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沱沱河干枯的河床裸露著，全長1389.6米的長江源特大橋橫跨河上，原來可以游泳的河段已經乾涸露底。
乾旱、鼠患頻襲，長江黃河源頭地區環境正迅速惡化，生態建設的年均資金缺口將達22.6億元-33.4億元。科研環保滯後，生態退化真相仍不明瞭。
7月，雨季，沱沱河干枯的河床上一條黃毛狗在奔跑，不見寬廣河面，不見奔騰的河水，大地被烈日灼烤，裸露的河灘將水流分成幾股向東遠去。全長1389.6米的長江源特大橋橫跨河上，橋北是江澤民題詞的“長江源環保紀念碑”，橋南一塊警示牌字跡清晰，上面寫著：“水深危險，嚴禁下河。”
“沱沱河快沒水了。”在沱沱河鎮開餐館20年，馬老闆從來沒見過河水這麼少。去年暖冬，幾乎無雪，到了今年盛夏，雖然雨水比往年多，但是一落下來就滲入地下，形不成地面水流。“往年水最大的時候，河水可以漫過公路橋啊！”馬老闆面帶憂鬱，他擔心長江正源沱沱河像不遠處的雅瑪爾河一樣——斷流。
乾旱正在高原上蔓延，馬老闆的擔憂並非杞人憂天，從可可西裏到各拉丹東，從當曲沼澤到巴顏喀拉山，河流一條接一條地乾涸，湖泊一個接一個地消失，冰川退縮，雪線上升，草原變成了荒漠，鼠類不斷擴張自己的領地，連片的沙漠吞噬著大地。最新統計表明，近十年來，青海的濕地水域總面積比上世紀80年代初期下降了21.4%，達68.34萬公頃。素有“中華水塔”之稱的三江源地區的生態環境正迅速惡化，長江黃河之源面臨一場深刻的危機。
“中華水塔”三江源
三江源地區地處青藏高原腹地，平均海拔4200米(一說為4800米)。是長江、黃河、瀾滄江三大河流的發源地，長江水量的25%、黃河水量的49%、瀾滄江水量的15%都來自這一地區，被譽為“中華水塔”。這裡是中國面積最大、海拔最高的天然濕地和生物多樣性分佈區之一，是我國最主要的水源地和全國生態安全的重要屏障。近年來，這裡的生態環境已十分脆弱。
草場退化 鼠類猖獗
水草豐美的景象已成為記憶。鼠類像癌細胞一般在草原上擴散，越演越烈。鼠蟲害困擾著青海全省
屋外，寒風凜冽，鼠兔在啃噬草根；屋內，火爐裏燃燒的牛糞劈劈啪啪作響，火光映紅了宏偉的臉龐。“我們不養羊了。”宏偉說，“羊啃草啃得厲害。草場一年不如一年，過去草高過膝蓋，如今不到一指高，周圍原有的十幾戶都搬走了。”在約古宗列放牧20多年，一家人的生活全部依靠草原，小女兒就在10多公里外的“黃河源頭第一小學”唸書，宏偉不願搬走，但他又無法漠視一天天變小的河水，時常為將來的生計發愁。
宏偉的家到源頭騎摩托僅半小時車程，這裡地屬青海曲麻萊縣麻多鄉(麻多在藏語中是“黃河上游”之意)，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氣候惡劣，人煙稀少，2001年被規劃為三江源自然保護區“約古宗列濕地保護區”。
夏季，前往源頭的路並不平坦，車子在泥地中艱難行進，緊隨一場大雨的是一場冰雹，再往高處走，蠶豆大的雹子又變成片片雪花，而此時，東部平原地區的居民們正在30多度的高溫中大汗淋漓。從前在這裡騎馬草可以打到馬鐙，如今水草豐美的景象已成為記憶，大面積的草場退化成裸地，當地人稱“黑土灘”。成群結隊的藏野驢和野牦牛再難見到，取而代之的是竄來竄去的鼠兔。
