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溯源：一個霸權國家的政治話術
按照美國總統拜登的要求，8月24日美國情報機構所謂的病毒溯源報告出爐。這一波操作像極了老師給學生佈置作業。之前情報部門提供的第一份“作業”由於沒有明確的結論，“老師”並不滿意，所以要求再提交一次，而且期限是90天，並明確了“作業”修改的原則，那就是多關注一下中國，聯合國際夥伴一起給中國施壓，讓中國參加其所謂“全面、透明和基於證據”的國際調查。其中的暗語躍然紙上：要讓中國“配合”。對美國情報部門來說，這顯然是一個充滿難度的命題作文，無異於在一張白紙上作畫，而畫的真假好壞，全由“老師”來評判。
難度之一是基於拒絕真相的索要所謂“真相”。疫情暴發以來，中國在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贏得抗擊疫情的階段性重大勝利的同時，已經向國際社會及時而全面地提供了幾乎所有的病毒數據和相關情況，也與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專家在內的科學力量進行了緊密合作，科學意義上的真相至今已經非常透明。未能發掘的病毒起源和傳染網路由於其全球性，自然需要全世界科學家基於科學精神進行長期的合作式探索。因此，把有關新冠病毒的長期科學探索轉化成一個90天內需要完成的調查任務，美國情報部門可謂是有苦難言。
難度之二是基於結論導向的打(編)造證據。既然科學意義乃至常識意義上的真相難以在短期內獲得，那麼美國情報部門只能跳出專業範疇，找尋那些讓政客以及受其影響的媒體敘事和公眾心理滿意的“真相”要件，換句話說，就是需要打造一個看似專業又合理的“真相”故事，從而在不損害自身權威性和維護部門合法性的同時，完成總統佈置的任務。那麼，如何獲得這些故事要件？目前看來，美國情報部門的努力方向是讓專家為其站臺，畢竟說到底，這還是個專業問題，單純的政治命名——比如特朗普一開始就將病毒命名為“中國病毒”——雖然有利於跨國傳播和情感動員，但卻很難為後續的利益獲取塑造合法性。
因此，面對這些困難，美國的政客、情報機構和媒體等不得不形成一個話語聯盟，通過找尋和編織故事要件，打造一個固化的病毒認知框架。一方面避免調查結果的“不盡如人意”讓自身出現合法性危機；另一方面也通過轉移輿論注意力，將自身的病毒泄漏可能、國內社會矛盾和對外關係問題邊緣化，乃至掩蓋起來。比如，面對阿富汗撤軍所導致的混亂和尷尬局面，美國的政治精英們自然亟須一個涉及全世界大多數人口的危機故事，通過喚起對病毒及其導致的社會問題的共同敵視情緒，來挽回一個“救世主”的“天賦角色”。
為了打造這個故事、鞏固這一角色，美國的政治精英和媒體精英實現了話語意義上的聯盟。政治精英的目的是維護自身在國內的權力地位，而媒體精英的目的則是在附和政治精英的同時，用加深和翻新“中國威脅論”來維護自身在國際輿論場中的說教者和定義者的所謂“專業主義”，而背後則是其操弄已久、爛熟於心的國際傳播“雙重標準”，即在所謂“文明的我者”和“野蠻的他者”之間，以其文明優越論乃至種族優越論為基調，武斷、專橫地劃下楚河漢界，而毫無專業精神和客觀標準可言。這一套充滿歧見的敘事，在疫情期間得到了加強。這一聯盟往往通過如下話語策略，將新聞故事和公眾討論的注意力“轉向”，或者更精確地說，“簡化”為病毒溯源這一承載著諸多政治化隱喻、實則隸屬於科學的問題。以羅蘭·巴特為代表的符號學家將這一“意指”過程稱之為“神話”，即主觀創造出來的某種特定意義被自然化和合法化的過程。換句話說，這就是意識形態。
圍繞“新冠病毒中國造”這一“神話”，美國這一霸權國家的主要話術如下。
第一，選擇性忽略過程。造成疫情在全球蔓延的因素非常多，有病毒源頭的追溯問題，有藥物供給的滯後問題，有危機政策的制定問題，有相關利益方的協調問題，有跨國邊境的管控問題，有政治黨派的鬥爭問題，有社會流動性的限制問題，有科學傳播與公眾輿論的問題，等等。為何拜登政府“忽略”其他導致美國和世界深陷疫情漩渦的因素，單單聚焦病毒溯源問題？從傳播的角度而言，這一話術把握住了大眾心理的兩個敏感方面，或者說兩個直接影響大眾心理的傳播機制。一個是“複雜問題的簡單化”，將議題的設置效果和傳播效力最大化，因為大眾往往是被動和懶散的，極易被簡單的“事實”和直接的“觀點”所綁架。另一個是“自身問題的他者化”，大眾往往不願意為自身的過失擔責，因為這將帶來極大的心理不適和認知矛盾，借助把複雜問題簡單化將責任轉嫁給他人，往往能緩解緊張心理和產生情感共鳴，何況病毒溯源看似是很“自然”地找尋問題的根本。因此，通過選擇性忽略導致疫情蔓延的絕大多數結構性因素，美國政府和話語聯盟中的各類媒體主動設置了一個看似合情合理、實則漏洞百齣的定義病毒問題的國際輿論框架，邀約所有願意把問題簡單化和推責他人的聲音進駐，做大一個極具傳染性和危害性的後真相輿論生態。
