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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層固化”挑戰中國
我們應當努力營造一個有利於向上流動的社會環境和氛圍，讓所有人都能夠懷有一個“中國夢”，即只要是中國公民，只要努力向上，不論是偏遠地區農民的子女還是城市居民的子女，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和上升的空間，都可以憑藉自身的才華和拼搏，改變命運。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委員會會長蘇海南
2010年9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長篇通訊《社會底層人群向上流動面臨困難》，提出一個疑問：窮會成為窮的原因，富會成為富的原因嗎？文章感嘆，貧富差距加大的趨勢日趨嚴重，“階層固化”所導致的嚴峻社會現實已經擺在我們面前，再不可漠視。
早在2004年中國社科院的《當代中國社會流動》調查報告中就指出：幹部子女成為幹部的機會，是非幹部子女的2.1倍多。課題的組長陸學藝當時就警惕地指出：“如果三年、五年乃至十年、百年長此以往，就不是2.1倍的問題了，這個數字就會高得多了。”
近年來，“農民工二代”、"貧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壟二代”(全家幾代人都在國有壟斷企業)的概念日漸清晰，人們感到改變命運的渠道越來越窄。由社會底層向中間階層以及更上階層流動的難度真的越來越大了嗎？
文/本報記者 杜安娜
讀書者
知識不一定能改變命運
2009年，全國高考棄考人數達84萬。為何造成缺考人數多，人口逐減、個人成績差等是不容忽略的客觀原因。但有媒體報道，高職、大專院校畢業生“就業難，收入低”。“昂貴的學費”、“畢業即失業”是農村學生棄考的重要原因之一。
現在山東省政府部門工作的周興在家鄉被傳為神話。10年前，這個出生在湖北省西南部農村一個土家族的孩子，考上了山東某著名大學，從而人生發生轉變。然而，近年來，這個神話成了絕版。
“近幾年，村裏考上大學的孩子不少，但都是一些不知名的學校，真正考上名校的幾乎絕跡。”周興覺得很惋惜。
作為國家級的貧困縣，周興的鄉親中，能承擔上萬元大學學費的並不多。“靠地吃飯的農民一年能攢下幾千元，算是好的。”周興說，看到不少人在外面打工能賺錢。現在家裏的孩子們要麼去讀技校學手藝，要麼就外出打工掙錢。
從古至今，“讀書受教育”一直是底層人士實現向上流動，改變自身命運的一種方式。1978年我國恢復高考後，一大批貧寒子弟通過高考走上了另一條人生道路。許多人砸鍋賣鐵也要讓孩子讀書。然而，這種觀念正在慢慢發生了變化。
錄取差距致農村大學生少
“他們也想孩子有個好出路，不過，現在看來，由於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靠讀書改變命運已成記憶。”周興有些感慨，“當年，我們每個人都想考到縣城的好高中。雖然試卷相同，但我們的錄取分數必須比縣城的學生高10分。”
這個道理在高考錄取中也是一樣。全國各地學生考取北京著名大學的分數就高於北京市戶籍的學生。有調查顯示，在重慶市，每5個考生中幾乎就有一個考生加分。2010年加分人數佔到17.19%，2009年更是達到30%。而農村的孩子更少有獲得加分的機會。
北京大學教授潘維的一組數據印證了這一說法，北大農村學生的比例從上世紀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調查顯示，即便是以農學為主的中國農業大學，1999年至2001年，農村新生均在39%左右，2007年已跌至31%。
考上大學也難有好出路
“考上大學的多，而考上名校的少。”從安徽六安的農村讀書出來的李倫，其父親是當地一所學校的校長，他常聽到父親感慨，“靠讀書出人頭地也難”。他的家鄉是典型靠“打工經濟”發展起來。“出去打工的人，家家戶戶都蓋起了小洋樓。反而是自己這種大學畢業後在城市打拼，靠自身能力買房都有些吃力的人，根本沒能力再給父母在家蓋樓。”李倫說，以前回家過年，鄉親們都投來讚譽的眼光，現在反倒自己覺得不好意思。
