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高考學生填報志願現場，記者看到一幕“有趣的場景”。一名女生問前來採訪的記者學新聞怎麼樣，記者馬上搖頭說：“這個職業看似自由，但是壓力太大，工作不定時，建議入行要慎重。”女生的志願裏同時還填報了師範專業，負責報考志願的老師看了也忍不住說：“當老師不容易，再好好想想。”弄得該女生一頭霧水：“聽你們說完，我的志願都沒法填了。”
媒體從業者當場勸阻學生填報新聞學，教育從業者當場提示學生教師職業不易，還有什麼能比這種“現身說法”更具有警示意義？當他們自以為是“好言相勸”時，有沒有想過，面對一個對未來滿懷憧憬的孩子，他們可能正在合謀扼殺孩子們的美好夢想，同樣也扼殺了自身職業的應有價值與尊嚴。
作為一名媒體從業者，我對那位記者的唐突深感羞辱。該記者所說固然有些道理，而且事實上，這個職業不被人待見的地方還遠不止此。比如，如今新聞產品已不再純粹，新聞工作還經常受到各種各樣的掣肘等等。但我仍然不解，為何那位好為人師的記者看到的只有這些？記者的價值，媒體理想所具有的時代意義，為何視而不見？當那位記者只看到這份職業的壓力之時，我的確明確地感知到新聞理想在這一個人內心的沉淪。或許在今天，這已不是他一個人的沉淪。但是，這種沉淪能夠表明長久以來，一代代媒體人對於這個國家、民族、社會的付出、堅持、守望，是不具有理想價值的嗎？
所謂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或許在今天這個時代，理想已是一件無比奢侈的事情。但，或許正是因為這樣一種現狀，那種有志於新聞的意願才更應當得到呵護，也才更應當呼喚那更純粹的媒體精神。因為即便社會道德正在淪陷，但只要有媒體理想的一息尚存，這個社會就不會只有絕望。誰能否認，今天一些有職業操守與良知的媒體人，他們點滴的推動，執著的堅守，不正是使我們一點點達致理想的具體行為？
事實上，說到另一個扼殺孩子志願的“合謀者”，其所代表的教育職業，就其神聖及價值而言，一點也不比記者所代表的新聞從業者要小。如果說媒體更多地作用於社會現狀，著眼于現實的改良，那麼教育更多地作用於民族未來，著眼於心靈塑造。兩者對於國家、民族及國人潛移默化的影響與改變，對於國民精神以及公共人格的培育，都殊途同歸，也都有使命所驅。長沙 楊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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