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相親時代
平均算下來，每一分鐘裏，國內有22對新人拿著戶口本走向民政局，進入婚姻生活；同時，8對夫妻在另外一個窗口簽下離婚協議。
根據民政部公佈的數字，中國的結婚率和離婚率曲線漸漸逼近一個閉合的大於號。婚姻的圍墻之外，還有2億單身者。
袁圓和劉英蓮屬於2億人的“解救者”，她們一位供職于首都主打“高學歷、高收入、高顏值”的相親機構；一位在閩南老城區做了53年免費業餘紅娘，號稱介紹成功4000多對，是新中國相親史的活化石。
2億人及其背後的家庭組成相親“擂臺”，知乎上“你相親遇到過哪些奇葩事”有900萬人關注；《中國式相親》節目首播就獲得全國同時段收視第二，僅次於《快樂大本營》，第二期馬上拿下第一，等到第三期網路點擊量已經超過2億；而相親網站的巨頭之一百合網，儘管經歷了輿論風雨，如今的市值也有64億元。
人們自古歌頌愛情，卻未必認同相親，但“相親”這種步入婚姻的前奏自西周以來從未有過休止符。古老的它，如今在現代生活中滋生出迥異的價值觀和評判標準。它流傳至今，並且毫無疑問，還將繼續流傳下去。
7分的人認為自己8分，想找9分
“男人需要女人才會完美。”袁圓從亞當夏娃說起，她是北京相遇未名諮詢有限公司的紅娘主管和首席情感專家，見識過人性的善良也目睹了很多慾望，她沒精確計算過，但“應該見過1000個相親故事”。
有人想找三觀正的，有人要五官正的；有固定資產5000萬元的“高富帥”非要找資產上億或部級領導的女兒；有看著樸實的大姐非要找吳亦凡的外表、賀涵的內在，還要車技好、英語流利、家裝有品位、會聊天，“我說的話不能掉在地上”。
北京二環路邊的這間辦公室上空漂浮著密集的求偶資訊，七夕當天深夜，一位女士坐在私密的房間裏，紅娘正在了解她的需求。這些房間以“清華”“北大”“牛津”“康橋”命名，當這位求偶者選擇“包成功”服務時，3萬元隨著pos機“吱吱”的聲音劃走，她將不斷被介紹認識男士，直到結婚為止。
袁圓把客戶分成很多類：有的是眼高手低型，挑剔，擇偶要求高；有的是大忙人，所有時間用來打拼事業；有的工作圈子窄，資源少；有的曾經談了場不合適的戀愛，耽誤了青春；還有人花心，兜兜轉轉，一不小心就到了適婚年齡；也有因為性格、房子、兩人背後的家庭、性生活不和諧等等因素離婚的人士。
“就跟企業融資一樣，有的自己就可以融到，有的需要財務顧問。”一位觀望紅娘業務的金融從業者說。
“怎麼和看文件選基金選包包一樣的感覺，機械化，條件匹配的審視，難道大齡一點就要到這步田地嗎？”有人對條條框框的個人資訊和明碼標價的擇偶要求表達不滿，說相親的過程像招商。
創始人范陽君發現客戶的分佈很有意思，國內名校畢業，就業集中選擇在金融和IT行業，收入顯著高，“反觀哈佛大學剛畢業的，做什麼都有。”
這些人中，“7分的人認為自己8分，想找9分的。”他們一方面期望對方有不錯的客觀條件，另一方面又希望對方不看重自己的客觀條件。學者也研究過這種現象，從個人層面來說，這反映了安全感的缺失，既希望自己少奮鬥、多享受，同時又害怕別人“惦記”自己的財物，用心不純。當這種個人層面的焦慮成為一種風潮時，恐怕就要從宏觀層面進行解釋了。
