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裝死體驗”也是種敬畏
3月30日，在武漢石門峰陵園名人文化廣場上，該市民政職業技術學院學生策劃了一場特別的“生死體驗”，讓活人“裝死”開追悼會，參與“葬禮”過程，然後“復活”，通過體驗死亡的過程來感悟生命。新穎的儀式吸引了不少市民紛紛駐足圍觀，也引發眾多質疑。(3月31日《長江日報》)
“體驗死亡”類似的方式儘管並不常見，但它會讓人產生強烈的“墓誌銘意識”：經由提前性的“追悼會”與“葬禮”，參與者會深刻認識到庸常生活中自己的“生存角色”，以及可能影響到身後“蓋棺論定”的得失，進而生出此前難有的名節意識、道德感和責任理性。
是的，我們總生存在不那麼明達的人生之中，我們總沒法活得“足夠清醒”。我們總是在逃離，逃離北上廣，逃離日益淪陷的故鄉； 我們總是在抱怨，抱怨高房價、上升的物價，與不盡人意的生活。這些情緒的生成當然不是無緣無故的，也是切實與直觀的現實感受，但當個體感受低至塵埃之下，我們是否學會去把目光拉長，把日子打短，去省思生活的價值，去反問自己生命的精神寬度、思想深度與靈魂高度是否可以再拓寬？
在相對簡單的年代，普通民眾關注的還是溫飽等事務。當“體驗死亡”逐漸不再是個案，它說明的或許還有普通人日常生活需求層次的提升，轉而關注于“自我價值的實現”，它觸及到的是更多泛文化意識于現實中的不可或缺——譬如社會文化意義上的敬畏感，我們需要敬畏生命，敬畏許多恒定存在的東西。譬如多數人缺乏的“慢”與“節制”，我們需要慢一點。
我無意去拔高一起“生死體驗”行為的內在價值，托馬斯·林奇在他的《殯葬人手記》中曾經說，“安葬死者經過那麼多的程式，就是要表明，他們曾經生活過，他們的生活方式有別於一塊石頭、一棵杜鵑花，或一隻猩猩，他們的生活值得敘說和回憶。”關於“生死體驗”，我一樣只是為了提醒：談及死亡，總是沉重且壓抑的，那麼活著，就不妨好好的，不妨是理性與“有意識”的。所謂“生死體驗”，它全部的意義正在這裡。(王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