鼠類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就像癌細胞一般在草原上擴散，越演越烈，人鼠之間的戰爭一直持續到今天。
黃河源石碑周圍鼠洞遍佈，一條溪流宛如白色哈達從洞穴間穿過流下山去，很難相信從這裡流淌出的是五千年的文明。
牧民們對這些破壞者恨之入骨，因為它們不僅啃食草根，而且掘洞翻土造穴，優質的草場很快寸草不生。據2004年的統計，整個曲麻萊縣的鼠蟲害面積達到1332萬畝，佔土地總面積的18%，平均每畝土地的有效洞口達29.4個。鼠蟲害困擾著青海全省，近15年來平均每年發生面積為545萬公頃，其中成災面積達350萬公頃。約古宗列盆地是鼠害的重災區。
圖桑，魁梧的東巴漢子，據說是麻多鄉最好的司機，每年要開車載人到源頭十多次，他對鼠兔頑強的生命力印象深刻，“滅了又生，生了又滅，滅鼠的規模趕不上它們繁殖的速度”。
至今，曲麻萊縣在滅鼠這一項目上已經花費了1138萬元，但效果並不顯著。天空中的鷹，原野上的狼以及草中的蛇都是鼠的天敵，在大面積使用化學滅鼠藥劑之後，它們的數量大為減少。長江源頭的唐古拉山鄉，人們現在已經看不到站在電線桿上的老鷹，當地人意識到鼠藥的副作用，已經開始轉向採用生物滅鼠——在草場上設置鷹架，但這種方法的成效還有待觀察。
“老鼠們已經上山了！”曲麻萊縣委書記仁青才仁在一次會議上對幹部們說。過去，鼠類僅在平地上活動，而今，平地上的草已被吃光了，氣候變暖，山上沒有從前寒冷，它們於是往高處侵襲。
仁青書記一直想尋找更科學更有效的辦法滅鼠，他認為目前的做法造成資源的巨大浪費，比如旱獺的皮毛就很值錢，可以利用這一點調動牧民的積極性，他甚至提出捕活鼠運往廣東，因為那裏的人愛吃野生動物。
縣畜牧林業局局長才仁宮保對滅鼠有自己的認識：“治理黑土灘，滅蟲滅鼠，不如人工降雨，關鍵還是缺水。”沼澤草場原來是沒有鼠類的，現在乾旱後，也時常發生鼠害。在才仁宮保的記憶中，1996年是雨水最多的一年，那年的鼠害也最小。他分析，“雨水將老鼠淹死了，鼠類繁殖受到抑制”，相反，“越乾旱，老鼠越猖獗，土壤鹽鹼化越嚴重”。“氣候變暖才是草場退化的主要原因。”他說。
儘管目前對三江源地區生態退化的主因還存在爭議，但一個誰也無法回避的事實是，天氣越來越熱。
“中華水塔”在荒漠化？
氣候變暖使高原冰川消融加快，“這是很危險的信號。”一個個民間組織的志願者們連續3年冒著生命危險，在長江源頭冰川打樁做標記，測量冰川退縮的準確數據
今年，美國前任副總統戈爾導演的一部關於全球變暖的影片奪得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該片名為《難以忽視的真相》。但當氣候變暖從預言變為現實、科學家們把目光投向南極、北極時，他們卻忽視了“地球第三極”——青藏高原的真相。
近年來，曲麻萊縣居民明顯感到氣候發生了變化，每個月的氣溫都要比1971-2000年的平均值偏高1℃左右。溫度偏高，地面不會長時間積雪，過去在三四月份常常遭遇的雪災，如今很少出現。曲麻萊曾以風大出名，民間流傳“一年一場風，從春刮到冬”，現在僅在春季吹上十多天。