李倫感慨，雖然讀好書仍然是鄉親們亙古不變的“信條”，但他們也逐漸有選擇性地趨利避害，即便是讀了好大學，沒有路子，也很難找到一份好工作。
打工者
改變命運的夢難圓
“現在給年輕人的機會，還是少了些。”中國探月工程副總設計師龍樂豪如此感嘆。他幼時家庭貧困，只得在家放牛，直到1949年武漢解放，11歲的龍樂豪才得以讀小學，日後並有機會去改變命運。他說自己一個沒什麼背景的農村娃娃，能夠有今日的成就，除了靠自己，更是得益於機遇。
20年來，在中國農村，出門打工改變命運，衣錦還鄉的夢想一直流傳著。
許多年輕的農民工正是懷著這樣一個“淘金夢”走進了城市。但是隨即，他們清醒地認識到，淘金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隨著國家經濟轉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打工的收入一直不見增加。受政策的限制，農民工們缺少應有的社會保障和與城市人平等的福利待遇，加上城鄉差距的擴大，城市門檻的提高，進一步減少了農民工紮根城市的可能性，向上流動的空間更是少之又少，背井離鄉的人們早已“淘金夢”碎。
今年19歲的楊王邦是廣西欽州的一個普通農村孩子。當他的同齡人正踏進大學校門的時候，他已經是南寧一家炸石廠中有著三年工作經驗的熟手。然而，今年他辭去了這份每月工資1500元、看起來“還可以”的工作。原因是要與正在東莞打工的父親楊貴合一起工作，“父子有個照應”。
初中畢業就出來打工的楊王邦說，自己本來就不是讀書的料。在他眼裏，比他大兩歲的堂哥見多識廣。堂哥告訴他，出來打工就是見見世面，感受一下城市，發財的夢想不是那麼容易實現。能夠不做普通的純勞務工作，找一份技術性強的崗位工作，才是他們踏踏實實的前途。
在90後的新一代農民工眼裏，城市並沒有他們改變命運的夢。
既得者
美好生活拼的是爸爸
2009年下半年，南京市下關區勞動就業管理中心進行的一次事業編制人員招聘中，錄用的四人中有三人是局領導的子女。據其上級單位解釋，此次招聘本身就是面向包括在職的無事業編制的工作人員以及局系統職工的子女或配偶。這是系統內的一次“公開、公平”招聘。
“官爸爸”幫忙升學就業
王心(化名)並不否認自己“官二代”的身份，父親是中部某地級市的高官。而在高中老師和同學的眼裏，聰明好學的他絕對是清華、北大的苗子。然而，高考那一年，命運跟他開了一個玩笑，他的高考成績離北大的錄取線差了幾分。在他父親開到一張能夠加分的“憑據”後，他才險過錄取線，走進了大學校門。2003年大學本科畢業後的王心，也曾想靠自己能力拼搏。然而他覺得“理想與現實相距太遠”，在父親的幫助下，最終進入某大型國有壟斷企業工作。
王心不避諱去談這些，因為這一切都是現實。在王心的同學中不乏優秀之人。但大學畢業後，那些沒有社會資源的同學只能盲目地去尋找機會。
“富爸爸”設計兒子人生
老家山西的林國(化名)，現在是中央某部門的一名公務員，他坦言，自己從讀碩士到考公務員，都是家人為他設計的。他的爸爸就是人們常稱的“煤老闆”。讀大學的時候，同學們開他的玩笑說：家裏的錢多得要用卡車運出去。但是，爸爸卻沒有要他接手生意，而是叫他到政府部門做事。最終在父親的指點和“支援”下，他報考了中央某機關的冷門職位，並順利考上。不久，爸爸又給他在北京四環買了一套房子。
林國說，他完全沒有體會過同齡人的“北漂”的感覺。剛畢業幾年，他周圍過得比較好的同學，大多要靠父母的經濟、關係做堅強後盾。找工作、買房、買車，哪一樣缺了父母的支援都不行。
據“麥可思——中國2009屆大學畢業生求職與工作能力調查”顯示：以畢業後半年為界，農民與農民工子女有35%的畢業生未能就業，而管理階層子女未就業的只有15%。
專家訪談
流動機制不公平合理
現代化有倒退危險
上海大學社會學教授顧駿說：“從現實的情況看，目前，各階層之間流動受阻的情況是存在的。”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委員會會長蘇海南也提出擔憂：“近幾年社會底層特別是農民以及農民工家庭的子女，通過教育實現向上流動的動力越來越小，成本越來越高，渠道有變窄的趨勢。”
奮鬥就可以改變人生？
