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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安娜在學校裏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2008年12月6日文章：“美國”女孩在中國的新生活
一個星期天的晚上，九歲的何安娜（Anna He）在吵鬧的寄宿學校宿舍中，顯得那麼安靜。安娜本不是屬於這裡的孩子。她的父母是中國人，但她在美國長大，和同學沒辦法用中文交流。
這個長得一雙迷人黑眼睛的小女孩，卻是美國近幾年耗時最長的一起爭奪撫養權糾紛的中心人物。這場倍受矚目的訴訟歷時七年，背後藏著種族與文化差異的激流交鋒：一方是貝剋夫婦，居住在孟菲斯的美國家庭；一方是何氏夫妻，是曾在美國打拼的中國人。安娜出生於1999年2月28號。就在她出生前幾個星期，她的父親何少強（音）被指控非禮一名同事。雖然他最後被無罪釋放，而丟掉了他在孟菲斯大學的學位。少得可憐的收入讓何氏夫婦不得不將不到一個月大的安娜送給了一對美國夫妻——貝剋夫婦收養。就在這之後沒多久，何氏夫婦就開始為了要回安娜而不停的打官司。最後，田納西最高法院將孩子判給了中國夫婦。
司法訴訟終告一段落。而對安娜來說，新的生活才剛剛開始。自從回到中國以後，安娜已經到過兩個城市，讀了三所學校。當何氏夫婦正在鬧離婚的時候，她被送到了現在這所只有週末才能回家的寄宿學校。
“我不喜歡住在學校裏。”安娜低聲抱怨說。她心不在焉地擺弄自己的毛衣，背後其他孩子正在玩著枕頭大戰。
回到中國時的安娜已經成長為一個9歲的“美式“女孩：她不懂、也不會說中文，而且她對這個國家完全陌生。現在，她和弟弟Avita、母親羅琴生活在重慶。
何安娜與家人一起玩耍
和中文的鬥爭
在一個週五的晚上，安娜在亂糟糟的家裏和弟弟Avita玩耍著。在家裏，每個人都和安娜說英語。她的哥哥姐姐中文、英語都說的非常好。大家都叫她“Anna”，而不是中文名“何思嘉”（音）。安娜到中國已經九個月了，面對出了名難學的中文，她依舊一籌莫展。如果“說的有些事情真的很簡單”，安娜還是能領會到是什麼意思，但在課堂上，她面對著課堂和同學只能默默無語，“當然，他們也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安娜沒法告訴同學“萬聖節”（Halloween）是什麼，因為她不知道Halloween用中文該怎麼說。同樣讓她鬱悶的是，有一天在午飯的蔬菜上發現一條黑蟲，她怎麼也描述不出來她看到了什麼。
一開始，安娜說她自己害怕任何有關自己的問題。到現在，也開始慢慢健談起來。“我喜歡美國，喜歡呆在學校裏，喜歡數學和自然學科。”她興致很高地說。“我有很多朋友，最重要的是，他們都說的英語。”
何安娜在看考卷，她來中國後成績稍微下降了些
那安娜喜歡在中國的生活嗎？
“我想想……我來這兒有不久，是交了一個叫Sarah的朋友，不過她早就離開了。讓我想想還有什麼……第二就是我喜歡中國什麼？呃，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這裡有太多的車、太多的吸煙者，我真的很討厭。”安娜回答道。
她本該讀四年級了，但因為語言障礙，只能現在低年級學習。安娜覺得中國的學校比美國學校要“辛苦五倍”。她有一包從美國帶來的試卷，上面全是用綠色墨水打出的高分。“在美國我可以很容易得‘A’，在這裡，我基本得的都是‘B’和‘C’。”安娜說。
她調皮的說：“我喜歡音樂，它能帶走我的煩惱。我不喜歡上學。如果要讓我喜歡上學校，那就讓大家都說英語吧。”羅琴笑著說：有一次老師找到她，說要和安娜談談，因為她“竟然在做禱告！”
兩個家庭
和中國其他母親一樣，羅琴把孩子們的時間安排的很緊湊：週五晚上鋼琴課，週六早上是中文課，下午是藝術課。家裏沒有電視，羅琴倒是花了1萬5千塊購置了一台嶄新的鋼琴。羅琴說：“我要給孩子們盡可能多的受教育的機會，他們長大之後，會比別人領先一步。”安娜入學後，每學期要交7000元的費用。羅琴沒有工作，所有的開支都是來自於她的哥哥，一名富有的商人。
安娜的養父母貝剋夫婦每週六下午都和她通電話，他們寄來了安娜最喜歡的東西：毛絨玩具、通心面、奶酪和巧克力。貝剋夫婦不是很能理解住校這一情況。他們不願談起安娜的現狀，不過還是很感謝羅琴能讓她與他們通電話，乃至來探望安娜。“我們只想讓她快樂成長，繼續愛著我們，”貝克一邊說，一邊眼淚止不住地留下來。“我們很高興，她依然愛著兩個家庭。”
寄宿的生活
“我討厭上學，最快樂的事情莫過於回家了。”安娜抱怨說。住校和學習讓她心煩意亂。
羅琴想攢夠錢送她去重慶的一所全日制國際學校。甚至想過再回到美國，但在那裏，她的英語水準根本無法謀到一份工作。“她出生在那裏，她習慣那邊的生活方式。美國學校裏也沒有這麼大的壓力。”羅琴說。
安娜有一本紫色的小本子，上面寫滿了安娜以前同學的祝福。她指著本子上的話，大聲地讀著：“親愛的安娜：我想你在中國會過一個讓人羨慕的生日。我會想你的！”“親愛的安娜，生日快樂！我願你的夢想能成真！”
翻過了十幾頁的祝福以後，本子終於只剩一片空白。
“可能都不會有（留言）了，”安娜吶吶自語。“不會再有了。”
