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譯成gentleman，不合適
400條中華思想文化術語有了準確詮釋與英譯
“小心地(d岥)滑”被翻譯成slip carefully(小心地(de)滑)、“四喜丸子”被翻譯成four glad meat balls(四個高興的肉糰子)……像這些讓人啼笑皆非的雷人英譯，出現在日常生活裏可能還只是鬧笑話出洋相，但不準確的翻譯如果出現在中華經典外譯本中，就可能會造成外國讀者對中國文化的誤解。剛閉幕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中，民心相通是各國共同努力的目標，準確翻譯中國傳統文化內涵的術語，對於方便人文交流的意義不言而喻。
那麼，像“道”“仁”“陰陽”“風骨”“大同”這些反映中國傳統文化內涵的術語到底如何翻譯？北京晨報記者了解到，經國務院批准設立的“中華思想文化術語傳播工程”目前已經公佈400條中華思想文化術語的詮釋與英譯(部分摘錄見右)。近日，北京晨報記者採訪了“工程”學術委員會的兩位委員——外研社副總編輯、編審章思英和外研社編審嚴學軍。
為何翻？
經典誤譯易引發文化誤解
“要發好中國傳統文化的聲音，怎麼傳達是很重要的方面。”針對國學經典在翻譯過程中被誤讀的一些問題，全國人大代表、民進中央副主席劉新成在今年兩會上建議，應該啟動、實施重要國學經典的匯校工程，重點解決國學經典解讀及經典外譯方面存在爭議的情況，以方便中國經典、中國傳統文化的國際傳播。
劉新成認為，目前中國傳統文化的解讀、中國國學經典的翻譯中出現的問題值得注意。過去，國學的經典外譯主要依賴外國漢學家，“但是這些漢學家對中國國學經典不一定理解得很清楚、很準確；另外，他們是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從他們自己的知識背景出發來理解中國的經典，這樣就難免出現誤讀或者是有意無意的曲解。”
劉新成舉例說，西方漢學家翻譯的《孫子兵法》有多個譯本，多數譯本存在翻譯錯誤，導致西方對中國的誤讀。
據悉，《孫子兵法·九地篇》中有一段話：“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眾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是故其城可拔，其國可毀。”孫子講的本是霸者和王者的軍隊在與實力相當的大國對敵時的用兵謀略，並不是要追求“威加於敵”、拔城毀國。西方譯者比如翟林奈(Lionel Giles, M.A。)，格列菲斯(Samual B. Griffith)，索耶爾(Ralph D. Sawyer)都沒能很好地理解這段話的整體語境，翻譯不到位，因而有些西方人以此作為“根據”，提出中國的軍事威懾論是有歷史傳統的。
傳統典籍被誤譯仍然存在
據嚴學軍介紹，目前，翻譯界在翻譯實踐方面關注、討論較多的主要在三個方面，一是文學經典的翻譯，二是外宣方面的翻譯，三是科技文獻的翻譯。而涉及術語的，主要是科技術語的翻譯，其中又以中醫術語的翻譯討論最多。關於中華思想文化術語的翻譯關注不多，因為“中華思想文化術語”這個概念是第一次提出，也是“中華思想文化術語傳播工程”的意義所在。
“傳統典籍被誤譯的情況是存在的”，嚴學軍說，“一是對傳統典籍的歷史語境和文本解讀有誤，二是對典籍中的核心概念內涵的理解不是很到位，三是為了迎合或遷就外國讀者，硬性對我們的思想文化內容作不適當的裁剪。”像中國古代的“君子”，主要有兩重含義，一是指上層貴族的男子，二是指德行出眾的人。這兩重含義在具體的文本中有時能區分，更多的時候兩重含義都有。但不少《論語》譯本都將“君子”譯成了gentleman。
再如，“上帝”這個術語，在中國歷史語境中主要含義有二：一指主宰宇宙萬物及人事的最高天神，二是相當於“天子”，指帝國或王朝的最高統治者。還有一個核心概念“天”，馮友蘭先生說有“物質之天”、“主宰之天”、“運命之天”、“自然之天”、“義理之天”五重含義。“上帝”和“天”含義如此複雜的一個概念，在大多數的中外譯本中都譯為“God”，而“God”與中國的“上帝”和“天”實在相差很遠。“這幾個術語我們都收錄了，我們根據這幾個術語的歷史語境與語用實際重新進行了詮釋和翻譯。”記者注意到，在此次收錄的術語中，君子被音譯為Junzi (Man of Virtue)，上帝被翻譯成Supreme Ruler/Ruler of Heaven。
對中國傳統文化把握不當
