“第三號人物”身上的斑斑劣跡在世人面前已展現得淋漓盡致。
冷戰結束後，美國進入了號稱“獨霸世界”的所謂“單極時刻”，而同一時間段在這個霸權國家內部逐步崛起並掌權上位的，卻是佩洛西這種結黨營私、操弄權術、睚眥必報、權錢交易、利欲熏心，且固守“冷戰思維”與意識形態偏見的狹隘政客。這種“外霸內衰”的現狀註定了這個霸權國家的命運。能夠產生佩洛西之流的政治制度與政治生態必然是腐敗的，而佩洛西之流主導的政府與政策則必然是失敗的。
過去一段時間，美國在國內政治與內外政策上的劇烈變化牽動著全世界。有觀點將特朗普的“現象級”崛起及其顛覆性影響視為美國國家衰落的關鍵標誌。不過，比較而言，“特朗普現象”可能只是美國這個國家時有發作的“急症新病”，而黨爭極化、金錢政治、執念偏見、為一己之私不惜犧牲國家和民眾利益，這些“佩洛西綜合徵”才是刺激一切“急症新病”在美國肆意發作、讓美國病入膏肓、最終無藥可救的致命基礎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