在一項調查中，當下中國青年群體希望自己在34歲時可以達到事業的成功，獲得最理想的經濟收入。按照這個年齡計算，一個碩士工作9年之後就要達到“人生巔峰”。希望更快獲得更多財富成為中國青年的集體焦慮，並且毫無保留地投射在婚戀問題上。
面對無力招架的焦慮，相當一部分人群只能用物質尋求安全感，降低恐慌。袁圓的客戶中，一位在北京有五六套房子的女孩哭著對她說“就想要找富二代”。她沒談過戀愛，是親戚幾家孩子裏最優秀的，“別人都在看著我呢，找不好他們會瞧不起，找個差的就吃虧了。”有位女客戶羨慕身邊的閨蜜，這個找了個官二代，那個找了位斯坦福博士。紅娘對她說，“她們是她們，你是你。”
經過觀察和統計，袁圓的女客戶最看重對方職位、前途、收入、房、車、戶口，年收入30萬元在這個生態圈裏算“挺一般的”；有房有車的話“四五十萬元也不錯”；七八十萬元才能歸為“收入高”。
在72歲的紅娘劉英蓮眼裏，這算得上“天文數字”了。閩南老城中，考察單身青年物質牢靠性的指標之一，是父母是否都有退休金，只有一個人有也不好找。
“以前是找人過日子，現在是找房子找車子過日子。”有個小青年請劉英蓮介紹對象，她說這個女的有點醜，男方不樂意了，她又說對方挺有錢，男的馬上表示“可以見見”。
“這種人我就不想給他介紹。”劉英蓮在當地一個工藝美術廠工作了一輩子，是一種刺繡的非物質保護遺產傳人，沒出過遠門，保持著樸素和傳統的價值觀。
她說現在司機和廚師最不好找對象，“以前車少，人家都不會開車，開車的很好呀，現在說開車是奴才；以前嫁個廚師挺好的，會煮飯給自己吃，現在嫌棄廚師身上有味道。”人們現在喜歡找的是“幹部、老師、辦廠的、開店的”。
男士在相親時最看重女士什麼，顏值？不！
都市裏的青年通過轉移注意力緩解孤獨，買卡通玩偶、做陶藝、認真上每一節私教課，精細計算每種食物的熱量，熱衷於跑步。有人說，科學研究表明，每個初夏的傍晚踏著風慢跑分泌的多巴胺相當於談了一場微型戀愛。
積攢了整整一個夏天多巴胺的很多單身人士在夏天走的時候，迎來了一場大型失戀。下半年的日子不好過，國慶節、中秋節、光棍節、耶誕節，每個節日都是孤單的雙倍放大，只能小心翼翼地祈求在地鐵上不被玫瑰花的刺扎到。
“許多單身人士進入30歲的後期時，難免會開始反思，為什麼自己沒有找一個伴侶安定下來，如果現在他們選擇結婚，是否會過得更開心。即便是最成功和最自信的單身男女，也會懷疑自己的決定是否正確。”埃裏克·克裏南伯格在著作《單身社會》裏說。還有一些人抱著複雜的心態來找紅娘，他們管相親叫廣結善緣。
經過長時間的猶豫和反覆，在回答“男士在相親時最看重女士什麼”這個問題時，袁圓把最終答案敲定為“年齡”，排在“顏值”的前面。
“奶茶要是三十幾歲，劉強東可能就不會娶她。三十多歲談戀愛味道不一樣。”袁圓坐在私密的房間裏，坦誠地說，“不過顏值即正義，有的男客戶說 ‘30歲以上千萬不要給我推，別給我困難戶’，但發了照片，長得好看他也能接受。不過即便特別好看，年齡到了35歲以上，也懸，生育是個問題。”
單身就意味著35歲之後，很多女士每晚入睡時都能聽到耳旁生物鐘的滴答作響，提醒著她們，能孕育自己孩子的可能性越來越小。
倒計時在父母的耳邊加倍放大，許多中國父母希望孩子在讀書時不要早戀，工作後能立馬結婚生娃。課堂上沒人教他們如何愛與被愛，仿佛王子和公主是命中註定。一位事業有成的女強人在找袁圓時緊張得直搓裙角。談起事業她眉飛色舞，但與男士溝通常常說一些打擊人的話。她穿著套裝，頭髮包在腦後，“顯得太老了”，袁圓建議她戴隱形眼鏡，化點粧。