據曲麻萊氣象局的監測，2006年7月23日，該縣出現了一個極端氣候事件，當日氣溫高達24.9℃。尕才局長在這個冷季長達9個月，年均氣溫僅-2.4℃的縣上工作了21年，從未見過這樣的高溫。接下來的25天，天空中沒有落下一滴雨水，牧草在仲夏提前荒蕪。
40多年來，三江源地區年平均氣溫總體上呈顯著的上升趨勢，累計上升了1.2℃，其中黃河源區升幅最大，上升的速率可達每10年0.42℃。長江源沱沱河鎮居民對氣候變暖也感覺明顯，根據沱沱河氣象站的資料，2001年7月，當地的平均氣溫為9.1℃，而到2006年7月，平均氣溫則升高到10.3℃。天氣熱了起來，人們驚奇地發現，鎮上的姑娘竟然穿起了裙子，此前這一直被認為是夏季平原才有的風景。
青藏高原是這個星球最敏感的一塊皮膚，中國8成以上的冰川盤踞於此，隨著氣溫的逐年升高它們正在快速消失。中科院寒區旱區環境與工程研究所蒲健辰等專家在2004年的一項報告中指出，近百年來，青藏高原的冰川雖然出現過兩次退縮減緩甚至小前進階段，但總過程仍呈明顯退縮趨勢，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快速增溫，使高原冰川末端在近幾十年快速退縮。
大鬍子楊欣與他創辦的民間環保NGO綠色江河，曾在青藏公路旁建立了赫赫有名的索南達傑自然保護站，目前他們正展開一項官方科研機構未曾想過的工作，在長江源頭冰川打樁做標記，測量冰川退縮的準確數據。就這樣，一個個民間組織的志願者們冒著生命危險，連續3年到母親河第一滴河水流出的地方立標，想借此呼籲更多的人關注江源地區的生態。
“以我們的實力，只能做5年。”楊欣表示，最後他們將會有一個詳細的報告。
楊欣對長江的關注起源於20年前。1986年6月，全世界球迷正為墨西哥世界盃狂歡，一群中國青年卻在這個時候來到了沱沱河，令他們熱血沸騰的不是馬拉多納的“上帝之手”，而是完成人類歷史上的壯舉——漂流總落差5400多米的長江。這一年，共有3支探險隊到達了長江入海口，10名隊員獻出了生命。
小資情調瀰漫的今天，長漂似乎已成為一個過時的符號，與那個理想主義盛行的時代一同走遠。但當年的科考探險為今後的生態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更重要的是這一激進行動引發人們對人與自然關係的反思，使革命年代一貫堅持的征服自然的理念受到質疑。當年的長漂隊員，有多人之後都從大自然的挑戰者變為她的守護人，楊欣就是其中之一。
與昔日的隊友楊欣不同，地質學者楊勇沒有任何組織，他是一名體制外的專業環保人士，但又挂著一個中科院成都山地災害與環境研究所客座研究員的頭銜。和楊欣一樣感觸甚深的是，楊勇20年後再回到長江源頭冰川時，被正在發生的一切震驚。
楊欣到冰川打樁，每年都會路過距源頭兩公里處的沱沱河，第一年從冰面上過去，第二年車把冰壓塌，第三年徹底沒冰了；而楊勇2006年夏季到達姜古迪如冰川時發現，與20年前的照片對比，冰川退縮了二三百米，而冰舌前端的冰塔林幾乎完全消失。
“冰川消融加快是一個很危險的信號。”楊勇認為，不僅長江正源沱沱河，而且南源當曲也主要靠唐古拉山的冰川融水滋養。他預測：照此下去，江源水系的分佈格局可能會改變，甚至令源區河流失去補給，導致“中華水塔”走向荒漠，最終形成與可可西裏荒漠區、塔克拉瑪乾大沙漠、羅布泊戈壁相連的乾旱區和沙漠帶。
生態移民的苦惱
