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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愷（左）參加德國桌遊展。
伍聲希望將遊戲中的影響力轉換為財富。
2010年，北京電視臺發起國內關注80後生活與夢想的大型公益活動———“尋找夢想行動派”，眾多80後代表當選為80後新榜樣人物。
他們在各自行業裏的鋒芒令人矚目：從事馬來西亞留學仲介的羅成，三國殺遊戲創始人黃愷，新京報記者黃玉浩，四次當選人大代表的大學生村官陳麗娟，國際電玩冠軍伍聲等入選。
80後曾一度被民間、媒體和學術界貼上“自私”、“叛逆”等標簽。2004年，少女作家春樹、韓寒等人被《時代》認為是中國80後的代表，他們被拿來與美國的“垮掉的一代”相提並論。
但《萌芽》雜誌主編曾表示，“80後”更容易妥協，妥協于升學，妥協于就業，妥協于房價，甚至妥協于社會。
80後，猶如一面多棱鏡。
同為80後代表的李想，曾這樣總結80後：不顧忌那些別人認為是必須去做的傳統，破除成規，只做最正確的事。
黃愷 特立獨行做“三國殺”
1986年出生，畢業于中國傳媒大學動畫學院04級遊戲設計專業，不插電遊戲三國殺設計者
他不是三國迷，不玩光榮，不玩三國志，對三國沒有特殊的愛好，但這不阻礙他發明一款以三國為背景的遊戲，令萬千人迷戀。
三國殺設計者黃愷，最開始只是手工做遊戲，制定規則，畫小兵，用骰子和卡片進行戰鬥，他設想過眾多場景，甚至將自己的老師和同學設定為遊戲人物，但最終他選了自己最熟悉的一個：三國。
他在小時候就已顯露出一種天賦：小學課間，他拿出自己手工繪製的角色小紙牌，讓周圍的同學一起參與到遊戲中。
但他並不喜歡天賦這個詞，他覺得這個詞太容易抹殺掉做成一件事需要的努力。
他更願意將今天的一點成績歸功於“特立獨行”。他事事要求自己與人不一樣，就連選擇大學專業也如此。
那時候，他站在中國傳媒大學的招生簡章前，仔細瀏覽了一遍，才發現“互動藝術”才是自己真正想學的專業。儘管這是當年新開的一門學科。
三國殺遊戲的風靡程度讓黃愷自己也感到了吃驚。2006年，北京桌遊玩家不過兩三百人，到了2009年，活躍用戶就高達400萬，一條桌遊產業鏈逐漸形成。
如今的黃愷已經是遊卡公司的總設計師，比起以前單幹時的自由，他覺得這份工作還需要一定的克制和責任。他開始考慮更多事情，比如整個公司的利益，員工的利益。
但他仍舊懷念從前三國殺遊戲剛誕生時在淘寶店上出售的經歷。他在電腦上設計出牌樣，送到美工店噴繪，再貼到剪成一樣大小的紙板上。第一個買這款遊戲的人，他到現在還記得十分清楚。那是兩個星期以來的第一個“客戶”，他十分詳盡地給對方解釋相關規則。
之後的他，面對的不再是一個人，而是更為複雜的規則。
遊戲剛風靡時，常有人對三國殺模倣國外的一款遊戲提出質疑。他只是平靜地解釋：“我從來沒有否認過模倣，但遊戲裏也有我的邏輯和設計。這並不是抄襲。”
黃玉浩 沉迷“絕世好題”
1983年出生，新京報深度報道部記者，寫過阜陽白宮書記的覆滅、王亞麗造假騙官等調查報道。
2010年的元旦，黃玉浩在自己的微博裏寫下了一個新年願望：讓遠在安徽老家的爸爸媽媽坐飛機到北京來，陪他們去看天安門，請他們在飯店吃頓團圓飯。
他花了3年時間，終於有能力來實現這個願望。
來自安徽省泗縣的他，進入大學時從家裏帶走一萬塊錢，還是農村信用社的貸款。
“從大一開始我就開始打工，基本上什麼都幹過。我賣過電話卡，手機卡，還發過傳單……還跟幾個同學一塊成立過一個廣告公司，為商家設計傳單。再加上學校的助學貸款，基本能解決自己的學費和生活費。”黃玉浩說。
2006年，23歲的黃玉浩第一次從安徽老家來北京，揣著500塊錢。“就是想找工作，也不知道去哪兒找。我背著一個大包，睡過火車站，睡過協和醫院。”他說。
2007年，他已經成為新京報深度報道部的實習生。“瘦小，其貌不揚。”同事形容他。
但第一次出差，他就讓人刮目相看。
那是一次礦難，有人在事故現場驅逐記者。他跳下採訪車，從地上抓起一件不知誰遺落的黃色礦工服，伸出手來抓了把煤灰，順手抹了自己一臉，成功混入到礦工家屬中進行採訪。
3年裏，他寫了許多調查報道，從阜陽白宮書記案到王亞麗騙官案，他已經不是當時的小男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