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世界權威城市排名機構GaWC公佈了2016年世界城市體系排名,在入選的361個世界城市中,廣州位列第40位,並首次被納入“Alpha-類”城市序列,這意味著廣州首次進入世界一線城市行列。
除了GaWC排名之外,近兩年來,廣州在全球權威的城市排行,比如“全球金融中心指數”(首次進入該指數)、科爾尼公司“全球潛力城市指數”(從78上升至56)等“全球城市英雄榜”上的排名都有飛躍性表現。
在多個權威全球性榜單上出現大幅度排名上升,這背後是全球政商精英對廣州近年來公共治理、經濟發展的一種肯定。當然,更意味著廣州在全球舞臺上的無限可能性。
首先,權威排名是對廣州城市品牌的一種國際化的信用背書,品牌效應長期有效。在全球經濟重心向太平洋兩岸的轉移過程中,全球一線城市這一城市品牌將極大地降低廣州和全球對話的成本,更一進步提升廣州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效率。
再者,城市品牌與跨國公司的“城市情懷”不謀而合,這會衍生出一種高端要素的強大吸附機制。在生產要素流動,尤其是金融資源流動全球化無法逆轉,跨國巨頭瘋狂追逐理想投資地的時代,廣州將搭上以跨國巨頭為發動機的新一輪全球化快車。
更重要的是,城市品牌的背後是“城市信用”,廣州的“城市信用”正在不斷被夯實和提升。從小處說,這有助於吸引實體資本,提高本地實體經濟對境內外金融市場的可進入性。
從大處說,“城市信用”更將匯聚為“國家信用”。在中國新一輪引進外資,夯實人民幣幣值等國家性金融議題上,廣州作為樞紐型網路城市的崛起將扮演越來越關鍵的角色。
國際城市排名為何爆發“廣州現象”?
在GaWC世界城市排名中,世界城市被分為四個大的等級——Alpha、Beta、Gamma、Sufficiency。Alpha級別以上被公認為國際一線城市,在全球競爭及資源配置中起主導作用。
從2000年至2012年,中國Alpha類城市一直是4個,分別是香港、北京、上海以及臺北。在最新的2016年分類中,廣州成功從Beta+級成功晉級Alpha-類,成為中國第五個晉陞Alpha大等級的城市。
GAWC排行榜並不只是一個城市現實經濟競爭力的排行榜,而是一個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國際化水準等多個緯度的綜合評價體系。它指向的是一座城市的綜合實力和未來潛力。
除GAWC排名之外,在多個國際城市排行榜中,廣州排名全都大幅度上升,成為一種值得關注的“廣州現象”。
前不久,全球知名管理諮詢公司科爾尼發佈了2017年全球城市排行榜,在其中的“全球潛力城市指數”排行中,廣州排名上升迅速(從78上升至56)。榜單的衡量指標主要是城市公共治理、基建、創業環境和外商投資便利等。
這份排名的“投資導向”非常明顯。科爾尼合夥人、城市指數報告的作者之一Mike Hales 表示,這份榜單通過歷史數據全面分析哪些城市具有投資價值,從而協助全球企業經理人做出業務增長或建立區域業務中心的決策。
該指數強調,創業生態環境是決定一個城市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比如,舊金山連續三年蟬聯榜首,主要因為其每人平均專利數全球領先,而且私人投資與企業孵化器的發展水準較高。
過去兩年,巴黎位置也不斷上升,得益於外商直接投資的大幅提高。有觀點認為,巴黎排名提高的原因很可能是因為巴黎是傳統輻射北非法語區的金融中心。由於北非動亂,導致外部資金因避險而大量涌入巴黎。
在西方,部分城市排名的提高的確得益於基於戰亂、恐襲的資金避險效應。而對中國來說,部分一線城市的高房價也正在不斷擠出創業者和創業資本。而廣州是中國內地一線城市中,少有的有效遏制了高房價的城市,這是創業大潮在廣州興起的原因之一。
風投的活躍是創業大潮的重要指標。2015年,《關於促進廣州市股權投資市場規範發展暫行辦法》出臺,國內外一批有影響力的股權投資機構相繼在廣州落戶,也帶動了本地風投的崛起。
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6月中旬,廣州已集聚各類創業投資、股權投資、私募基金機構3000多家、管理資金規模6000多億元。上半年,廣州股權投資機構數量和管理資金規模分別猛增74.7%和66.7%。
