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娶妻難：一些農村家庭因彩禮債臺高築
“偏遠農村多窮漢，討個媳婦真困難，如今彩禮十幾萬，其他花費還不算，傾家蕩產全抖完，拉下饑荒誰來還？”這是《經濟參考報》記者在中西部某縣農村採訪時聽到的一句順口溜。
在舊習俗和攀比風氣影響下，象徵著喜慶倖福的結婚彩禮在一些農村地區反而成了家庭負擔。記者採訪發現，面對“有利可圖”的“彩禮經濟”，一些農民將女兒看成集市上“競價”的“商品”，而為應付高額的結婚彩禮，不少農民家庭債臺高築。
專家認為，高額彩禮與過去“重男輕女”引起的男女比例失衡密切相關，不僅讓婚姻變了味，也嚴重影響社會風氣。伴隨城鎮化加速、大量務工人口流動，農村適婚女性數量銳減，高額彩禮在農村仍然存在攀升空間。
記者調研發現，西北地區近年來彩禮價格節節攀高，甘肅慶陽農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7850元，而彩禮已經達到了20萬元。此外還有“二程”（男方給女方買衣物的錢款）、“三金”等諸多名目繁瑣的婚娶習俗，女方還要求買房買車，這樣下來一家娶妻成本可高達約60萬元。
彩禮價格與貧困程度成正比，一些農村生活水準越低，彩禮負擔越重，婚嫁矛盾也越突出。中西部一農村第一書記說，當地彩禮價位與家庭收入緊密掛鉤：一等屬條件較好者，彩禮20萬元以上，家裏有房有車；二等屬於一般，彩禮10萬元上下，這種情況居多；三等是花費五六萬元去越南、雲南等地買媳婦；四等是家庭財力不夠，結不起婚。
越來越重的婚嫁負擔，除了致貧返貧，還衍生不少社會問題。由於“娶妻難”凸顯，甘肅慶陽甚至出現了“人市”，每年臘月在縣城鄉鎮繁華區，媒人們聚集在這裡說媒拉縴，產生了騙婚、“黑媒婆”職業化等亂象。
同時，一些負擔沉重的家庭“養老扶幼”問題突出，生活狀況令人擔憂。自從跟兒媳婦離了婚，兒子就出門打工很少回來，西坡村村民張宗良想給兒子再物色個“二婚”，但彩禮已經漲到了22萬元，娶不起。如今，74歲的張宗良成了空巢老人，還撫養著一個留守孫子。走進這個“光棍家庭”，滿屋臟亂不堪，桌上剩飯剩菜散發出餿臭。
記者調研發現，多重因素導致農村彩禮高漲。首先，男女比例失衡嚴重。由於傳統“重男輕女”觀念，男多女少較為普遍。江西、湖北等地一些村小組幾乎清一色的小夥子，待嫁女青年變得“金貴”。
年逾古稀的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碼頭村村民何宜均年輕時當了近20年村幹部。他認為農村傳統的“無子意味著絕後”的觀念，無形中使得男女比例失調，推高了農村男青年娶妻的難度和成本。村裏26歲以上的男光棍就有40多個。
其次，經濟基礎薄弱。記者發現，但凡是婚嫁歪風盛行地，多屬工業薄弱的農業縣區，外出務工成為當地農民主要選擇，而女性外出後大多不願再返回農村，進一步加劇女性資源稀缺。
再次，攀比風氣成習。“有時候就是個互相攀比的心理，辛辛苦苦養了20多年，如果自己女兒結婚彩禮不如別人家的，會覺得面子上過不去。”江西省鄱陽縣西分村村民江明禮說。
何宜均說，現在村裏男青年討老婆，要有“一座趕時髦的房子、一對年輕的父母、一輛上檔次的小轎車”。至於結婚彩禮，少則10來萬元，多則二三十萬元，另外還流行給女方買金首飾，動輒6金、8金，有一戶竟然配了18金。
專家認為，整治“天價彩禮”亂象，單純通過宣傳難以奏效，必須標本兼治，培植婚俗新風的“沃土”。
一是以脫貧促“脫單”。記者回訪甘肅省一些曾經的“光棍村”發現，近幾年當地通過培育產業、發展農村企業，村民的致富水準提升，光棍的數量隨之銳減，比脫貧還難的“脫單”問題正在逐步解決。張建君認為，農村形成相應規模的產業合作體，容納青年農民工就近就業、增加收入，有望從根本上剷除舊俗習氣滋生的土壤。
二是增強民間仲介“話語權”。近年來，江西省尋烏縣一些農村通過民情理事會等方式探索移風易俗，治理天價彩禮、賭博等陋習，取得了一些成效。江西省社科院社會學專家馬雪松建議，不妨加大力度探索建立類似的村民組織，遏制婚俗陋習，引導樹立婚嫁新風。
三是平衡農村性別比例。專家建議，各級衛計、司法、公安、教育等部門加強協作、對涉及胎兒性別鑒定、人流、採血送境外鑒定胎兒等違法廣告進行集中整治，嚴格B超儀器管理。
四是政府主動“牽線搭橋”。組織農村青年相親會、鵲橋會，成立鄉鎮婚介所，舉辦集體婚禮，為他們創造婚戀渠道和平臺。
（本組稿件均由記者王賢、余賢紅、梁軍采寫）
[責任編輯：郭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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