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貧富差距擴大的制度根源（觀察者說）
何 帆
國際金融危機暴露了美國經濟“衣櫥中的秘密”：原來自20世紀70年代至今，美國貧富差距一直在不斷擴大。2014年，美國收入最低的家庭組年均收入上限為2.9萬美元，而收入最高的家庭組年均收入下限為23萬美元，後者是前者的7.93倍。換一個角度說，佔美國總人口比例僅為0.1%的最富有家庭所擁有的財富，幾乎與佔總人口高達90%的普通家庭所擁有的財富相當。
為什麼美國的貧富分化如此懸殊？一般來講，經濟全球化、技術進步會在一定程度上加劇貧富分化。但是，世界上其他國家也都經歷了經濟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為什麼美國的財富不平等在速度上和程度上都遠高於絕大多數國家？這是因為，美國貧富差距的背後有著深刻的制度根源。
在經濟制度方面，過度強調放鬆管制和嫌貧愛富的稅收制度是造成美國貧富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始於卡特政府的“放鬆管制”改革使企業享有充分的雇傭與解雇、裁員與縮編自由，在促進產業結構優化的同時，也帶來了工會加速衰落、工人的工資談判能力大大削弱等連鎖反應。受此影響，20世紀70年代之後，美國的實際工資增長遠遠落後於生產率增長，有時甚至出現停滯或下降，而管理層的年薪卻大幅上漲。福布斯100位收入最高的CEO（首席執行官）的年均報酬，1970年約為普通工人年均工資的40倍，1987年為221倍，到了1999年甚至高達1077倍，此後雖有所下降，但2005年仍高達793倍。聯邦稅率的累進性質明顯減退是貧富差距擴大的又一重要制度因素。上世紀30年代羅斯福新政之後的美國政府，大都把對高收入群體實行高稅率當作調節收入分配的有力手段。然而，上世紀80年代裏根政府上臺之後，稅率變化的趨勢發生了逆轉，最富有階層享受到來自工資、股票期權、利息和資本所得等方面的更大幅度減稅。此後，美國低收入階層和中產階層的聯邦稅率總體呈上升趨勢，而最富有的5%人口的聯邦稅率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明顯下降，其中最有錢的0.01%人口的聯邦稅率1990年比1960年下降了一多半。
在政治制度方面，美國政治實質上是一種富人利己政治，即富人利用其資本優勢來裹挾政府，為本階層謀取利益。以華爾街為代表的美國金融家階層，屢屢通過讓政府放鬆對金融領域的管制來謀求自身利益。美國的政客還傾向於在短時期內極力討好選民，而罔顧社會的整體長期福利。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之前，美國政府一度向金融監管部門施壓，要求增加對最底層民眾的購房融資補貼，讓更多的低收入群體能夠通過舉債購買住房。但正如英國《金融時報》的評論文章所說：債務是“資本主義的骯髒的秘密”。美國低收入人群的主要資產是房產，而且杠桿率較高，富人更多持有的是金融資產。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後，低收入人群的資產因房價下跌而大幅縮水，富人則大多受益於政府的救市計劃，繼續享受金融資產帶來的收益。而且，美國的政治制度過於強調製衡，一些具有系統重要性的改革決策很難順利通過。稅收和再分配政策是縮小貧富差距的有效手段，但在美國政治制度下，日益加重的收入不公問題讓國會內不同派別更加對立，很難在稅收和再分配問題上達成一致。
在社會制度方面，教育體制是美國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重要原因。貧富差距既是教育不平等的原因，又是其結果。一方面，美國的基礎教育嚴重依賴地方性稅收，富人多的地方交稅多，教育投入就多，整體教育資源就更好，而窮人多的地方則因為稅收較少而缺乏教育投入，教育投入的不平等又加劇了貧富分化。美國的頂尖高校大多為私立學校，學費較高，而且更看重校友、社會資源等非個人能力因素，這就把大多數貧窮家庭的孩子阻隔在外。不平等的教育制度是造成美國社會階層固化的主要原因。
如果不能消除造成貧富分化的制度根源，那麼，21世紀美國的貧富差距將會愈來愈大，並對其政治和經濟生態帶來深刻的不利影響，逐步動搖美國的國力基礎。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
《 人民日報 》（ 2017年01月15日 08 版）
[責任編輯：郭碧娟]
京ICP證130248號京公網安備1101020033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