2017年6月,“(第十九屆)中國風險投資論壇”首次在廣州舉行,廣州作為作新興的風險投資之都正走向全國乃至全球的大舞臺。
金融是經濟的核心,對金融資源的配置是一座城市發揮樞紐價值的重要條件。風險投資機構的崛起只是金融樞紐的一個截面,在整個“大金融”的資源配置上,廣州的進步正在得到了國際性認可。
2017年3月,第21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發佈,廣州首次進入全球金融中心指數體系,全球排名第37。
GFCI從營商環境、金融體系、基礎設施、人力資本、城市聲譽等方面對全球重要金融中心進行評分和排名。廣州在“人力資源”、“金融業發展水準”、“基礎設施”等指標上的優勢最為突出,這意味著廣州作為國際性的金融中心的地位,不但在於現狀,更在於潛力和未來。
重新點燃跨國巨頭的“廣州情懷”
從根本上講,廣州排名上升的理由並不複雜。一是經濟基礎,以工商業特別是創新產業、先進製造業為核心的實體經濟不斷“逆週期”做大做強。二是治理基礎,高效而科學的城市治理營造了成本合理的營商環境,遏制了中國一線城市飽受詬病的“脫實向虛”趨勢。
三是城市潛力,即通過推進樞紐型網路城市的建設,以及對原有科教文衛優勢的鞏固和提升,廣州在中國南部乃至亞太經濟地理版圖中,作為一個資源配置中心的地位正在重新崛起。
“城市品牌”的最大價值在於吸引更多高端要素匯聚廣州,推動樞紐型網路城市的建設,讓廣州真正成為一個國際化的資源配置中心。吸引高端要素,首先要吸引一流的跨國企業群體。
跨國企業和全球性城市,越來越不可分離。比如,國際城市排名的不斷攀升就是對跨國公司吸引力一個重要的量化體現。因為,在絕大多數國際排名中,跨國企業的經理人對該城市的評價都是一項極為重要的排名評價指標。
城市和跨國公司的交互,並不只在於經貿往來和資金的流動,更在要給跨國公司一種基於良好城市治理和城市市場機制的信任感。培育這種信任感,必須首先理解跨國公司到底有一個怎樣的“城市觀”。
研究西方近代大企業的發展歷史,很容易發現,但凡歷史久遠的大企業,最初無不誕生在英美德法等國的自由港城市或遠離王權的內陸自由城邦。除了物流成本低、要素集聚效率高這樣經濟便利之外,還在於這些城市擁有著更好的產權保護機制和契約自由環境,讓企業家精神得以開花結果。
西方的歷史傳統決定了其大企業的崛起和城市、城邦有著密切的“血緣關係”。可以說,幾百年以來,“城市”二字已成為了西方工商業文明的一種精神價值。跨國企業選擇投資目的地時,既是選擇國家,也是選擇城市,這是一種跨國公司基於自身歷史傳統的一種“城市情懷”。
比方說,在1990年代浦東開發之後,大量跨國公司投資上海並設立中國總部。但客觀地說,很多企業都是基於城市情懷,而未必是基於中國國情的考慮。在存在嚴格管制的金融領域,批文發出地主要是北京,而外資銀行多將中國總部設在上海,這似乎是一件值得商榷的事情。
中國擁有著和西方截然不同的歷史傳統和經濟發展模式,但有一點是共通的,即全球性的樞紐城市是提高經濟運作、資源配置效率最好的空間載體。事實上,這已經越發成為一種中西方都擁有的共識。
在產業界,除了少數領域如軍工等,跨國巨頭早已成為超越意識形態和國界的經濟動物,哪有最好的市場潛力,最好的營商環境、要素和基建的配套,它們的投資就會流向哪。換個角度看,當絕大多數跨國巨頭都成為上市的公眾公司的時代,這不過是股東利益最大化的一種理性要求。
2017年12月,《財富》全球論壇將於在廣州舉行,主題為“開放與創新:構建經濟新格局”。眾多世界500強企業、政府和全球名流將齊聚廣州,探討如何以開放的心態及創新的方式引領世界經濟走出困境,構建世界經濟新格局。這是廣州和全球跨國公司建立互信的一個標誌性里程碑。
改革開放後,世界快消巨頭寶潔公司曾以廣州作為進入中國內地的橋頭堡,帶動了一大批500強巨頭投資中國的大潮。而如今,跨國公司的“廣州情懷”再次被《財富》全球論壇點燃,這意味著廣州新一輪的改革開放正步入正途。
此前,廣州的改革開放主要是吸引港澳臺的製造業資本,珠三角形成以廣州為核心的全球生產能力最強大的製造業地帶。港澳臺的製造業資本是“中國製造”崛起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對改革開放功不可沒,但它們很難算得上是高端要素。
隨著中國經濟的轉型,傳統的低端、分散的製造業正遭受挑戰,廣州需要在中國經濟的轉型中發揮新的作用——吸引代表未來產業趨勢的高端要素。
建設中的港珠澳大橋
必須利用城市排名的“信用紅利”