373戶牧民從海拔4000多米的高寒草原搬到海拔2700多米的現代城市，千百年傳襲下來的生活習慣突然改變
格爾木市郊，青藏公路兩旁，一排排整齊的藏式平房列隊站開，來自黃河源曲麻萊縣和長江源唐古拉山鄉的373戶生態移民居住在這裡，這是三江源保護工程的濃重一筆。整個移民項目計劃投資6.31億元，保護區1／4的人口(約17.5萬人)將遷出，牲畜減少1／3。從海拔4000多米的高寒草原搬到海拔2700多米的現代城市，牧民們千百年傳襲下來的生活習慣突然改變。
移民村裏常能見到藏民們將沉重的液化氣罐往家裏搬，一罐70多元是筆不小的開銷，冬天則要以每噸360元的價錢買煤取暖，而在草原上他們使用的是免費的燃料——牛糞。
“這裡吃肉、吃奶、吃酥油都要花錢，原來都是自家產的。”尕才仁去年8月份搬到這裡，他覺得國家給的每戶每月500元補助遠遠不夠，“一家一口人是500元，十幾口也是500元。這點錢僅夠我們買蔬菜和糧食。”
移民村管委會主任南夏也為村民的生計發愁，積極想辦法讓他們出去打工。“但是我們的人勞動技能太差，到工地上，原本一個人的活三個人都頂不上。而且很多人漢話說不好，交流成問題，女人則多數連聽都聽不懂。”如今管委會想了一個辦法，在辦公樓下開了一個小工廠，搞起“特色產業”。他們請老師培訓村民雕刻嘛呢石，然後作為旅遊商品賣給遊客，據說將在青藏鐵路的火車上銷售。
過慣牧區生活來到城市，要學習的事情很多，包括衛生習慣。雖然家裏有廁所，但是一些村民依然到屋外方便。唐古拉山鄉的一些移民無法適應城市生活，最終又跑回了牧場替親戚打工。
尕才仁是曲麻河鄉多秀村小學的民辦教師，搬進新房不到一年，家裏墻壁就出現了裂縫。他說，移民村的基礎設施不完善，特別是自來水，一天只能接兩次。“國家的政策好是好，但執行政策的人不是很好。只要生活沒有壓力，城市裏還是不錯的。”尕老師最看重的是教育，家中3個孩子都在移民村的小學唸書。他說很多人都是為了孩子讀書才搬下來。妻子旦珍措卻懷戀草原上的日子，尤其是夏天，青草長出來了，花兒開了，而現在奶子吃不上，移民村周圍都是荒漠。
爭論和憂慮
對三江源的生態狀況存在著不同聲音。有環保者對藏民生活的改變感到憂慮：青藏鐵路開通後，“便利的交通帶來大量廉價商品和垃圾，有現代消費方式卻沒有現代的管理方式，每個人都成了污染源”
一條從曲麻萊到不凍泉的三級公路正在修建中，它的通車可能會改變三江源自然保護區的命運，因為其穿越的是保護區的核心區域。
站在離不凍泉不遠的大橋上，流過橋下的楚瑪爾河使人震撼，由於流經之地廣布紅色砂岩，晴空碧霄之下，河水像鮮血一般在蒼茫大地上鋪開，天邊是雪白的崑崙山。靠近河岸的河床大面積裸露、乾裂，如同血跡，十分扎眼。牧民說水量一年不如一年。
楚瑪爾河發源於可可西裏，是長江的北源，它與正源沱沱河及南源當曲一起最終都匯入通天河。目前關於長江源頭生態環境的研究存在多項空白，而楚瑪爾河與當曲的資料更是少得可憐。在2006年的科考中，楊勇看到的楚瑪爾河源區是一片沙漠戈壁，一個個淺水湖被沙地包圍，在陽光下閃爍，湖的四週凝結起鹽殼。受黃沙侵襲的還有沱沱河，甚至連水量最大的當曲，河口也出現了沙漠條帶。