“很多人缺乏愛的能力，也不懂得愛，帶著小女孩的幻想去相親。”袁圓說。這些人嚮往著浪漫主義的愛情，就像愛情有一種救世的力量，是通往自我實現等一切的途徑。
某網際網路平臺基於5萬用戶的《中國人婚戀態度調查報告》結果顯示，七成網友後悔結婚。“結婚又不是趕集，結得越快，婚後會後悔的幾率也就越大。”認識一個月之內就結婚的人中，三成“經常後悔”，遠遠高出了其他人。
“我還沒嫁出去，我不少同學都已經將人生過出了好幾部電視劇的量了：裸婚、鬥小三、離婚、再嫁、生小孩、生二孩。”有網友在知乎上評論。
適婚青年的父輩大多習慣在年輕時結婚，而死亡才是終止婚姻的唯一方式。在他們眼中，單身被視為自戀、社會道德崩壞以及公共生活銳減的現象。
過年前後，劉英蓮所在的城市迎來相親熱潮。當地星巴克的店員證實，常有七八個人一起涌進店裏，那是家人帶著兒女來相親的，如果聊得好，過一會兒大人會走，兒女可以繼續聊；聊得不好，就一拍兩散，“非常現實”。
陳柏安又一次為了女兒的事來找劉英蓮。他的女兒33歲了，劉英蓮給她介紹了10年，沒成功。“我們會催啊，女兒不是很著急。她要對方有房子、有工作、會賺錢，不能比我們家差。”陳柏安有時想想，女兒的要求也有道理，“多賺錢就少矛盾，家裏出矛盾都是經濟矛盾，沒有錢就會因為這個吵。”
還有的母親想到女兒28歲還沒出嫁就哭，女兒沒有歸宿，自己去世了也不安生。劉英蓮幫這家人的女兒說了媒，媽媽高興得一把抱住了瘦弱的她。
學者把這個現象歸咎於不完善的社會福利和保障體系，讓父母對自己以及子女未來的生活充滿擔憂，對將來有可能出現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充滿恐懼，這就促使他們在婚姻市場上尋求“攀高枝”的可能。
陳柏安和愛人的結識也是通過相親，那個年代，頭次見面往往到介紹人家裏或是女方家裏，媒人兩邊問，相處好了就去電影院公園，“以前要自行車，現在要汽車，水漲船高，都是一樣的。”
現在女兒和人相處，先加微信，“還是面對面接觸比較好，微信裏哪句話你講的我不愛聽，就直接拜拜了，微信好像談判，當面講還能解釋。”在現代人的線上聊天語境下，男士第一句發“我可以認識你嗎”或者“你在幹嗎”可能會被認為是無趣和愚蠢的體現。
見面也有講究，袁圓常常建議客戶第一次見面約在紅娘的辦公室，“請吃飯會有很多問題，有對男女彼此挺相中，男生執意帶女生去吃火鍋，席間談的都是股票投資，吃完男生自己打個滴滴走了，女生就覺得男的太不懂事，太自我了。”
有的男士請女士吃飯，沒看上，覺得花錢太多，虧了；也有人覺得花幾千元能跟女神共進晚餐也值；女士說隨便吃一個，有的男士覺得她沒品位，吃個貴的，又覺得她虛榮。
“有特別漂亮的姑娘，第一次見面就在商場裏買買買，男的樂意為她買單。女生待人接物讓人舒服，長得又好看，情商又高，不會給人壓力，男的特別容易為這种女生當備胎。有個北大男孩，做金融的，長期給人當備胎，以為我在你身後等著就有機會。”
“不要認為有父母參與的相親就是時代的倒退”
