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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誘惑催動青春浮躁 80後進城務工者犯罪增多

時間:2007-12-02 10:51   來源:檢察日報

  在北京這樣的大都市,來自農村或中小城市的打工者為數眾多,他們年輕、浮躁,渴求財富,卻易誤入歧途。許多從四面八方來到北京的“80後”務工者,就面臨著夢想難以實現的失落。

  如果見不到這些誘惑

  “他們以為北京滿地是錢,機會多,可來了之後才知道找工作難,找好工作更難。”談到“80後”進城務工人員的犯罪問題,北京市海澱區檢察院公訴一處檢察官莫非告訴記者。“如果不來北京,見不到這麼多誘惑,也就不會犯罪了。”莫非對眾多“80後”犯罪嫌疑人說的這句話,印象深刻。

  1981年出生的朱文、1986年出生的王進和1987年出生的劉洋,分別來自內蒙古、貴州和河北,三人同為北京市曙光花園小區的保安。2005年,趁著小區業主熟睡或沒有關門窗的機會,三人分別進入業主的家中進行盜竊。價值共計8萬多元的筆記型電腦、數位相機、名牌手錶、手機等物品,被他們拿到市場賣了錢。

  1989年出生的楊立,是河北省邯鄲市人。來到北京後,楊立在一家廣告公司擔任平面設計工作,老闆承諾每月給他400元工資。不料,楊立在這兒上了兩個月的班,老闆卻以各種理由拒絕給他工錢,最終楊立只從公司支走了100元錢。2006年8月27日,楊立借在公司住宿的名義,將公司兩台電腦和一部數位相機偷走,打算賣錢。“誰讓他不給我發工資。”事後,楊立對莫非說。

  1987年出生的李亮,是遼寧省淩源市人,在北京某電器店做銷售員。2005年3月,李亮夥同與他同齡的張新和小他兩歲的王澤,撬開了北京市海澱區的一家出租房的門鎖,盜竊了2萬餘元現金和一部數位相機。拿著這些偷來的東西,李亮幾個人直接奔向北京的西單商業區,“我們覺得那個相機不好,就扔了,具體偷了多少錢我們也不太清楚,反正都買了衣服、鞋和手機,不到一個月全花完了。”歸案後,李亮向警方供述。

  他們和父輩截然不同

  莫非給記者提供了一組數據:從2005年開始至2007年9月17日,北京市海澱區檢察院受理“80後”的犯罪人數為2064人,其中北京籍“80後”犯罪人數為305人,只佔14.8%,非北京籍佔到八成以上。在所有犯罪案件中,涉及盜竊的有768件,搶劫的有425件,故意傷害的有178件,盜竊、搶劫、故意傷害成為“80後”犯罪涉嫌罪名的前三位。“這些數據表明,現在大量的外來人員,尤其是外來年輕務工人員涌入北京,是刑事犯罪率居高不下、持續增長的原因之一,而且涉財類案件成為他們犯罪的高發點。”莫非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也曾作過類似的調查:“80後”務工者目前已佔當前外來務工人員的六成,其中71.4%的“80後”務工者出於“鍛鍊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學一門技術”、“在家鄉沒意思”、“享受現代生活”等原因出來打工,單為掙錢而來的只佔18.2%。而34.9%的70年代打工者,76.2%的60年代打工者,超過50%的50年代打工者,都是為了掙錢而來。調查同時顯示在職業流動率方面,“80後”務工者比例最高,平均每人每年換工作0.45次,頻繁更換的原因有工作太累、不喜歡或只想換個環境。而50年代的務工者的職業流動率僅為每人每年0.08次。

  不堪辛苦,卻有各種需求和渴望,使“80後”務工者頻繁跳槽。但由於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同時又缺乏工作經驗,他們在城市中很難找到腦力或技術型工作,只能從事一些收入較低卻簡單辛苦的工作,以飯店、浴池、歌廳服務員和普通保安、學徒為主。但“80後”務工者在家中多為獨生子女,有些儘管生在農村,但父母也是偏愛有加,很少幹農活,父輩身上腳踏實地、安貧樂道的生活習慣,在他們身上已難覓蹤影。“當他們進入城市後,才發現夢想與現實的差距,這種落差加上本來就很浮躁的心理,會加重他們內心的不平衡,很容易使他們放棄勤勞致富的耐心,選擇鋌而走險。”莫非告訴記者。

  在北京市海澱區看守所,記者見到了21歲的張世。

  2004年,張世初中畢業,從黑龍江大慶來到北京,幹過餐廳的服務員,也在溜冰場工作過,張世的工作幹幹停停,收入遠不能支付他每個月兩三千元的花費,好在有改嫁在京的母親,供他吃住和開銷。打牌、喝酒和上網,這是張世的業餘生活。而不久前夥同朋友一起參與搶劫,張世說是為了“好玩”。

  “不知道這是犯罪嗎?”

  “當時沒有多想,他們叫我就一起去了。”

  “你知道自己犯的是什麼罪,會判多少年嗎?”

  “……”

  “搶劫罪,像你們這種情況可以判十年以上。”

  “這麼重?我真的不懂!”

  社會轉型的直接衝擊

  美國社會學家謝莉·路易絲曾在《犯罪與現代化》中指出: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對犯罪的影響十分顯著。她在對世界各國200年來犯罪問題資料的分析中發現,不論是在19世紀英、法、德、俄等國的工業革命初期,還是20世紀發展中國家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的進程中,儘管各國由於各自社會、文化、政治和經濟的特點而有所不同,但卻無一例外地出現了犯罪率激增的現象。

  “‘80後’務工人員犯罪的增多,與社會轉型期的大背景有直接關係。”莫非告訴記者,我國城市化的快速推進,釋放了大量剩餘勞動力,使大批外來人口涌入城市,而同時,我國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水準有限,大量外來人口涌入城市,超出了城市承受力,給社會管理工作帶來挑戰;又加之進城務工人員的文化觀念與城市生活方式之間的衝突,以及“80後”一代特有的性格弱點,造成了這部分外來人員犯罪率居高不下。

  採訪中,張世告訴記者,服刑結束後他會回到黑龍江老家,學一門技術,踏踏實實工作。

  “北京不適合我,我也不適合北京。”他若有所思地說。

  (文中當事每人平均為化名)

  (作者:王佳)

編輯:楊雲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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