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信札丨讓世界更好認識新時代的中國
近日，外文出版社的5名外國專家給習近平主席寫信，講述了參與翻譯出版《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等圖書的深切感受，表達了從事讓世界讀懂中國工作的自豪心情。
8月25日，他們收到了習近平主席的回信。
一紙書信，傳深情，寄厚望。
“讓世界更好認識新時代的中國”“引導更多外國讀者讀懂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工作者孜孜不倦地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將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制度、中國文化，傳遞到世界五大洲的各個角落。
16年前，有著豐富媒體傳播經驗的英國人大衛·弗格森來到中國，開啟了人生新旅程。
自2010年起，弗格森在外文出版社擔任編輯、作者和英文改稿專家，是《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至四卷英文版的英譯文編輯，還參與過多本重要著作、政府白皮書的翻譯潤色工作。
△大衛·弗格森
除了日常的編輯工作外，弗格森還到中國各地進行採訪、收集寫作素材、記錄沿途所見所聞所感所思，用腳步丈量中國發展——在江蘇南通，他發現這裡的企業家從點滴小事做起，把不起眼的買賣做到了國外；在甘肅山村，他和當地人吃住在一起，親眼見證了中國的鄉村振興……
長期在中國工作和生活，弗格森對中國國情和發展理念的理解越來越深刻，對中國的感情也越來越深厚。這使他能夠通過嫺熟的語言駕馭能力和精湛的翻譯能力，向國際社會更好地講述中國故事，為提高中國國際話語體系的感染力、號召力作出了重要貢獻。2021年，大衛·弗格森被授予“中國政府友誼獎”。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像大衛·弗格森一樣，外文出版社的外國專家來自不同國家，有著不同文化背景，都熱愛中國、喜愛中華文化。習近平主席在回信中稱讚他們“為中國對外翻譯出版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故事，因他們的講述而更加精彩。
新中國成立之前，曾有一些國外漢學家和國際友人零星地翻譯過中國文學作品。而作為國家出版機構有計劃、全面系統地翻譯出版，從1952年外文出版社成立之後才開始。
20世紀60年代初的一天，茅盾、郭沫若、巴金、錢鐘書、朱光潛等幾十位名家、學者，以信函、批註和電話的方式，對外文出版社剛剛起草的《中國優秀古典文學作品出版規劃》和《現代文學作品出版規劃》兩份草案提出建設性意見和建議。
以1978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全譯本為代表，《詩經》《離騷》《史記》等中國經典文學作品翻譯版陸續走向世界，向世人展示了東方文明的璀璨。一封封熱情洋溢的外國讀者來信紛至遝來，道出他們對這些中國讀本的喜愛。
文明如水，潤物無聲。翻譯是促進人類文明交流的重要工作。
△1920年8月首版《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
“中國歷史上佛經漢譯，近代西方學術文化著作漢譯，馬克思主義經典翻譯傳播，十七、十八世紀中國文化經典在歐洲的流傳，對人類文明進步產生了積極作用。”習近平主席在回信中給予翻譯工作極大的讚許。
今天，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
今年6月初，在第十五屆布加勒斯特國際書展上，一位羅馬尼亞讀者在閱讀羅文版《中國脫貧在行動》後，感慨道：“中國人以智慧著稱，中國的脫貧速度和進展就是這種智慧的生動例證。這本書讓我們了解到中國這樣一個偉大的國家是如何與貧困作鬥爭的。中國的經驗很實用，這些經驗方法可以成為世界上許多國家的靈感之源。”
從一種語言轉化為另一種文字，準確傳神的翻譯，讓世界更好認識新時代的中國，對推進中外文明交流互鑒很有意義。
“不見外”，習近平總書記曾這樣稱讚廈門大學美籍教授潘維廉。
《我不見外——老潘的中國來信》，由外文出版社以中、英文出版。潘維廉教授從一個長期在華生活的外國人的獨特視角，記錄和展現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和偉大變革。
△潘維廉教授在《我不見外——老潘的中國來信》新書首發式現場
2018年12月22日，該書舉行首發式。首發式後，潘維廉給習近平總書記寫了一封信，隨信寄贈了這本書。
“你在廈門大學任教30年，把人生的寶貴時光獻給了中國的教育事業，這份濃濃的廈門情、中國情，讓我很感動。”2019年農曆新年到來前夕，習近平總書記給潘維廉教授回信，對他表達真誠謝意，並表示“我相信，你將會見證一個更加繁榮進步、幸福美好的中國，一個更多造福世界和人類的中國，你筆下的中國故事也一定會更精彩”。
以文化人，更能凝結心靈；以藝通心，更易溝通世界。
“講故事，是國際傳播的最佳方式。”
外文出版社的外國專家長期在中國工作，對中國歷史文化、民族特點、發展歷程有著深刻理解。習近平主席勉勵大家，“繼續發揮自身優勢，用融通中外的語言、優秀的翻譯作品講好中國故事”。
故事是“世界語”。今天的中國，生機勃勃、欣欣向榮，有許多豐富多彩的故事——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故事、中國人民奮鬥圓夢的故事、中國堅持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故事。
這是新時代的中國，最好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