“從歷史上看，中國改革開放為人們提供了很多機會。那時候，只要有膽識，下海當個體戶的、搞承包的、考大學的、出國留學的，以及後來炒股票的、炒樓的、弄創業板的，這些人都改變了自己的命運。”顧駿說，“這些都不需要太多家庭關係，不需要資源，有膽子去做就行。”但是現在的情況不一樣了。一個人生存越來越需要資源，沒有家庭背景和社會資源的人，改變自己的命運越來越難。
他舉例說，現在學生去一些金融單位應聘，都需要填寫一份家庭關係表，能不能被錄取，在填寫表格的時候，就已經註定了。“沒有資源進行交換的學生，最終只有被淘汰的命運”。而唐家嶺那些“蟻族”，並不是所有大學生的問題，而是沒有資源的窮學生的問題。
究竟怎樣流動才是合理？顧駿說：“目前，還沒有人能做這樣的調查，在技術層面上很難實現，需要大量的人力。”但是，社會要發展，必須要有充分的流動。顧駿有些憂慮：“中國的階層正在逐漸形成的過程中，一旦‘固化’，新人就很難再進入。”
社會渠道開放不夠
“社會資源主要是經濟資源、組織資源和文化資源三種。在國外，三種資源往往是統一在某些少數群體手上，收入、權力、聲望，一般都是一致的，三者統一。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三種資源是不統一的。幹部有權，但它的經濟收入和文化資源，相對較少；知識分子原來是有聲望有文化，社會名聲不錯，但權太小，錢太少；老闆有錢，但是聲望和權力資源匱乏，20世紀80年代的老闆有一句話：窮得只剩下錢了。”陸學藝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這樣談到。
“現在呢，不少官員的工資雖然不高，但是有房有車，有的人即使是高中畢業，也要去弄個博士當；很多教授工資也高了很多，有人買了車，住上了高級公寓。而老闆中的博士也不少了，有不少還當上了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陸學藝分析道，“現在的危險不在於上層人物開始兼具三種社會資源，而是公平、公正、合理上做得不夠。渠道開放不夠，比如戶口制度卡著，農民子弟除了考大學這條路，沒有別的渠道向上流動，即使出來打工，還是個農民工。”
他指出：計劃經濟時代留下來的一些制度性障礙(如戶籍制度、就業制度、人事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礙著人們向上流動以獲得更高社會地位，社會流動模式呈現出新老社會流動機制並存的兩重性特點。
他提醒，社會資源在集聚，而後續的改革沒有跟上，戶口、就業、人事制度基本上還卡著，社會流動的渠道有被封閉的危險。
對於一個社會來說：不同層次人員的流動，有利於整個社會和諧。流動越活躍、通道越暢通，社會通常越有活力。相反，如果不能在中國形成公正、合理、開放的社會階層結構和社會流動機制，可能引發社會結構性矛盾，使中國經濟的現代化發展面臨困難，甚至有倒退危險。
流動真的減少了嗎？
在今年3月接受的一次採訪中，陸學藝認為，他目前劃分的社會階層結構沒有變化。這是由國家和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科技專業人員、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商業服務業人員、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和失業半失業人員等十個階層構成。但在數量上有所不同。中產階級的人數在增加。
陸學藝說，根據他近幾年的統計數據表明，中國社會上下流動的速度正在加快，從社會底層流到中層的人員，估計每年有七八百萬人，即每年基本上增加700萬到800萬的中產階層。他說，現在每年增加近100萬個老闆(民營企業家)。而歷史上，平均每年只增加50多萬個，這些老闆絕大部分是中產。同時，現在每年增加100多萬個個體工商戶，假設其中20%∼30%是中產，那每年也有30萬個成為中產。還有農業養殖專業戶，總量至少超過100萬人，這不是一筆小數目。
然而，對陸學藝的觀點，顧駿提出了不同的意見。
“關於他劃分的十大階層，我認為並不合理。我認為，中國階層劃分應該用一個同心圓來表述。而同心圓的核心就是‘權力’。離權力越遠的人，就像螺旋轉動一樣，被拋出局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