中國傳統典籍的外譯，從利瑪竇翻譯“四書”開始，到後來漢學家如衛禮賢、理雅閣、韋利，國內翻譯家如辜鴻銘、林語堂等的翻譯都不盡相同，僅《論語》的譯本大概就有60多種。“外譯的版本這麼多，對同一術語翻譯的不盡相同，有的術語有十余種譯法，比如‘天命’，有人譯為the truth in religion，有人譯為the Laws of the God，還有the Decree/Decrees of Heaven等諸多譯法，彼此都有些道理。”嚴學軍說，翻譯需要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有一個整體的把握，但譯者大多按照自己的理解翻譯，而他們可能只把握了其中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今天看來，無論是中國人自己的外譯還是外國漢學家的翻譯，都或多或少存在對中華文化術語誤譯的問題。”
外研社副總編輯章思英認為，之所以產生誤譯，不完全是翻譯本身的問題，有可能是對經典文本的理解就有誤。“比如古文都沒有標點，今天的人給經典添加了句讀，不同的斷句所產生的意義就會有差異，外文翻譯自然也不一樣。《論語》《孟子》《老子》等很多經典著作都存在這種情況。”
《中華思想文化術語》叢書“前言”中提到，中華思想文化術語傳播工程的宗旨是讓世界了解當代中國人及海外華人的精神世界，從而推動國家間的平等對話及不同文明間的交流借鑒。
翻什麼？
術語選自古籍經典
什麼樣的詞彙稱得上“中華思想文化術語”？術語如何遴選出來？據嚴學軍介紹，中華思想文化術語大多選自《詩經》《尚書》《論語》《孟子》《文心雕龍》《詩品》《文史通義》等古籍經典，並由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進行釋義。為此，“工程”組建了哲學、文學、歷史三個學科組和一個譯審組，學科組組長分別由北大、人大和武大的三位著名學者擔任，譯審組組長由長期從事對外傳播的資深專家擔任。學科組專家為術語的篩選訂立了6條標準，首先是時間上的斷限，上至先秦，下到辛亥革命，近現代術語不進入整理範圍。中華思想文化術語的範圍很廣，涉及的領域眾多，第一期工程的術語先限定在文史哲三大領域，科技術語包括中醫術語等沒有放入。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文史哲領域的術語更能反映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哲學思想、思維方式和文化特徵。
嚴學軍介紹，反映中華民族觀念的詞句很多，長到一段話，短到一個字。“工程”對術語的形式也做了說明，是“以詞或短語形式固化的概念或文化核心詞”，這就排除了完整的句子、段落或篇章，術語在形式上主要體現為詞和短語。
具有國際傳播價值
“中華思想文化術語的翻譯涉及到兩重語境的轉換，一是歷史語境向現代語境的轉換，二是現代語境向國際語境的轉換。我們要考慮有些思想文化術語能否被國際社會接受，我們所傳播的術語內容和價值觀念絕不能與世界文明的發展背道而馳，像 ‘三綱五常’‘無毒不丈夫’等一些含有封建糟粕的術語肯定不會入選。”嚴學軍解釋說。這些負面的術語概念並不適合對外傳播，事實上也不是我們今天應該繼承的內容。
此外，還要考慮我們所要整理的思想文化術語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構建當代中國話語體系和價值體系有參考價值。“中國話語體系的根在傳統思想文化，那些具有當代價值的傳統話語都是我們整理的對象。”
沒有回避生僻術語
記者注意到，在已經發佈的術語中，有些術語連國人都很陌生，沒有聽過或者聽過但不解其意，比如“鎔裁”“解衣盤薄”“虛壹而靜”等。
“此次確實有一些生僻的文學術語入選了，它們不為一般人所知。但文學和文藝思想是中華思想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只是距離普通人遠一些，不能因為普通人用不到，就不將其列入中華思想文化術語。”嚴學軍說。
據章思英介紹，“工程”預計發佈900個術語，力爭在2018年完成出版。“反映中華思想文化的術語很多，肯定不止900條，但不能指望一個‘工程’完成所有內容。”下一步，專家們將對已出版的術語進行修訂，“翻譯界有一個普遍共識：譯文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她透露說，參與“工程”的中醫傳播專家已開始整理、詮釋、翻譯中醫術語，首先選擇中醫中偏思想文化內涵的術語，比如“陰陽”“五行”等，中醫的臨床術語會在後期再作考慮。
中國龍依然是dragon，別糾結
譯者們絞盡腦汁為翻譯一個術語曾討論一下午
翻譯一個短短的詞，看似簡單，實則需要走多個流程。記者在已經出版的書籍中看到《中華思想文化術語》，每個術語由條目、中文釋義和引例組成，每部分都有對應的英譯。這些術語最終出爐，需要由文史哲專家和翻譯家層層討論和“把關”，有的需要數周或者數月。
誰來翻
國內外90余位專家組隊
