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硬體更要培育“安全土壤” —— 關注農村學校校園安全述評
有人或許會問，校園安全至關重要，這早已成為共識，為什麼還要將校園安全特別是農村學校安全放在聚光燈下再一次審視？
有人或許會問，圍墻、保安、器械都是構成校園安保的器物性因素，為什麼還要如此關注校園安保的硬體建設？
2012年12月，發生在河南光山的校園入侵案件，導致22名學生被歹徒砍傷；今年1月15日，一名歹徒為泄私憤，翻過湖南省新化縣北渡中心小學的圍墻，將一名學生砍成重傷，為抓住歹徒，校長楊建一奮不顧身、以身殉職。這一系列事件的發生，暴露出部分農村中小學，特別是較小規模的農村學校在校園安保上的漏洞：圍墻不完整、不達標，沒有專職保安，缺少安全設施設備，更缺少必要的投入。這些都讓農村學校成為校園安全中最薄弱的環節。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馬雷軍用“破窗理論”來解釋校園傷害案件為何多發于農村：如果學校校門、圍墻、監控等設施簡陋，又缺乏相應的安全管理，這樣的學校就會成為犯罪分子作案的首選目標。
必須承認，在基本的安全設施設備尚難達標、專職保安力量匱乏的狀態下，談論農村安保如何升級提檔，恐怕很不現實。只有把安全基礎打好，才能談得上農村學校安全校園的建設目標。
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的建立和完善，較好地解決了農村教育的運轉問題，但由於歷史原因，農村學校的安全仍是短板。要實現農村學校安保水準真正有效、普遍提升，顯然離不開政府的財力支撐。特別是欠發達地區，單靠基層投入、學校自身發展，要在較短的時間內解決這些緊迫問題，幾乎是不可能的。
楊建一校長犧牲後，新化縣教育局局長呼籲，由國家啟動實施農村中小學安保工程，以規模化的投入、持續性的舉措、系統性的政策，在較短時間內解決農村中小學的安保基礎建設難題。特別是要對中西部經濟欠發達、人口較多、校點較多的縣市，加大政策支撐力度。基層的期盼之聲是迫切的，只有將農村安保建設上升到國家層面，才有可能解決農村學校安全問題。
當然，頂層設計需要一個比較長的政策準備期，在這之前，基層的有益嘗試為制度破冰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方法。在陜西省黃龍縣，有這樣一項“基層設計”正漸入佳境。這個人口只有4.6萬的縣在撤點並校後，只剩下17所學校。但即使如此，保安依然聘不起。
2010年，黃龍縣人事局和勞動服務局開始了公益性崗位試點，其中一項就是將學校保安納入公益性崗位，政府財政掏錢，學校管理。目前，黃龍縣在崗的24名公益保安，大多是當地農村閒置勞動力。
通過借道公益性崗位，黃龍縣解決了長久以來困擾學校的保安問題。公益保安的屬地原則或許可以在積弊已久的校園安保問題上打開一扇窗。這也說明，地方的主動作為、創新求變，同樣是做好農村校園安全工作的重要動力來源。
加強硬體建設，可以築起農村學校安全的有形圍墻。但是，加強農村學校的安保能力建設，並不意味著農村學校只要圍墻達標了、專職保安配齊了、物防手段到位了，建起來的“安全籬笆”就能很好地應對外來入侵的衝擊。
要真正做好農村學校安全工作，尚有許多事情要做。正如長期關注並研究學校安全的北京教育學院教授李雯所言，在積極爭取支援、逐步改善學校安全工作的硬體和資源投入的同時，要更加努力修煉內功，不斷提升學校安全工作的軟實力，並以此來彌補學校硬體和資源投入的不足。她認為，就學校管理者和教職工的崗位職責而言，修煉內功、提升軟實力更為重要，也更為有效。
當然，要提升農村學校安全水準，一個極其重要卻又被忽視的重要問題是，農村學校缺乏學校安全內外協同。農村學校在提升安防水準的同時，應當主動和周邊、社區、村民建立一種融洽積極的合作關係，不斷擴充學校的“安全土壤”。
這不禁讓人想到，“免費午餐”發起人鄧飛在進行農村學生營養餐地方實驗時，要求所有食堂工作人員和賬目明細監督者都由當地村民兼任。為什麼？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農村依舊保持著熟人社會的密切聯繫。通過擔任學校廚師和保安，村民會將學校當成鄉土情感脈絡中的一個節點和紐帶，而不是一座冷冰冰的建築。
正如鄧飛所言：“農村教育中的任何一項改造，只有將資源和權力最大限度下沉到鄉村和學校，才能把底盤做穩。”
確實，如果農村學校的生命狀態、運轉模式完全和城市一樣，以拒斥鄉村的姿態經營安全工作，很可能陷於表面強大實則脆弱的境地。缺少真正的“安全土壤”，有些事情是防不住的。將危機解決在社區、家長中，化解在萌芽狀態中無疑是最好的選擇，這應成為農村學校安全工作的軟實力建設之所在。
在鄰國日本，不少中小學組成了“媽媽特工隊”，邀請媽媽輪流做安保志願者。其職責包括盤查可疑人員、護送孩子上下學等。由此可見，真正把農村校園安全落到實處，靠的不是對高大圍墻、高技術設備的過度追求，而是大力培育“安全土壤”，拆掉鄉土社會和農村學校情感的藩籬。（記者 王友文 實習生 劉博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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