劉英蓮有8本“花名冊”，翻得快散架了，用透明膠粘上。裏面記錄著單身男女的基本資訊，女的6本，男的2本。這還只是最近這些年的“存貨”，以前都用腦子記。有些對終身伴侶的要求簡化成一串數字和幾個漢字，寫在劉英蓮某張病歷單的背面，夾在本子裏，形成時間的褶皺。
剛開始記錄時，她每年能介紹成功四五十對，到了去年只成功了7對，今年到目前為止才說成2對，越來越難。
“人家的眼睛跟我不一樣了，我看著配的不一定能成，看著不搭的倒成了。”劉英蓮的搭配原則很簡單，高的配高的，矮的配矮的，美的配美的，醜的配醜的。
本子上最小的是1995年出生的，也有75歲的老人想找個伴兒。有的寫明自己有正式編制，有的是共用單車採購員。有人要求對方不要太胖，有人點名姓何的不要，有人專門要屬羊或者屬鼠。
“現在的人太挑了”。劉英蓮19歲時第一次給人介紹對象，那是她新婚第二年，在廠里正洗頭髮，碰到同事在一旁洗衣服。她跟他開玩笑說，“你去找個人就不用自己洗衣服了。”對方也開玩笑“那你給我找一個啊”。
回家正好遇到租戶的女兒，約出兩人，沒想到半年就成了，生了兩個女兒，賺了很多錢，直到現在還會提著人參來看她。
那是上世紀60年代，革命的禁欲主義或領導的阻止使年輕人大多沒能談戀愛，考慮“個人問題”會被視為小資產階級情調和革命意志的衰退。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孫沛東在研究這段歷史時，發現當時大齡姑娘的不幸身世尤為引人關注，以至於連中共中央也指示各級地方黨組織做好“紅娘”。
正是這種被拖延後的戀愛與婚姻生活，使得這一代父母對子女的婚姻有著非同尋常的急切與焦慮。1970年知青回城大潮中，不少已婚知青的家庭被這波大潮衝成碎片，西雙版納農場5天內有3000對知青夫婦集體離婚。1980年《新婚姻法》頒布後，中國出現第一次離婚潮；1978年以來中國的離婚率一直處於明顯的上升態勢。
那個年代，劉英蓮善於勸服別人。有個離婚帶著女兒的女士來找她，劉英蓮給介紹了一個，女人嫌男的太瘦，穿衣服難看，劉英蓮說“你去照顧他，他就胖了，你多買幾件好的衣服給他”。她覺得這個男的老實，可信，一直給女方留著。劉英蓮問孩子愛吃什麼，孩子說愛吃泡泡糖，她就讓男方買了5包，叫一聲“爸爸”就給泡泡糖吃。
後來兩人成了，女兒一直叫他爸爸。女兒出嫁時，繼父給了她車子房子。這個故事一直被劉英蓮當作撮合好事的典範。
作家野夫曾用“廢墟上生長出來的好時光”來形容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為黃金時代。“那段時光留在每個過來人心底裏的，是久緊復蘇的浪漫人性和絕美的純情。”
1979年，中國觀眾在一本叫做《大眾電影》雜誌的封面上第一次公開看見擁吻劇照，轉年《廬山戀》就出現了中國影史第一吻，女主角張瑜在男主角郭凱敏臉頰上蜻蜓點水般的吻，掀起了全國青年男女模倣的大熱潮。
那時，每到春節，劉英蓮狹窄的單位宿舍總是站滿了請她說媒的人，宿舍堆著雜物，電扇也只能放在床腳，兩個人進來，另外兩個人就得出去。她不收錢，說話也實在，人們樂意找她。
前不久當地的媒體報道了她的故事，有人尋著報紙找到她工作的那間小屋子，她心裏很怕，“我不敢亂介紹，他說自己是好的，裏面是壞的，裝在肚子裏，誰知道。要是不好了，到這邊鬧一下，我的臉要丟到哪去。”