楊勇的所見並沒有受到廣泛認同，目前對三江源的生態狀況存在著另一種聲音。最近有媒體稱，三江源地區的草原鼠害已得到初步遏制，天然草場的壓力減輕，草地植被覆蓋度增加，已經呈現恢復態勢。更可喜的報道稱，“千湖之縣”的瑪多，前些年4000多個湖泊有半數以上乾涸，但近兩年至少有兩成以上乾涸的湖泊又恢復了舊貌。而這些全都得益於自2003年以來實施的保護措施。
關於三江源草場生態惡化的成因，氣候變化加人為破壞共同使然這一觀點被普遍接受，但就自然是主因還是人為是主因卻存在著分歧，其中過度放牧現象在多大範圍及多大程度上影響生態環境更是沒有統一的說法。
“牧民們將草原還給大自然，當他們一年後回去一看，竟然認不出自己的草場了，生態恢復得很快。”曲麻萊的一名幹部這樣描述生態移民的成效，但並不是每個移民都有這樣的經歷。“鼠害依然嚴重，草場變化不大。”尕才仁老師說。
“青藏高原氣候的局部性很大，光是一個(放牧)過載說明不了問題。”在沱沱河水文站工作了15年的余丁楷認為，當務之急是國家投資要集中在科研上，“先把原因搞清楚，再制定政策，不然保護就是盲目的。”
對於現行的一些生態政策能取得的效果，楊欣表示還要觀望，但他對藏民生活的改變感到憂慮。20年前，青海玉樹街頭景象令他難忘，康巴漢子騎著高頭大馬，女人拿著木桶賣酸奶，而今，高頭大馬變成了放著音樂的摩托車，盛著酸奶的木桶也消失了蹤影。“原來靠草原，現在還是靠草原。以前的生活用品100頭羊就能換取，可現在有了更多的消費，100頭羊已經不夠了。”
青藏鐵路開通後，源源不斷運進藏區的不僅是成千上萬大都市的遊客，還有大都市的流行文化和消費主義，傳統正在淡化，“便利的交通帶來大量廉價商品和垃圾，有現代消費方式卻沒有現代的管理方式，每個人都成了污染源。”除了過度放牧，楊欣還對高原的垃圾擔心，因為廣大藏區缺乏處理垃圾的意識和技術。
在楊勇看來，藏民世代生活于草原上，形成了一種樸素的文化，他們本來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應該在傳統的基礎上，尋找一種融入現代社會的生活方式，順應自然，“而這一切都應該基於科學的認識”。
採金者的破壞
青海省社科院的報告稱，在政策開禁後採挖蟲草、貝母、紅景天，特別是大規模的掘金是草原退化的主要人類原因。目前採挖並未完全停止
青海省社科院受政府委託在2006年出臺了一個報告，認為人類活動是草場生態退化的主因，對人為破壞的分析，楊勇的看法與該報告一致。“不能把所有賬都算在現在的牧民頭上。”他說，“解放以來歷次政治運動對生態的破壞，如今後患依在。”
據《曲麻萊縣畜牧志》記載：1974年全縣牲畜存欄突破百萬大關，跨進全省“牲畜百萬縣”行列。1985年是全縣畜牧業實行承包責任制的第一年，但就在該年青海遭遇特大雪災，牲畜損失大半。1995年的大雪災又讓全省畜牧業遭遇重創，此後至今全縣牲畜數量就再也沒恢復到1985年之前的水準，現在全縣牲畜49萬多頭只。而在牧民們的印象中，上世紀80年代中期至今是生態退化最為迅速的時期。
青海省社科院的報告提到，2004年三江源的牲畜數量實際上與1957年相當，且大牲畜所佔比重和出欄牛羊的體重均大幅度下降，這說明單位牲畜佔有草場面積增大，但消耗的草量卻在減少。那麼過度放牧是否減輕了或不存在呢？報告給出否定的答案。因為，草場的產草量同時也在大幅下降。
