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因“膚色”遇到尷尬 支援中國打擊三非
聽在華非洲人吐槽“小煩惱”
【環球時報記者 張馨元 張娛 曲翔宇】“非洲人在中國”的生存狀況，歐美國家一直很關注。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NPR)21日描述了一對迦納、中國跨國夫妻在廣州開非洲餐館的故事，報道說，“很多第一次吃非洲餐的中國人說，很想去非洲旅遊，飲食加深了相互的了解”。有德國媒體8月報道說，很多非洲人“夢想破滅”，因賺不到錢、難以融入當地而選擇離開中國。今年5月，一部中國某洗衣劑生產商拍攝的“黑洗白”廣告差點還讓一些西方媒體試把“種族歧視”的帽子扣在中國人頭上。非洲人在中國的生存狀態和他們內心的真實感受到底如何？《環球時報》記者近日採訪了生活在北京、義烏、廣州的非洲人以及中外學者，聽他們講述“非洲人尋夢中國”。
北京：“非洲人剛來比較難，但要有耐心”
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追尋著“中國夢”的非洲人多數是較成功的白領或商人。辛巴威女商人薩曼莎·斯班達原來在辛巴威銷售大碼女裝，她做的第一筆中國成衣被一搶而空，於是9年前把生意搬到北京。薩曼莎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我在北京生活穩定，這裡的一切都讓我不想再離開。我居住的小區有很多外國人，我和很多中國鄰居是很好的朋友，每天相互打招呼，也會去對方家作客。”2013年6月，薩曼莎成立非盈利性的“欣賞非洲”組織，通過舉辦“非洲之夜”辯論賽、非洲文化講座等方式，讓更多中國人了解非洲文化和經濟，改變以往對非洲的刻板認識。她還想告訴初來中國的非洲人，開始會比較艱難，但要有耐心。
來自南非的穆亞茹帝茲有美國高校的碩士學位，目前在北京一家IT公司做客戶經理工作。在中國生活的8年間，他在求職過程中多次遇到閉門羹，一度讓他投簡歷時“不願貼照片”，擔心那樣連電話通知面試的機會都沒有。前幾年，他也遇到過被計程車司機拒載的情況。這讓他覺得中國還是有潛在的歧視現象。
據博圖英語教育的創始人彼得·慕介紹，他的教育機構已多年不雇非洲外教了，“主要原因是很多中國家長擔心他們不能教孩子最地道的英語，儘管英語也是一些非洲國家的官方語言”。彼得·慕說，很多家長認為只有白人才能說地道英語，這與他們認同安格魯—撒克遜文化有關。但他也表示，曾聘請的非洲外教有的不守時、不遵守公司規定，這也是他不再考慮請非洲外教的原因之一。
來自加彭的卡拉·帕杜在北京一所大學念工商管理碩士。對帕杜來說，在中國生活兩年來遇到不少挑戰，“既要克服語言障礙，也要適應文化差異”。有的經歷會讓她感到不太舒服，比如，有一次她剛進電梯，一個小孩就被她的樣子嚇哭。但帕杜告訴記者，她有過在中國應聘的經歷，並得到和其他人一起面試的機會，只是因為現場應變稍慢一些而沒有成功。她認為整個過程是公平的，所以，她對未來如果留在中國發展持樂觀態度。
廣州：“黑人朋友多忙於賺錢，無暇他顧”
中山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學生金妮來自塞席爾，她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她在廣州待了近5年，當她帶著所有資格證書去應聘兼職英語教師時，對方坦誠而又遺憾地表示：“中國家長大多只認白人面孔的英美人，市場也決定了這樣的選擇，請你理解。”金妮有親戚在英國，她本人也在英國生活過。她說：“對黑人或外來移民來說，那裏的就業環境跟廣州有較大差別。我不否認，英國存在隱性的種族歧視，少數族裔的上升渠道有‘天花板’，但像我找兼職語言教師這樣的工作不會遭到拒絕。”金妮也曾和在廣州的非洲朋友談到洗衣劑廣告事件，大家的第一反應是：“會不會因為中國人對黑人有偏見？”但她留意到，事件發生後，有不少理性的中國民眾、學者和有公信力的媒體很快發聲，力促減少偏見，要相互尊重。金妮認為，這當然歸功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尤其在一線城市，國際間人員往來頻繁，大大提高了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總體認識，特別是意識到世界是多元的，每個族群都有屬於自己的燦爛文化，都有優缺點，都值得尊重。
談到非洲人和當地民眾確實存在缺乏了解的情況，金妮認為“雙方都有責任”，特別是廣州的非洲人社區與地方政府和民眾的互動仍有待加強。金妮說：“這些黑人朋友大多忙於學習或賺錢養家，無暇他顧。”她相信隨著在廣州非洲人總體經濟地位的提高，這一點會有所改善。