國際權威性的排名,對一座城市來說,最根本上的價值是一種“城市信用”。在金融要素流動全球化的時代,這種信用更顯得越發重要。它對本地實體企業對接境內外資本市場,會帶來極高的信用溢價。一是增強本地企業的金融資源可得性,二是一定程度降低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
一個必須注意的數據是,2016年廣州全市直接融資餘額達1.35萬億元,直接融資佔社會融資的比重達65.7%,居全國大城市第一位,為各類企業減少財務成本超過250億元。在這些直接融資中,相當比例是債券融資,債券融資的成本遠低於銀行貸款。
債券融資的利率取決於企業還本付息的能力、發行期限等多種“內在因素”,但基於中國特殊的經濟現實,發行利率也會受到企業自身之外的“外在因素”的影響。特別是對地方國企來說,城市的公共治理水準、經濟現狀、增長潛力以及財政實力等都會是融資成本重要的定價因子。
在這個意義上講,廣州企業之所以在境內外(內地和香港)債券市場廣受歡迎,並能以低利率融資,這和近年來廣州實體經濟強勁,財政收入穩定有著密切的聯繫。特別是隨著樞紐型網路城市建設的推進,大量境內外的長期資本不斷進入廣州,更夯實了這座城市的經濟前景。
最新數據顯示,2017年1—5月,廣州全市直接融資餘額達1.22萬億元,在大城市中僅次於北京(1.49萬億元)、上海(1.38萬億元),持續位居全國大城市第三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吸引境外直接股權投資領域,廣州為內地城市做了一個好榜樣。2017年一季度,廣州新設立外商直接投資企業508家,增長40.3%,實際使用外資18.86億美元,金額規模全省第一。
基於當下的全球資金流動新趨勢(美國進入加息通道),以及中國特殊的金融穩定需求(保人民幣匯率),吸引境外投資,這不但是一座城市的大事,而且也是國家的大事。中國是個資金充裕的國家,那麼為何境外資金流入,特別是美元流入現在卻越發重要呢?
一是淺層的原因,即跟隨境外投資而來的可能是技術。當前,西方最前沿的技術都掌握在跨國巨頭的手中,它們要麼持有創新企業的股權,要麼直接掌握新技術的專利,它們在全球各地的投資,會帶去技術,也會在當地產生強大的“技術外溢”效應。
2017年7月10日,廣船國際荔灣廠區3號船臺建造的最後一艘船下水。
另外一個原因同樣關鍵,但很容易被忽略。現階段,中國金融體系的穩定特別是人民幣匯率的堅挺,迫切需要吸引更多的優質外資。
這裡涉及一個簡單的國際資本流動原理。目前,中國的外乎儲備已經從“四萬億”下降到“三萬億”的水準,外資的進入將有利於外匯儲備的積累,而外儲則是貨幣當局干預匯市,穩定匯率和國家金融體系的“子彈”。
在這個意義上講,即便中國沒有必要繼續保持如此高的外匯儲備存量,但通過新一輪的改革開放,繼續打造一種外資持續流入的預期非常必要。這是國家金融安全的內在要求。
2017年7月,香港與內地“債券通”上線,其中,“北向通”已正式運作。“北向通”,即境外投資者通過香港市場“北上”投資于內地債券,簡單而言,就是外資進入內地。為何開通“北向通”,顯然就是在打造外資(債務資金)流入的便利。它對當前的中國太重要了。
一個國家,要吸引外資可以從很多維度考慮,一是資產維度,即在這個國家的經濟版圖內,有著極具增長潛力的企業的股權或其他能夠穩定增值的資產品類,比如債券、房產等。
二是城市維度,即這個國家的全球性城市都有著良好的城市治理、高效的“軟硬”基礎設施、合理的營商成本(特別是地租),從而能夠為境外的長期資本以及跨國公司的股權投資,提供足夠的現實機會和想像空間。顯然,在中國的一線城市中,廣州符合這個條件。
吸引外資,不論是股權資本,還是債務資本,它們既是城市本地實體經濟發展的必須,也是國家金融穩定,本幣幣值堅挺的重要保證。
隨著樞紐型網路城市建設的不斷推進,廣州在國際上的城市名片越發靚麗,這無疑為吸引國際高端生產要素提供了良好的“城市信用”支撐。更重要的是,這種“城市信用”也會不斷匯聚為有助於國家金融穩定和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國家信用”。(作者 南風窗副主編 譚保羅)
[責任編輯：葛新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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