這一點曲麻萊的仁青書記深有感觸，“過去夠牛羊吃一個月的草，如今一個禮拜就沒有了，牧民被迫一個禮拜搬一次家，只好把貴重物品埋在地下，做個標記，過後再取。”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未解決，既然過度放牧主要集中于上世紀80年代以前，為何在80年代到本世紀初牲畜大幅減少的情況下，生態退化依舊加劇？報告稱，在政策開禁後採挖蟲草、貝母、紅景天，特別是大規模的掘金是草原退化的主要人類原因。
上世紀末的黃河源區，採金者的帳篷連綿成營，貪婪的鋤頭四處挖掘，有錢的開著拖拉機運金沙，沒錢的就用簸箕抬，草原變成了工地，滿目瘡痍。“計劃經濟年代，政府鼓勵青海東部農民來這裡採金。”仁青書記說。
據統計，僅1985-1987年涌進“黃河源頭第一縣”的採金者就有6萬多人。這些外來金農吃飯睡覺都在野外，砍伐樹木做飯取暖，他們不僅破壞了草場，而且破壞了林場。如今，在縣城通往麻多鄉的道路旁，還可以看到當年採金給大地留下的硬傷。2000年以來，青海各級政府加大了執法力度，大範圍的採金基本消失。
“採挖並未完全停止，而且過去用的只是鋤頭，現在用的卻是大型機械。”麻多鄉鄉長圖才說，“在大場那邊，‘中加公司’挖了好幾年，說是勘探，不知道挖什麼，只是將石頭一袋袋往格爾木運，一座山挖四五十個洞，最深的300多米，有的牲畜掉進洞裏死掉了。”
中國珠寶網上的一條報道稱，1996年-2002年，青海地質調查院在曲麻萊縣大場展開金資源勘查，發現金礦體28條，測算資源量80余噸。為解決資金不足問題，自2004年開始，該院與加拿大英特-賽特公司合作在大場金礦週邊找礦，發現三條礦帶，圈定金礦體11條，初步估算金資源量18噸。
牧民們說，採挖者不只“中加公司”，還有人開著悍馬進入源區。“最近，他們甚至將目光瞄準了神山。”圖才的眼睛中露出驚恐，“滅鼠滅鼠，最該滅的是這些人，老鼠一年啃的不如他們一天挖的多。”
科研滯後，真相懵然
“三江源正經歷滄桑巨變，然而很多問題我們卻懵然不知。”氣候變化是不是生態退化的主因？中國氣象局氣候研究開放實驗室的一項研究與青海省社科院的報告不同
曲麻萊居民的印象中，縣城周圍有小溪在大規模採金之後溪流消失了，此後黃河源頭沒水喝成為了一個荒誕的事實。人們開始打井且越打越深，有井的人家每天都將水箱灌滿用拖拉機拉著沿街銷售，至今依然如此。每桶水5毛錢，約28市斤，而在廣州，一噸自來水的價格是1.32元。最近，國家撥款250萬元解決縣城的吃水問題。仁青書記說，工程開工後，一些枯竭的水井又突然有水了，同時一些有水的水井又沒水了。“原來80%的山谷都有水，現在80%的山谷都沒水。”乾旱仍是禁採後曲麻萊面臨的難題。
青海省社科院的報告排除氣候變化不是生態退化的主因，其主要根據是：自1960年以來三江源地區氣溫明顯上升，降水量雖下降但幅度不大，氣溫與降水量的協調程度無明顯惡化，所以氣候幹暖化趨勢尚不十分明晰，氣候變化對植物覆蓋度的影響“應該不大”。
報告沒有提到另一個重要指針——蒸發量。曲麻萊氣象局的資料顯示，去年的蒸發量相比30年前(1971-2000)的平均水準增加了一倍左右。而對於降水量，青海省氣象臺針對三江源地區1956-2006年的降水分析表明，近50年來，該地區的年降水呈減少趨勢，從1990年代開始，又進入一個降水偏少期，約以每10年0.7%的速度減少。這一研究還揭示了一個重要的變化，近50年來的年降水強度在增強，但降水的日數在減少，4-9月的無降水日數趨於增長，河流和植物生長受到影響。曲麻萊過去沒有聽說過泥石流和山體滑坡，而現在時有發生。
