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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2010年11月11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韓國首都首爾同美國總統奧巴馬舉行會晤。新華社記者劉建生攝
1月18日胡錦濤主席應邀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這是奧巴馬任內中國國家元首對美國的首次國事訪問，也是在中美關係跌宕起伏、漂泊不定的背景下進行的一次國事訪問。人們有理由期待這次訪問能夠讓中美關係回到健康發展的軌道上來，甚至能夠為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美關係的穩定確立一個戰略框架。但是，中美關係要往前走，必須理解是在什麼樣的基礎上往前走，這樣才能看清往前走的潛力和制約，才能較好地選擇往前走的路徑。
過去的三大成果
隨著上世紀90年代初冷戰的結束及兩極格局的解體，北京在1989年經歷了一場政治風波，西方普遍擔憂，中國將取代蘇聯成為其對立面，中國可能排斥西方主導下的國際體系，另起爐灶，在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的道路上止步不前，逐步回歸保守。在這種背景下，當時的克林頓政府制定了對華接觸政策，通過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方面的試探性接觸，引導中國在國際上融入現存國際體系，在國內繼續推行經濟政治改革。當時，中美關係的核心問題是“敵”、“友”問題。如果中國不能融入現存國際體系，成為體系的挑戰者，那麼中國就是美國的敵人。當時美國流行的一句話是“你把中國當作敵人，中國就可能真的成為敵人”。也就是說，如果美國排斥中國，中國就不會融入國際體系。
在美國對中國實行接觸政策時期，中國充分地融入了國際體系，加入了絕大多數國際機制。2005年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正式宣佈，中國已經是國際體系中的一員了，並且是現存國際體系的受益者。也就說，接觸政策的基本目標已經實現，“敵”、“友”問題基本解決。實際上，美國只是部分實現了對華政策目標。在國際上，中國雖然已經充分融入了國際體系，但是在外交政策上保持了高度的自主性和獨特性，而且在融入的同時也在努力改造現存國際體系。在國內，中國在進行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的同時，努力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中國產生了被西方稱之為“中國模式”的新體制。因此，美國一直有人批評其對華政策是失敗的，沒有實現預期目標。
中國在根據自身改革開放需要，不斷融入國際體系、摸索自身發展道路的同時，對美戰略定位也在發生顯著變化。上個世紀最後十年，中國一直視美國為中國崛起的最主要外部障礙。1992年中共十四大報告指出，“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存在，始終是解決和平與發展問題的主要障礙。”顯而易見，這裡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主要是指美國，美國是中國追求和平與發展的主要障礙。15年後，2007年中共十七大報告指出，國與國相互依存日益緊密，國際力量對比朝著有利於維護世界和平方向發展，國際形勢總體穩定。同時，世界仍然很不安寧。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然存在，局部衝突和熱點問題此起彼伏，全球經濟失衡加劇，南北差距拉大，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世界和平與發展面臨諸多難題和挑戰。這裡主要強調了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依賴，當然也提到美國的“霸權主義”，但只是作為世界“不安寧”的五大原因之一。可見，中國目前更多地視美國為相互依賴的另一方，而不再是“主要障礙”了。
總體而言，通過十多年的交往和磨合，中美均不視對方為“不可避免的敵人”，儘管雙方是否為“友”的問題仍未解決，但是否為“敵”的問題基本上解決了。雙方均視中美關係為雙贏博弈，而不是零和遊戲，這個問題的解決是中美關係向前走的基礎。
中美關係的另一大變化是從“安全主導型”雙邊關係轉向了“複合依賴型”。“複合相互依賴”的雙邊關係有三大特徵：國家之間交往渠道的多樣化、軍事力量的作用下降、缺乏主導性議題。經過冷戰後30年的發展，中美關係早已經超越國家對國家的關係，而成為國家對國家、政府部門對政府部門、城市對城市、企業對企業、個人對個人等多層次、多渠道交流。多元化、多渠道的交往，必然導致利益的多樣化和政策的複雜化，從對外交往中獲益不等的機構、企業和人群，也會形成某種形式的政策共同體。早在1999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江憶恩就預測，當中國從國際體制中得到利益並開始認同這個體制時，新的利益集團就會隨之出現。在多元化的利益中，沒有一個議題能主導全局。在冷戰結束後的一段時間裏，中美兩國學者總是習慣說，某一個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核心的問題，只要這個問題解決了，其他問題就將迎刃而解。的確，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中美雙方都在關注少數幾個問題。實際上，軍事安全一直是一個主導性因素，中美之間的任何一種交往，都要放到軍事安全的天平上衡量一下。但是，在2009年首屆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中美兩國之間的對話除了涉及傳統的臺灣、人權和貿易議題，還涉及阿富汗、伊朗、朝鮮、巴基斯坦、蘇丹、能源、氣候變化等地區性或全球性議題，難怪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說，“除了沒有討論上月球，我們討論了很多問題”。
在“複合相互依賴型”雙邊關係中，沒有一個因素能夠主導中美關係的全局，經濟、軍事、政治關係都在各自的軌道上發展，都按各自的規模運作。經濟談判的失敗並不意味著軍事合作的延緩，軍事關係的冷淡也不影響雙方的經濟合作。在經濟領域內部，在某個議題上的雙邊衝突會影響到國內的一個特定利益集團，但不會上升到對整個國家的影響，在這樣一種關係下，制定統一、連續的對外政策的難度在逐漸增加。、
在臺灣問題上，美國是否支援“臺獨”的問題在過去得到了解決，中美在臺灣問題上的互信逐漸增強。上個世紀90年代初，大部分中國學者認為，“臺獨”運動得到了美國的默許或支援，李登輝的“兩國論”和其他“臺獨”活動似乎都有美國的背景。在克林頓政府執政時代，儘管美國口頭承諾“三不”政策，可是中國仍然懷疑其可靠性。後來陳水扁的“臺獨”運動倒是幫了中美兩國的忙。在應對陳水扁的“臺獨”過程中，美國日益認識到了“臺獨”的危害性，中國也逐漸認識到美國反對“臺獨”的真實性。這一問題的解決，大大加強了中美間的戰略互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