她傾向於相信那些跟隨父母來相親的孩子。《中國式相親》的90後女嘉賓石榴分享自己的錄製體驗：“婚姻是一場雙向選擇，面對將自己物化的人，我們一直有權利說‘不’，我們這代的擇偶標準是性格、學識、理想、顏值，是否趣味相投。上代人選兒媳女婿的標準，大概就是姑娘得能幹活守婦道，小夥得有車有房有責任感，兩代人婚戀的衝突一直都在，而且 99%都不在節目裏，而是在生活裏。”
劉英蓮說，以前的人找女的喜歡找胖的，大屁股會生男孩，現在的人喜歡找瘦的；以前的人進門時很害羞，不敢進來，現在的人給她打電話，上來就是“有男人嗎？給我介紹一個！”很直接。
“現代人不好說服了。”曾經有4個小青年明確請劉英蓮介紹有錢的女士，她說“要錢自己去賺”，最終也只說服了一個人。
人們對相親的態度從扭扭捏捏走向光明正大，相親類節目的火爆足以佐證。1988年山西電視臺播出的《電視紅娘》，被稱為“相親類節目的鼻祖”。湖南衛視1998年播出的《玫瑰之約》開啟了婚戀節目收視熱潮先河。婚戀交友類節目在2010年達到白熱化狀態，這一年江蘇衛視《非誠勿擾》一炮而紅。螢幕上的男女糾葛成為人們對相親態度細微變化的公開史料。
《中國式相親》節目監製劉原表示：“不要認為有父母參與的相親就是時代的倒退。確切來說這是一檔關於婚戀問題的代際溝通類節目，做這個節目的初衷有兩個，一是促成良緣，二是加強父母與孩子之間的代際溝通。”
也有學者站在父母這隊，認為西方的自由戀愛存在很大的風險和盲目性，一個 20多歲的年輕人的智力、見識、閱歷，並不足以支撐他們正確把握戀愛和婚姻，需要父母提供參考建議和經驗。
“我要的是番茄，千萬別給我胡蘿蔔”
中元節(俗稱“鬼節”)前後是劉英蓮“生意”的淡季。她得以有大段時間坐在昏暗的房間裏刺繡。
整個工藝美術廠早已倒閉，玻璃破碎，墻壁生出新草。劉英蓮的“工作室”藏身在幾間空房的背後。這間舊屋的房頂已經沒了，臨時性地搭了鐵皮，夏天尤其炎熱。屋裏還有一口老井，能用來打水灑在水泥地上，“井不見天，不能喝了。”
劉英蓮的眼鏡搭在鼻樑上，正在專心繡一個桌裙上的麒麟。屋裏只有蝴蝶牌縫紉機穩定的轉動聲和繡針穿透布料“嘣嘣”的聲音。
“繡這個按照紋路，該怎麼做就怎麼做，很單純。”劉英蓮偶爾抬起頭，“介紹對象沒那麼單純，要想啊。”
她和這間屋子都秉持著一些傳統，比如不可以試婚，“會害死女的”；“相處最少要一年”；“要假裝生氣考驗對方，看他對你好不好”；“兩人差四五歲最好，能照顧”。
她痛恨離婚。“以前有婦聯說服，現在世界變亂了。”她願意看見介紹的人手拉手走到街上，“看到兩個人好，我就高興”。儘管很多早年介紹的夫妻已經記不起她了，她也忘了他們。
“現在的年輕人浮躁，沒有耐心，喜歡走捷徑。明明對現狀挺滿意，看到別人更好，就不淡定了，喜歡比較，還貪心。”袁圓說，以前的人用手機、電腦、衣服，壞了還想要去修一修，感情也是，會調整適應對方。現在稍微不滿意就想換新的，以為還會有更好的出現，“其實人和人之間是沒有可比性的，有的人奮鬥一輩子還不如別人生下來好。”
袁圓從小就具備一雙善於發現“誰喜歡誰”的眼睛，愛看愛情片，有多年的幼兒教育經歷，“撮合單身男女和應付小朋友都差不多，要找到方法，有時棍棒和大錘都打不開它，一把小小的鑰匙，扭一下就開了。”
她說，無論社會發展到什麼程度，婚姻還是基礎單位，很多年輕人對婚姻的認識不夠，抱著完美的態度，按照別人的期待去找。“很多人覺得自己很不錯，對我說，‘我要的是番茄，千萬別給我胡蘿蔔’。”