“中國並不存在真正的種族歧視，而偶然發生的歧視現象，則是部分中國人缺乏種族意識以及中外文化差異所致。”中山大學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執行主任梁玉成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梁玉成過去6年一直研究在華非洲人群體。據他觀察，2011年時長期居住在廣東省的非洲人就有5萬左右，目前全國有多少還不好估算，“因為公安部門對此問題未有表態”。在華非洲人當中，尼日利亞人佔6成左右，其中主要是擅長經商、被稱為“非洲猶太人”的伊博族。在合法居住在中國的非洲人中，女性佔多數。非法居住者多為男性。在廣東的非洲人主要在20歲到35歲之間。
梁玉成說，相對來說，西方人比較準時和高效，而非洲人的特點是熱情、平易近人、享受生活、樂觀、有創意、不拘小節。他希望，中國人和非洲人能相互了解對方的文化和性格特點。梁玉成發現，很多中國人和非洲人都“活在對對方的想像中”。如非洲人在廣州打車，老擔心司機繞路多收錢，而中國人總覺得非洲人不守信用。他還強調，在中國，與其他外籍人士相比，非洲人的犯罪率並不高，只不過每次涉及非洲人犯罪的案例更容易被媒體關注。廣州的警察曾告訴他，偶爾非洲人也和中國人發生衝突，但從來不動手。
據了解，每年都有一些初次來華的非洲人持短期旅遊簽證入境廣州，然後就撕毀或藏起護照，變身“無國籍人士”，開始在華非法居留，有的後來出了些問題。因此，國內有關部門一直在加強清理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業的“三非人員”。金妮表示，支援廣州警方依法打擊各種犯罪和違法行為，“無論嫌疑人或非法拘留的人來自哪個國家”。她建議中國能逐步完善外籍人員管理制度，加強對初次入境者的監管。
據了解，非洲商人“逃離廣州”的說法有些被誇大。確實有一些非洲淘金者發現，生意不好做了，一方面是中國商品品質提升、價格上漲，另一方面，很多中國人早就把商品帶到了非洲，這使他們失去了優勢。按照尼日利亞商人裏歐·耐格威的說法，他5年前從廣州去了義烏，“和廣州比，義烏的商品種類更豐富，而且義烏商貿城的規劃也好”。
同樣，維也納大學非洲研究教授亞當斯·博多莫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雖然廣州擁有中國最大的非洲人社區，但一些非洲商人正從廣州轉移到義烏。義烏正日漸取代廣州，成為接納非洲人的模範城市。”
義烏：“外籍商友卡增加歸屬感”
一到義烏火車站，便可以看到站內巨型燈箱廣告上塞內加爾商人蘇拉的身影。自2007年在義烏紮根、成立貿易公司以來，現年39歲的蘇拉已是當地名人。他不僅是義烏非洲人社區的領袖人物，還被義烏市政府選為當地的創業新銳。目前在義烏，約有來自非洲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3000多名常駐外商，以及8萬多名臨時入境客商。接受《環球時報》採訪時，蘇拉對義烏讚不絕口，認為義烏幫助他實現了“中國夢”。蘇拉的辦公室位於義烏國際商貿城附近，覆蓋三層樓面，聘請了32名員工。每個月，他平均要為客戶採購200多個集裝箱的貨物併發往非洲。
義烏不僅吸引了大批非洲商人，其對待非洲商人一視同仁的開放態度也引來當地客商的讚譽。來自查德的36歲商人阿巴卡說：“在義烏，我們和其他來自阿拉伯國家、美國或韓國的外國人一樣，沒有任何區別。”當地還成立糾紛調解委員會，邀請16名外籍人士做調解員，處理中國商家和外國買家之間的矛盾。16名外籍調解員中，有6名來自非洲。今年7月，義烏還向常駐當地的外商發放了首批“義烏身份證”——外籍商友卡。這讓蘇拉對義烏更有歸屬感，他說：“商友卡是非常完美的一個解決方法。”
浙江師範大學非洲研究院助理研究員馬恩瑜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義烏以商業為城市發展支柱，浙江的重商傳統使得義烏政府對待外商的態度非常好。在義烏的非洲人成分相對單一，以商人為主。”
不過，蘇拉也有壓力，他說：“我來中國這些年，房租和吃用的東西都在漲價。剛來時每月1200元人民幣就可聘請一個員工，現在最少3500元起步。”眼下，他正在為中國廠家到塞內加爾開設工廠牽線搭橋，“一方面，中國公司可以受益於非洲更便宜的人力資源，另一方面非洲也能從中國的技術中獲益”。蘇拉的計劃，反映出更多非洲人正思考著如何把自己的創業和更大的夢想與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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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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