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一支由207名一線農民工組成的安康志願者隊伍在浙江省寧波成立。這支農民工志願者隊伍懂技術、有人緣，除了和農民工兄弟一起幹活養家糊口外，他們還身負一頂特殊的使命：在發現工友違規操作時，要上前勸說；工友遇到困難，及時幫助解決；在發生傷亡事故時，接受過培訓的他們首先要站出來及時搶救；當發現企業有違法違規行為時，他們有權督促企業及時糾正。企業不理睬的，可以向政府部門和工會舉報。
困惑的不只是農民工
“最初的想法源於去年對6000多名農民工的一次心理狀況調查。”出這個點子的寧波市總工會法律保障部部長勞建蘭如是說。
勞建蘭在工會做了30年的法律工作，她說，在那次調查中，農民工覺得社會上始終用一種歧視的眼光在看他們，他們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理解。在權益受到侵害時，除了以老鄉抱團的方式，採取對抗和暴力外，就不知道用什麼辦法解決。“與此同時，農民工自身的安全意識不容樂觀，成為權益侵害中最普遍和最突出的問題。”
“事實上，很多農民工不知道身邊存在哪些安全隱患，也不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所以，我們組建了這支志願者隊伍，就是要讓農民工樹立‘我要安全’和‘我會安全’的意識，自己管自己、保護自己、服務自己。”寧波市總工會副主席吳秀華道出了組建志願者隊伍的目的。
今年3月，寧波市總工會開始醞釀，經過3個月的運作，從寧波4個區五大產業9個系統中，通過自己報名和班組推薦的方式組建了這支隊伍，開始了“讓農民工自己管理自己”的探索。
7月12日，寧波海曙區人才市場。記者問一位姓陳的小夥子，知道寧波的農民工志願者嗎？他反問道：“我們出來打工，能掙點錢就好了，哪還有空余時間去做志願者？再說了，農民工還要什麼志願者。”
剛開始，大部分農民工也都像小陳一樣，對自身這個弱勢群體組建志願者隊伍，抱著懷疑的態度，而加入志願者隊伍的農民工最初也各自打著自己的小算盤。
22歲的安徽人李祥保說，當時自己心裏想，做了六七年泥工了，儘管手藝比別人好，但是資歷不夠，工資一直上不去，要是參加了這個組織，至少是一種業務水準的體現，今後找工作會好找些，工資也可能會高些。
臨海45歲的陳公理就更直接，當場去問他的項目經理：“報名參加了(志願者)，今後耽誤事怎麼辦？扣不扣工資？”項目經理告訴他，不扣工資，還按每天的工資發補貼。這讓陳公理很開心，覺得自己不會吃虧，就大方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困惑的不只是農民工。華升建設集團公司工會主席胡清力也感到困惑：無論是對農民工的規範化管理、為農民工維權，還是為農民工提供學習機會等等，應該說工會把各個方面工作都涉及到了，為什麼還要搞志願者？
自己管自己的可能性
如何管理農民工、如何維護農民工的權益等這些棘手的老問題，連一些職能部門有時都難以做到位，何況讓農民工自己管自己，這種可能性有多大？
寧波新樂電器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施國利的回答是：“對同一件事的管理，企業領導不一定處理得好，而讓農民工志願者來處理，效果卻很好。”
他告訴記者這樣一件事情：一些注塑車間的女工一邊用電焊鐵燙塑膠，一邊放進水裏測試溫度，這樣快是快了，但是很容易漏電觸電。管理人員批評她，她表面上接受，管理員一轉身，她仍然進行這樣的危險操作。但是自從她的一個姐妹加入志願者後，這樣的現象就不見了。
正是志願者給公司生產車間帶來的變化，讓施國利打消了原來的疑慮，並認可了這種方式。在開展了一個多月的志願者工作後，胡清力也消除困惑，找到了“變化”的答案：原來企業和農民工之間、工會與會員之間，始終存在管理與被管理的關係，正是這種從上而下的被動關係，加上不平等的身份，導致了隔閡和排斥。而農民工志願者自己管自己，是從被動管理變為主動管理。同一個群體，有著同樣的平等身份，而且工友間相互熟悉，這樣問題處理起來，更像是朋友間的勸解和互助，不容易出現心理排斥。