她的老闆范陽君覺得，婚姻的本質是尋找可以共同成長的夥伴，不是簡簡單單的激情關係，而是兩個人互為彼此成長過程的夥伴，各取所需。
他們發現，爸媽很恩愛，擁有愛的能力的人往往很容易“脫單”。有些人希望“你應該先來愛我，我才去愛你”，還有人自身條件有限，還不願意降低標準，這些往往容易“剩下”。
不過那些已經學會獨自生活的年輕人認為，如果婚姻一開始就是一種妥協，那生活並不見得就會變得容易一些。
一位專門審理離婚案件的法官發現，催著你結婚的，和趕著你離婚的，往往是同一批人。很多少女年齡的少婦在法庭上衝自己父母哭喊“當初讓我跟他是你們，現在讓我離婚也是你們”。
而針對婚姻中出現的問題，目前國內也缺少具有完整系統和行業標準的婚姻諮詢，這個在西方國家已經普及的諮詢方式，在國內多是打著各種旗號的變相收費。
知乎上“該不該和自己不喜歡的相親對象步入婚姻”的提問，獲讚最多的答案之一是：“你去查查別人離婚的故事，會發現在沒有愛的情況下結婚，多少人根本堅持不下去。結婚不是結束，而是另外一個紛繁繞雜的開端，你們要開始朝夕相處，一起做很多其實遠遠談不上令人享受的事，比如買房子裝修房子，比如融入對方的家庭孝敬對方的父母，生孩子給老人送終，等等這些，如果沒有你對這個男人很多的愛，根本堅持不下去。”
文藝青年對世界說，“我亦只有一個一生，不能慷慨贈予我不愛的人。”“曾以為世界上最糟糕的事，就是孤獨終老。其實不是。最糟糕的是與那些讓你感到孤獨的人一起終老。”
劉英蓮多年的經驗也發現，那些遵從父母之命結婚的，往往容易離婚。
對於正在崛起的年輕人，二三十歲忙著投身學習和工作。將時間交給教導和雇傭他們的人，剩下的則用來自我提高，他們學習新的技能、展現自己的方方面面，旅行、搬遷、建立人際關係網路，贏得聲譽、晉陞，尋找一份更好的工作，然後，迴圈往復。
對於有20萬年集體生活經驗的人類來說，開始有人將個人放在社會的需求之前。《單身社會》裏提到，選擇單身改變了人們自身以及對親密關係的理解，影響城市的建造和經濟的變革，改變了人們成長與成年的方式，也同樣改變了人類老去與死亡的方式。
許多人並不知道，愛給人介紹對象的劉英蓮30歲出頭就離了婚，因為丈夫不斷的外遇並因重婚罪判了刑，“我差點自殺。”
她自此選擇獨身，把精力放在說媒和刺繡上。談起往事，見過無數單身男女的眼睛裏涌出淚水，像兩汪淘不幹的老井。“我要是50多歲就好了，現在沒什麼用了，快要死了。”
善於描寫愛情的女作家李碧華說，這便是愛情：大概一千萬人之中才有一雙梁祝，才可以化蝶。其他的只化為蛾、蟑螂、蚊蚋、蒼蠅、金龜子。就是化不成蝶，並無想像中的美麗。
袁圓做了多年紅娘，成績斐然，不過她從業以來最大的困惑並不是如何找到一個男人或女人結婚，而是在千千萬萬人中找到那個配對的人之後，如何獲得最終的幸福。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部分人名為化名)
[責任編輯：張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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