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１０年前稱，亞洲應該意識到，“西方特別是美國運作的資本市場是一種優越模式”。
然而，次貸危機爆發以來，以華爾街為代表的西方金融體系面臨誠信危機，格林斯潘鼓吹的“優越模式”是否可行成為疑問。
聯合國代表大會２３日開幕以來，華爾街金融危機成為熱點議題，美國因為金融監管不力成為眾矢之的。
信用危機
聯大開幕以來，不少國家代表發言指出，美國房地產行業的不良債務發展成為威脅全球經濟的金融風暴，與華爾街投資者道德缺失不無關係。
巴拉圭總統費爾南多·盧戈認為，美國陷入次貸危機是“不道德投機罪有應得”。他說：“忙著致富是這種投機行為的唯一動機。”
如果說次級住房抵押貸款不良債務是引爆次貸危機的導火索，那華爾街盲目追求高額利潤回報的投資行為是導致危機蔓延的催化劑。
儘管首付金額有限且信用評級不高，次貸申請人在美國房地產紅火的時候仍能輕鬆得到貸款購買房屋。他們的債務被金融機構重新組合分割，衍生出多種金融產品向市場發放。次貸產品承諾高額回報，但風險也較其他金融產品高出許多。層層衍生之後，次貸產品滲透華爾街各個層面，但盈利基礎仍是購房者償還次貸的利息。隨著越來越多購房者無力償還貸款，與次貸相關的金融產品迅速貶值，就這樣引爆了華爾街金融危機。
或許因為上述原因，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呼籲反省商業道德，加強金融監管機制。“全球金融危機危及我們的工作，”潘基文在聯大開幕致辭中說道。“我們需要重新理解商業道德和監管機制，多一些憐憫，少一些對所謂市場‘魔力’不加鑒別的信仰。”
在聯大發表講話時，巴西總統路易斯·伊納西奧·盧拉·達席爾瓦指出，如今威脅全球經濟的次貸危機是華爾街無節制的貪慾所致。“讓所有人分擔由少數人無盡貪婪帶來的負擔，這我們可不允許。”
促進世界最貧困國家發展是今年聯大既定議題，但金融市場動蕩令實現這一目標更加困難。潘基文呼籲，世界各國每年撥出７２０億美元，用於推動“千年發展目標”，在２０１５年之前實現包括削減貧困、普及教育等８個社會發展目標。
《紐約時報》報道，潘基文在同期舉行的一個工商界會議上說，如果美國能在一週內向華爾街承諾７０００億美元，那７２０億美元應該不算困難。
雙重標準
美國政府最近出臺的金融援救計劃也遭到批評。不少國家領導人認為，美國一直向發展中國家推銷自由市場經濟，如今卻出手７０００億美元干預市場，奉行雙重金融標準。
聯合國前常務副秘書長馬克·馬洛赫·布朗認為，關於次貸危機，不少發展中國家確實可以在“政治上出出氣”。他說，這些國家全都記得，“美國金融機構向他們提出嚴酷、毫不寬恕的建議：緊縮你的經濟，讓你的銀行倒閉。”
當華爾街遭遇危機時，同樣的金融準則似乎並不適用。去年８月次貸危機全面爆發以來，美國政府多次出手干預金融市場。美國總統喬治·Ｗ·布希政府２０日公佈的金融救援計劃擬動用７０００億美元穩定金融市場。“這會被視作雙重標準的又一例證，”布朗說。
蓋亞那總統巴拉特·賈格德奧在聯大發言時說：“不少通常施加於小國家的標準和審查顯然沒有應用於一些大國家，而它們構成的系統性風險更大。”
２０世紀９０年代，美國在拉美國家極力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這種模式片面強調市場機制的功能和作用，輕視國家干預在經濟和社會發展進程中的重要性。雖然拉美國家的經濟因此得到發展，但也暴露出收入不均、貧富差距加大等問題，其弊端在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下更加突出。
哥倫比亞大學研究資本流向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專家斯蒂芬妮·格裏芬斯－瓊斯認為，次貸危機證明，“有必要監管每個市場，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任何欠監管的市場都會產生這種後果”。
難忘亞洲金融危機
在聯大講壇之外，不少遭受亞洲金融危機重創的國家也對美國奉行的金融雙重標準感到不滿。
１９９７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不少接受經濟援助的國家不得不接受美國等西方國家開出的嚴苛條件，以犧牲經濟發展為代價獲得寶貴的資金支援。
因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ＩＭＦ）的條件苛刻，馬來西亞當時沒有接受援助，而是自行鎖定匯率並實施嚴格的資本控制措施。在馬來西亞第二財政部長諾爾·穆罕默德·雅各布看來：“西方特別是美國如今也忽略ＩＭＦ規定的標準，而且採取的措施與馬來西亞在１９９７年金融危機時所做一樣。”
時任韓國財政經濟部次官鄭德龜負責與ＩＭＦ商談救助條件，他至今記得美國和ＩＭＦ官員當時居高臨下的態度。鄭德龜說，他們“表現得好像對待一家瀕臨破產的小企業主”。
ＩＭＦ數據顯示，接受援助後，韓國的經濟增長在１９９８年減速７％。對同樣依照ＩＭＦ建議治理經濟的印度尼西亞和泰國而言，ＩＭＦ經濟援助無異於一劑“苦藥”，兩國經濟在１９９８年分別縮水１３％和１０.５％。
金融危機爆發１０年後，亞洲成為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當年遭危機重創的國家如今擁有充裕的外匯儲備，不僅能夠抵禦外來投機，還大筆投資海外。不少亞洲國家的外匯儲備用於購買美國財政部發行的債券，成為美國金融救援計劃的資金來源。
路透社記者戴維·錢斯和柳崇喜（音）認為，這頗具“諷刺”意味。如今美國政府的救市行為預計耗資將超過１.８萬億美元，而ＩＭＦ最初給韓國、印度尼西亞和泰國的經濟援助只有３５０億美元，即使算上後來追加的７７０億美元，總計也不過１１２０億美元。
“盟友”也批評
不僅發展中國家批評美國金融監管不力，法國和德國等傳統盟友也對美國的金融體系有所不滿。
在聯大講話時，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齊用“荒唐”形容時下的金融體系。“讓我們重建資本制度，”他說，“信貸機構在必要時將遭到懲罰和控制，透明將取代含糊不清。”在新聞發佈會上，薩科齊還批評華爾街的銀行和對衝基金，稱他們對豐厚獎金津津樂道，但“當有赤字時卻不知道誰該負責”。
德國對美國的批評更為嚴厲。接受《慕尼黑信使報》採訪時，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說，自己早就建議加強金融監管，但美國對此毫無興趣。“我們做了應該做的，”她說：“我們的國家法令完全採納了得體的歐盟規定，但美國對此說‘那對我們不適用’。”
德國財政部長佩爾·施泰因布呂克認為，因為次貸危機，“美國會失去其在世界金融體系中超級大國的地位，世界金融體系將變得更加多極。”他２５日在德國議會提出應對次貸危機的８條建議，包括禁止股票賣空和提高銀行資金儲備等措施。（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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