志願者的改變
以前，在個人與企業利益發生衝突時，很多農民工都選擇沉默，甚至連請假等最正當不過的事，也不敢輕易找領導。成為志願者之前，廖小勇就是這種“前怕企業不答應，後怕自己會惹麻煩”的人。但做了志願者後，他第一件事就是跟公司反映，要求出錢幫他們安裝50個排風扇，改善工作環境。
廖小勇的這種轉變，是在參加了志願者培訓和學習後發生的。通過學習和培訓，他知道了碰到問題應該找誰解決、怎麼解決。同時，志願者隊伍也讓他有了組織歸屬感和自豪感。
“這個身份，對我來說是一種自信助推器。以前自己有意見也不敢跟公司提，別人的想法由於事不關己，也被高高挂起。現在不這樣想了，覺得這是一種職責，是對自己和別人負責的一種表現。”廖小勇認定這就是志願者的作用。
四川的余讓君是寧波新樂電器有限公司的操作工。有一次，工友唐昆昆在車間操作折彎機，地上滴滿了油。萬一有人走過滑倒，撞向機器，後果將不堪設想。他上前跟唐昆昆說出了自己的擔心，結果唐昆昆說：“我這裡正經事都來不及，哪有時間去幹那些婆婆媽媽的事。你這麼有空啊，那幫我擦！”
余讓君沒說話，走過去主動把地上的油擦得乾乾淨淨。幹完後，還笑著對唐昆昆說：“這樣就不會有人滑倒了。”看余讓君又動嘴又動手這麼認真，唐昆昆才覺得自己不夠意思，這以後，余讓君提的一些建議，唐昆昆都很樂意接受。
“剛開始做志願者的時候，擔心自己提了意見，別人不接受，還認為自己多管閒事。而現在我最擔心的，倒是怕自己管閒事管不到位。”余讓君說，這是他這一個多月來發生的變化。
讓志願者影響農民工
在一家公司注塑車間做縮模的貴州小青年尹延方，來寧波6年了，做了志願者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動員姐妹們把自己的長髮剪了。
“我發現在平時幹活的時候，姐妹們留的長頭髮有被捲進機器的危險。於是就在工間休息時，對大家說出了自己的擔心，並動員姐妹們最好把長髮剪掉，如果實在捨不得，也要把頭髮紮起來。”
下班後，尹延方又一個個單獨做工作。安徽阜陽來的陳俠是第一個響應尹延方號召剪掉長髮的人。她說，本來自己很喜歡長髮，但是看到尹延方為了別人的安全一個個動員做工作，覺得很感動。“這本來是我們自己的事情，別人卻這麼關心，我們也就沒理由不對自己負責了。”
這段時間，志願者給胡清力的印象，改變了他多年以來對農民工的認識。
過去，他這個工會主席，整天到十幾個工地上去補裝玻璃窗，平均每天每個工地都有三四塊玻璃被農民工敲碎。讓他難理解的是，為什麼房門鑰匙一找不到，農民工就“砰”一拳，敲碎窗玻璃，把手伸到裏面去擰開門。其實，工友、班組長那裏都有公用鑰匙，項目部也有一把備用鑰匙。還有，到工地食堂吃飯時，農民工不是擠隊伍就是搶位置，常常因此爭吵打架，所以他們吃飯時，邊上都得站著保安，隨時準備拉架。
今年4月，華升集團在寧波市區14個工地1000多名農民工中，選了22個農民工志願者。在志願者成立那天，他無意中多給了一位志願者一份70元的補貼，他一查就知道是誰了，但他想了解這位志願者會怎麼處理。結果，第二天一早，志願者就給他打來電話，說回去和其他人一對，發現自己多領了份補貼，要送回來。
這件事，與前兩年為了配一把鑰匙連兩元錢都捨不得花的行為對比，胡清力無法不被觸動，這批志願者讓他看到了當代農民工的素質。
通過207位志願者去影響身邊的人，從這開始，逐漸去影響寧波市285萬農民工。這是當初組建這支隊伍時的初衷，也是讓農民工自己管自己的目標。(特約撰稿 陳洪標 陳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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