中國氣象局氣候研究開放實驗室的一項研究與青海省社科院的報告不同，專家通過對三江源區1982-2000年植被指數的監測與分析發現，該地區植被指數對降水的變化並不是很敏感，80年代中期以後的快速增暖使當地原生態植被不能適應越來越暖幹化的氣候條件，是造成近年生態惡化的主要原因。
沱沱河水文站的余丁楷對目前的一些現象感到迷惑。“冰川退縮了，可近年沱沱河水量並沒減少啊！”對於今年河水少，他解釋，主要是因為冬天沒怎麼下雪，所以這個夏天即使降水很好，河流水量卻不會增多。“但現在不減少，不意味著以後不減少。現在不加大科研力度，將來如何面對？”
余丁楷每年都看到一隊隊人上源頭科考，“大家一窩蜂地上來，卻沒有明確的分工”。在他看來，這更像“遊山玩水”。一位冰川專家今年6月份剛到過長江源考察生態，被問起考察有什麼成果時竟然說：“我是陪記者上去的。”
“三江源正經歷滄桑巨變，然而很多問題我們卻懵然不知。”這一點令楊勇非常焦急。“目前缺乏系統的、多學科的研究，科研沒有走到前線提供足夠的成果來支撐決策。”楊勇最害怕的是“錯過了時機”。
余丁楷的看法與楊勇不謀而合，“基礎性研究是迫在眉睫，上世紀80年代就有人提出普查，但現在都沒有落實，目前的監測布點不合理且手段落後。”余丁楷說，他們的關於長江源頭的一些資料還是由民間人士楊欣提供的。
楊欣則苦笑著說：“專家們的設備比我們還落後。”
中下游“該做點什麼”
青海省社科院研究人員近期發表的一篇文章提出，“十一五”期間，三江源區生態建設的年均資金缺口將達22.6億元-33.4億元。下游省份應對源區進行生態補償
“為保護三江源，我們做出了巨大的犧牲！”仁青才仁的話語中帶著不平。相比黃河尾的山東東營48億元的地方財政收入，曲麻萊縣財政收入僅180萬元。“連一條藏獒的價格都沒有。”東部地區近年的發展速度讓這位西部腹地縣委書記感慨。“為保護三江源，我們堅決避免有污染的工業項目開工，守著金礦不挖，守著蟲草不挖，很多想挖的企業來聯繫都被拒之門外。”和全國很多地區一樣，發展與保護是擺在曲麻萊縣委縣政府面前的一道考題。作為三江源保護的受益者，仁青書記認為，長江黃河中下游的省份“應該做點什麼”。
2005年，國家投資75億元開始實施被稱為“中國生態保護和建設的一號工程”《青海三江源自然保護區生態保護和建設總體規劃》。青海省社科院研究人員近期發表的一篇文章稱，經測算，“十一五”期間，三江源區生態建設的年均資金缺口將達22.6億元-33.4億元，而目前有很多項目因資金不夠影響效果。文章提出，中央需要加大對三江源地區的專項補償額，同時應仿傚國外的做法，下游省份應對源區進行生態補償。
住在黃河源頭附近，宏偉並沒有覺得自己有什麼特殊，生態一天天惡化，問及將來的打算時，他回答：“只希望國家趕走那些挖金子的人，幫助我們消滅老鼠。”說完臉上露出憨厚的笑容。而此時，離宏偉家不遠的黃河源石碑頂部，雄鷹將巢築在了上面，寒風中，一隻雛鷹蜷縮在巢裏瑟瑟發抖，下面的碑銘刻著：“美哉黃河，水德何長！繼往開來，國運恒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