第二，目標性苛責他者。對任何國家、社會和文化而言，抗擊疫情的根本目的都是為了保護人民生命健康，維護經濟社會發展和文化多元繁榮。然而，面對肆虐的疫情，美方卻未將人民生命健康放置在議程首位，而是將其與地緣政治、黨派爭鬥、文化偏見和種族歧視等緊密結合起來，借助病毒和疫情，喚起深埋已久的各種怨恨，激發和激化各種矛盾，以為實現自身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目的服務。把怨恨和矛盾針對中國——這個正在崛起的東方大國，這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走出了一條與西方顯著不同的發展道路的國家，有著西方近現代幾百年來積累下的社會大眾的想像性基礎，無疑是一個屢試不爽的案例。構成這一想像的既有“黃禍論”的種族式歸因，也有“東方主義”的他者化思維，更有冷戰思維的霸權式延續。任何能夠動員這些近現代史——也就是西方中心主義世界史——元敘事的聲音和話語，都極易與抱持認知慣性的國際受眾群體實現共鳴，在簡化問題和推責他人的心理作用下，實現病毒歸因的東方化和中國化。在這個意義上，美國政府和媒體恰恰是利用了最簡單的大眾心理學，來實現極具目標指向性的對外傳播，從而努力擺脫自身面對病毒肆虐的不作為和亂作為，以及由此而不得不承擔的道德乃至法律責任。除此之外，中國優異的疫情防控表現，以及經濟快速恢復和增長，也讓美國政治精英和部分國際受眾產生了從中國發展成果中分一杯羹的“受害者心理”。如此，一股腦地將病毒肆虐問題，以及由此產生的國際和地區矛盾、應對危機的昂貴成本，都歸咎於中國，自然成為一種看似合情合理、實則充滿新殖民主義色彩的“甩鍋”行為。
通過選擇性忽略病毒傳播的複雜過程，通過將系統性的苛責指向中國，美國政府和媒體話語聯盟共同打造著一個答案就在問題中的國際政治故事，謎底就在拜登甩給美國情報部門的謎面裏。從這個角度看，僅90天的工作流程也似乎合理，因為任何遠離中國的結論都與美方病毒溯源的動因無關。顯而易見，這一話術背後是一個雖面臨頹勢，但仍保有文化和話語霸權的帝國身影。
換句話說，按照葛蘭西所定義的霸權概念，理解美式話語和話術的一個根本出發點，除了解構其自身系統的問題之外，還要看到美國之外認同乃至支撐這一話語的西方和非西方政治力量，以及更具慣性的國際範圍內的部分社會群體及其心理傾向，這才是這一話語聯盟的全貌。在這個意義上，應對美國的病毒溯源話語霸權，既需要針對其發起者進行深入研究、系統解構和直面回擊，更需要找尋其在全球範圍內的聯盟性政治、社會和文化力量，進行有的放矢的傳播與對話。
簡言之，拜登政府發起的90天病毒溯源調查行動顯然是一系列國內外矛盾促成的結果，有著明確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傳播目的。在這背後，有著美國主導並熟諳的一套國際輿論價值鏈。
首先，從傳播的角度來說，美方進行病毒溯源的目的不是尋找真相，而是進一步抹黑崛起的中國，攻擊領導中國取得抗疫重大階段性勝利的政治制度，同時在危機變局下維護所謂民主社會的制度優越感及其話語和輿論同盟。美國維護自身話語優勢和輿論霸權的手段主要包含兩個方面：第一，借助自身渠道和能力優勢，設置國際輿論議程，佔據後疫情環境中的話語高地；第二，用病毒溯源的簡化歸因論，將疫情所揭露出的本土和全球治理問題進行遮蔽，從而起到轉移國際媒體和受眾注意力的效果。這一做法很容易引起同處矛盾中的話語聯盟國家的共鳴，形成“樂隊花車”式的從眾心理，共同將泄憤的心理目標和追責的政治目標指向中國。
其次，從政治的角度來說，通過病毒溯源這一聚集公眾注意力和訴諸泄憤心理的調查行動，美國政府企圖利用這一政治操弄來轉移國內矛盾，緩解對政府的信任赤字，實現對外傳播為國內政治服務的目的。顯然，病毒溯源是一個美方隱藏在國際傳播和輿論戰之中的政治計謀。我們要看到這一前臺和後臺的邏輯，避免陷入簡單的、看似只有一個準確答案的“真相在哪”的論爭。因為，永遠找不到真相很可能就是最後的真相，而在這一過程中，美國政府可能已經達到了某些政治、經濟和宣傳目的。病毒溯源無疑是美方設置的一個話語陷阱。
最後，美方病毒溯源有著比較明確的利益訴求，這是此類國際輿論價值鏈的最末端，也是最現實、最功利的構成部分。通過發動病毒溯源調查，美國政府預設了所謂中國政府對國際社會的賠償責任。這一結論的得出甚至根本不需要調查，在調查發起之初就埋好了。所謂賠償涉及兩個方面，一個是各國防疫成本，另一個是經濟衰退成本，從而逼迫中國在相關協議上讓利，進而在總體上對中國進行打壓。製造輿論的背後是政治和經濟利益訴求，這是國際傳播價值鏈的完整邏輯。
基於以上分析，我們能夠看到美方病毒溯源的符號邏輯和傳播邏輯，以及背後的政治經濟動力。因此，我們不能被美方這一議程帶著走，不走入美方這一話語陷阱，而是找尋問題背後的美方權謀，分析美方話語聯盟的構成，從而進行有針對性的系統性鬥爭。90天可能是一個故事的結束，更可能是更多故事的開始，我們需要有智慧，更需要有耐心。
(作者為中國傳媒大學國家傳播創新研究中心研究員，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姬德強 來源：中國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