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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中出土的“羽人”。 (《大河報》 供圖)
9月18日，全國百餘專家考察了安陽高穴大墓及出土文物，初步認定西高穴2號大墓應為曹操墓。中國社科院專家稱，目前提出的疑問不足以推翻現有結論，社會應尊重考古學界意見。
看來，曹操墓很可能是真的了，估計今後可能會掀起一場考古發掘熱，甚至帝陵發掘熱。但即便曹操墓為真，今後的考古發掘也應慎之又慎。
當下考古界缺少“一錘定音”式的權威，任何一個考古發現都可能會遭到猜測、質疑，沒有十足把握的任何論斷都可能受到指責。進而，很可能會誤導民眾思維，還可能製造學術界的混亂，甚至會觸犯法律、違反社會公德。所以，今後的考古發掘及公佈，一定要有可以服人的學術基礎，而且政府最好少說話，因為這極易引起公眾誤解。
曹操墓的發掘在某種程度上應該感謝盜墓者，但考古不是盜墓，我們應為子孫後代負責。以今天的科技能力，我們還沒有把握讓任何一件考古文物完好無缺。假如由於我們的草率導致出土文物受損，那我們豈不成了千古罪人？這方面我們有過慘痛教訓。據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徐蘋芳先生回憶，在當年挖掘馬王堆漢墓時，陵墓是被水泡著的，有一片藕片在水裏漂浮，非常漂亮，可拿出來一見陽光後就爛掉了。徐蘋芳說：“我們親眼看見的，馬王堆的文物剛挖出來的時候，非常光鮮，但一天天看著它變化，卻毫無辦法，太無奈了。”
在定陵被發掘之後，那麼精美的絲綢一見空氣就灰飛煙滅。現在看來，這簡直是犯罪。客觀地講，今天我們仍然沒有把握能妥善保存這一美好瞬間。在技術未達到一定水準的情況下，盲目發掘其實就是一種犯罪性破壞。
以前，由於有了慘痛教訓，我們有了一個優良傳統——保護。當年，郭沫若極力主張發掘乾陵，盼望在有生之年親眼目睹可能保存在乾陵地宮內的王羲之的《蘭亭序》手跡（一說存于唐太宗昭陵），但有著遠見卓識的周恩來總理否決了這個提議。當時，周恩來說了一句話：“十年之內不開帝王陵。”郭沫若力陳發掘乾陵的意義：“打開乾陵，說不定武則天的《垂拱集》百卷和《金輪集》十卷可重見天日！也說不定武后的畫像、上官婉兒等人的手跡都能見到！石破天驚，一定是一件石破天驚的大事！”但在周總理的干預下，乾陵最終沒有發掘，以至郭沫若在失落中寫下“待到幽宮重啟日，延期翻案續新篇”的詩句。從保護的角度看，郭沫若的遺憾是今人及後世子孫的幸事。
當前，挖掘似乎成了一件很時髦的事情，地方政府和學者都期待發掘。此時，我不禁想起幾十年前周總理在乾陵發掘計劃上批示的一句話：“我們不能把好事做完，此事可以留作後人來完成。”是啊，好事還是留一些給後人做吧。即便曹操墓為真，今後的考古發掘也應慎之又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