“兼具外語翻譯能力同時又對中華傳統文化有深厚功底的專家，可謂鳳毛麟角。”外研社副總編輯章思英說，“工程”啟動後，李學勤、林戊蓀、葉嘉瑩、張豈之等著名學者擔任顧問，90余位文、史、哲學科及英語翻譯領域的國內外知名專家應邀組成專家學術團隊。
“中國古代沒有學科的概念，每個術語可能會涉及到文史哲等不同學科領域，這些術語能不能翻譯成英語？翻譯成英語後會不會有多重理解？外國人是否能理解？這些都是我們要考慮的問題。”外研社編審嚴學軍說，他有時會為文史哲專家和英文譯者“搭橋”，根據術語的含義將其精確化，便於譯者翻譯，並排除可能產生的歧義。“如果我修改不了，就會提出意見和建議，將其返回給學科組。有時候譯者也會提出翻譯後可能外國讀者理解不了，這時就需要對中文文本進行修改，有時候一條術語的修改可能往返若干次。”
怎麼翻？
中文釋義：要有源有流 取最大公約數
為何要由中國的文史哲專家先對術語進行闡釋？在嚴學軍看來，現在很多西方漢學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某一方面有精深的研究，甚至有可能超過國內的學者，但對中華思想文化的整體把握上，國內學者更了解自己民族的思維方式、學術傳統和人文精神。
但國內的學者有時也會對同一術語有不同的見解，如何統一？嚴學軍說，“翻譯以中文準確的詮釋為前提，古代思想家的文本自有其特定的意義，但後人對文本所詮釋的意義與作者的原意可能會有一定的出入，中國古代邏輯學不發達，古代的思想家們很少對自己所提出的術語概念進行定義，後世的學者因此就有發揮的餘地。比如儒家的經典就不斷被演繹，不同的學者往往從自己的角度重新定義。”“我們現代人的理解可能和董仲舒、朱熹的就不一樣。中國學術史的概念不是一成不變的，同一個概念在不同的學術流派定義自然不一樣，在同一學術流派的不同思想家那裏也會有理解上的差異，因此，我們要把術語概念放在整個學術思想史中進行詮釋，不僅要考慮到源，還要考慮到流變。”
另外，專家們確定了釋義的若干原則，比如在各種說法當中，會取認可度高的一種，或在不同的學術紛爭中取最大公約數。比如對“中庸”這個術語的釋義，就曾有學者提出了意見，列舉了有關“中庸”的很多說法。“這些我們也注意到了，但我們的定義其實把若干種解讀都綜合起來了。”
嚴學軍說，這些術語往往承載了豐富而複雜的含義，每個術語都可以寫出一篇幾千或上萬字的論文，但要把它精煉概括成200字左右的釋義絕非易事，甚至比做一篇大文章還難。“學科組專家本身還有教學、科研的任務，有的還擔任行政領導，大多利用業餘時間來做，所以術語的釋義並非大規模的產出，而是逐條逐個釋義，每一條都經過精心的思索探究。”
漢譯英：為求貼近絞盡腦汁
術語翻譯成英文，如何既能傳播術語所包含的中文內涵，又能讓外國受眾理解？章思英說，科學而嚴格的翻譯流程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譯文的品質。“我們一共有三道流程。首先是由從事翻譯工作至少10年以上的資深譯者，將術語翻譯成英語。第二步是請資深漢學家修改潤色，這些漢學家通常在文史哲的某一個領域鑽研很深，且英語是其母語或以英語作為主要工作語言及學術研究語言，由他們潤色能保證語言的地道和流暢。第三步由國內資深的英語專家，同時也是長期從事對外傳播的專家最後定稿。”
記者注意到，有一些術語直接用中文拼音做了音譯，比如“風骨”就音譯成了Fenggu。章思英坦言，有些術語含義很豐富、很綜合，沒有辦法找到絕對對應的英語單詞或片語來表達，這時會採用音譯，讀者通過閱讀釋義，一般可以理解其含義。她舉例說，“仁”通常被翻譯成benevolence，但我們選擇了音譯“ren”。因為“仁”有三重含義：惻隱之心或良心；根源於父子兄弟關係基礎上的親親之德；天地萬物一體的狀態和境界。而“benevolence”只能表示“仁慈、善行”。
以前也有觀點認為，“龍”不能翻譯成dragon，因為dragon在英文中是兇狠兇惡的怪物。對此，章思英說，“龍”的概念在中西方完全不同，“工程”譯審專家之所以仍將“龍”翻譯為dragon，是因為譯審組有來自外交部、外文局、中央編譯局等機構的專家，大家都認為，以往中外交流不頻繁時，可能外國人會納悶，中國人為何會信奉一個兇惡的圖騰形象。但到了今天，海外很多讀者已經知道中國龍不同於西方的龍，中西交流頻繁後，西方的文學影視作品中，也有龍的正面形象出現。
章思英透露，為了讓翻譯精益求精，譯者們往往是絞盡腦汁，以求達到最準確的表述，有時候為了一個術語，大家會糾結半天，發若干封郵件討論。如“天理即是良知”最初被翻譯成“Principles of heaven are conscience”。但這樣“A就是B”的翻譯沒能讓大家滿意，最終大家一起反覆討論了一個下午，決定翻譯成“Principles of heaven and conscience are the same in essence”(天理和良知本質上是一樣的)更為貼切。
另外，諸如“般若”(波若)這種來源於佛教的術語，譯審組不僅要徵求哲學組專家的意見，還請教了佛教專家來協助翻譯。
