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軍國主義是人類史上少見的狂暴戰爭機器（國際論壇）

　　1936年2月26日，千余名日本陸軍“皇道派”青年軍官制造叛亂，歷時4天佔領日本軍政中樞機構，刺殺多名軍政大員，史稱二二六事件。隨後，東條英機等“統制派”軍人，按日本天皇裕仁旨意派兵鎮壓暴動官兵。這一場90年前的軍人惡鬥，是當時日本法西斯主義發展的重要事件。其結果是“統制派”軍人崛起，建立了軍部法西斯“國防國家”體制，制定出體係化的亞太徵戰計劃。

　　1936年6月修改的《帝國國防方針》強調“整備武備”，以便“在一旦有事之際，便可先機制敵，迅速達成戰爭目的”；當年8月制定的所謂《國策基準》和《帝國外交方針》，再次確認了對外進攻性的戰爭原則，指出“帝國鑒于內外的形勢，認為帝國當前應該確立的根本國策，在于外交和國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方面發展”，即通常所謂北南並進方針。翌年，日本採用“制造借口”的慣用伎倆，發動盧溝橋事變，並按計劃在上海、杭州方向登陸，開始全面進攻中國。再至1941年，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直到日本1945年戰敗投降，其陸海總兵力高達700余萬人。

　　經由二二六事件強化的日本軍國主義，是人類史上少見的、極為狂暴的戰爭機器，也是世界近現代史上最為典型的軍國主義形態。要理解這一點，不僅需要研究當年的日本軍政體制及其徵戰半個地球的侵略史，還需特別關注軍國主義在戰後日本以及東亞地域的遺毒影響。

　　1945年戰敗投降後，日本軍隊被解散，軍事機構被撤銷，和平民主力量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頗為壯大。但在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對日政策出現戰略性轉變，要求日本迅速大規模重新武裝，日本國力因此快速復蘇，並于1954年以“自衛”之名重建陸海空武裝力量。再有岸信介、重光葵那樣的“戰犯政治家”，重新洗白掌控國家政治，“新型軍國主義”在日本漸次登場。

　　日本“新型軍國主義”的表現一如戰前，首先是在軍事領域。1970年，日本發布首部《防衛白皮書》，提出了“專守防衛”的概念，但這一原則很快被不斷突破。進入上世紀80年代，日本提出對敵方基地發起“先期攻擊”或“抵近攻擊”，類似戰時日本在《帝國國防方針》中規定的“帝國國防以攻勢為根本原則”，“專守防衛”原則被持續侵蝕。

　　新世紀以來，日本武裝力量加速發展，相繼建造了具有進攻能力的“出雲”號和“加賀”號直升機驅逐艦，對外出售軍事裝備，並不斷在東海、臺海、南海生事。10余年來，日本安倍、岸田、高市政權相繼在接近中國臺灣的與那國島、石垣島等地推進導彈部署，炮制《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防衛力量整備計劃》等“安保三文件”，加快強軍擴武步伐，推動日本再次成為“能戰”國家，且將中國定位為“最大戰略挑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將“臺灣有事”與日本“存亡危機事態”挂鉤，與二二六事件後強調的“一旦有事論”一脈相承。

　　美國著名政治思想家亨廷頓在《軍人與國家》一書中指出，戰後日本傳統政治文化與現實制度安排相結合，“促成日本產生一個有形式變化的政軍關係體制，但與1945年前的通行體制相比較，其本質仍將相同”。當今日本的“新型軍國主義”，在本質上與二二六事件時期的軍國主義元素相同，理應引起地區各方和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人士的高度警惕。

　　（作者為北京大學歷史學係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