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專稿: 改革開放30年，中國的巨大成就舉世矚目，影響深遠。近幾年關於“中國模式”(或曰“中國道路”、“北京共識”等)的議論頻頻見諸報端。其實，所謂“中國模式”只是國外對中國改革開放歷程的解讀。由於立場和角度不同，這種解讀是形形色色的，大體而論，可以分為“西方解讀”和“非西方解讀”兩大類。前者充滿著曲解和誤讀，但也有不少明智的人士講了一些睿智的公道話；後者大多來自發展中國家，希望從中國的實踐中找到自己快速發展的途徑，對此充滿期待。
西方解讀
美國右翼智庫企業研究所2007年底出版的《美國人》雙月刊發表署名文章說，“中國模式”有兩個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效倣自由經濟政策的成功要素，通過使本國經濟的很大部分對國內外的投資開放，又允許實現勞動方面的靈活性，減輕稅收和監管方面的負擔，並把私營部門和國家的開支相結合，從而創建一流的基礎設施。第二部分就是允許執政黨保持對政府、法院、軍隊、國內安全機構以及資訊自由流動的牢牢控制。描述這一模式的一個較為簡捷的方式是：經濟自由加上政治壓制。
上述觀點可以說是西方對“中國模式”的典型描述。他們不否認中國經濟的長足發展，但同時強調“政治壓制”，甚至乾脆說中國“專制”、“獨裁”。這顯然是以西方的價值觀為標準，居高臨下地蔑視中國，有幾分敵意和不屑，也有幾分不安甚至恐懼。
但是，西方也有另一些聲音，不少出自資深的政治家和有影響的學者之口。例如，德國前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2005年5月出版了一本題為《未來列強———明日世界的贏家與輸家》的書，他在書中寫道：“如果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和知識分子，覺得自己在道義上有權就如何處理民主和人權問題指責中國人，那麼，大多是因為對中國在三千年曆史進程中發展起來的文化缺乏知識和尊重。中國的市場經濟將進一步發展，其政治文明也會進一步發展。誰只要大體上了解這個國家的歷史，他就會明白：中國不需要任何監護。而我們的美國朋友尤其應當理解這點，對中國進行任何方式的‘監護’都是不現實的。”他還寫道，他反對在德國實行中國的政治制度，但“中國現行體制所保障的政治穩定是必要的，對中國人民及其鄰國來說都是有益的”，“如今中國人在自己國家裏享有的自由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多”。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2005年5月與北京大學學生座談時說：“我總是告訴我的美國朋友們，那就是讓中國自主地發揮自己的作用。”他說，美國的一些政治家頑固地認為共產主義就是蘇聯模式，“一提到共產主義，他們頭腦中便出現了根深蒂固的消極形象，而且從不允許這種形象向好的方面轉變。但是我不能同意”。
世界銀行前行長、美國金融家沃爾芬森在回答記者關於民主與扶貧的關係時說：“有證據表明，透明度和民主也是有作用的。但是，也許這不是唯一行之有效的制度。如果擁有一個像中國那樣有效的政府結構，就會有一個較好的結果。必須考慮到地方文化和歷史。”
“軟實力”概念的提出者、美國學者約瑟夫·奈2 0 0 8年2月對記者說：“中國的經濟增長不僅讓發展中國家獲益巨大，中國特殊的發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國家視為可效倣的榜樣……更重要的是將來，中國倡導的政治價值觀、社會發展模式和對外政策做法，會進一步在世界公眾中產生共鳴和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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