在翻譯中，西方漢學家也會提出很好的建議。章思英舉例說，在翻譯“懷遠以德”這個術語時，引例中有“管仲言于齊侯曰”，中文譯者直接翻譯成了“齊桓公”，但漢學家指出，齊桓公的爵位是侯爵，死後才謚為齊桓公，翻譯成“齊侯”(Marquis of Qi)更為恰當。
也有一些英語的俗語，可直接用於翻譯術語。比如“化干戈為玉帛”，就有現成的英語俗語——Beat Swords into Plowshares / Turn War into Peace。
■傳播和意義
國際傳播有了可靠參考
記者了解到，“工程”已經出版4輯書，包含400條術語。“目前雖然只出版了英語版本，但已經授權國外出版公司，將出版亞美尼亞語、尼泊爾語、西班牙語等多個語種的版本。受眾為研究或喜歡中國文化的外國學者或一般讀者，普通的中國讀者也能看得懂。”
嚴學軍說，國際傳播是很大的課題，傳播的品質取決於國家的文化軟實力，也和話語體系的建設有關係。譯審組組長、中國譯協常務副會長黃友義指出，文化的傳播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細水長流。中國的文化將隨著國家軟實力的提升潛移默化地影響更多的受眾。
未來，這些術語是否會形成一個規範和標準？嚴學軍說，如今，一些國家領導人和新聞發言人在新聞發佈會上時常引經據典，所稱引的這些經典如何翻譯？“工程”譯審專家建議，“工程”發佈的術語成果可以作為從事國際傳播的專業機構和專業人員的可靠參考。
■記者手記
文化傳播必須精益求精
外國的讀者喜歡讀什麼？在去年我參加的一次採訪中，某電子書閱讀器平臺發佈稱，中國的網路文學在海外非常受歡迎，每天的下載量佔華語內容閱讀量一半以上，不少外國讀者就很喜歡“總裁文”。我當時聽了，既驚訝又有點遺憾，因為華語書籍的優質內容，絕不僅僅限于網路文學，我們還有四大名著等那麼多的傳統文化作品。
如何讓外國讀者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從而了解“以和為貴”的中華民族，認識溫良恭儉讓的中國人？我想，在文化輸出中，首先要在內容的選擇上更加精益求精，另外在傳播方式上，優秀傳統文化不僅要“有趣且生動”地傳播，更重要的是“準確”地傳播。在這方面，翻譯專家們字斟句酌的“術語”翻譯，無疑是架起了一座橋梁。
希望滿載著智慧的中華傳統經典能以圖書、音樂、電影等更加多樣的方式輸出和傳播，讓外國人特別是更多的年輕人熱捧和分享。
無為(w徂 w岢i)
“為”的一種狀態。道家以“有為”與“無為”相對。所謂“有為”，一般是指統治者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他人或世界，不尊重或不順應萬物的本性。“無為”的意義與之相反，包含三個要點：其一，權力通過自我節制的方式遏制自己的干涉慾望；其二，順應萬物或百姓的本性；其三，發揮萬物或者百姓的自主性。“無為”並不是不作為，而是更智慧的作為方式，通過無為來達到無不為的結果。
Non-action
Wuwei(non-action) refers to a state of action. Daoism contrasts “action” to “non-action。” “Action” generally means that the rulers impose their will on others or the world without showing any respect for or following the intrinsic nature of things. “Non-action” is the opposite of “action,” and has three main points: 1) through self-control containing the desire to interfere; 2) following the nature of all things and the people; and 3) bringing into play the initiative of all things and people. “Non-action” does not mean not doing anything, but is a wiser way of doing things. Non-action leads to the result of getting everything done。
本版撰文 北京晨報記者 張璐
[責任編輯：張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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